马士英（1591年~1646年），字瑶草，贵州贵阳人。明朝末年南明弘光时期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贪官。他经科举步入了官场后，靠贿赂朝官往上升迁。他与为人奸狡、心狠手毒的阉党人物阮大铖勾结在一起，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索取贿赂，贪污军饷，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最后落得个四处逃亡、死有余辜的可耻下场。
一
马士英自幼家里贫寒，其父靠做小买卖为生，祖辈与官宦无缘。他从孩提时就羡慕当官的。长大以后，他知道自己出身寒微，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发奋读书，靠科举取得仕途。在当时有很多想经科举谋取功名的人，而马士英却是这些人中的幸运者。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他到北京城里参加会试，又过了三年，居然顺利地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南方户部主事。做了地方官的马士英，不是尽职尽责为百姓谋福利，而是一心想着升官发财。为了达到目的，他做事察言观色，左右逢源，对朝廷的官员投其所好，阿谀奉承。功夫不负他的野心，天启初年，他做了郎中，后又多次升迁，历任严州（今浙江建德境内）、河南、大同三地知府在官场上一路顺风。崇祯三年（1630年），又升迁为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做了右金都御史兼宣府的巡抚官。上任刚一个月，他就大着胆子拟写了征用银子的文书，并私自从府库中取出大量公款，贿赂朝廷的权贵，不料，这件事被当时的镇守大监王坤告发了。因此，他被罢黜了官职，定罪后发配到边疆去充军。为寻求复出的机会，不久他悄悄地跑到南京去了。
寓居南京后，马士英无事可做，就想办法与同他一起中会试的阮大锨取得了联系。当时阮大铖的名字列在朝廷的逆案中，早已丢掉了官职，闲居在南京。阮大铖是明末时期朝内的一个擅于专权弄术的阉党人物。他机敏狡诈，心狠手毒，人们都恨透了他，甚至“三尺之童见其过市，必唾骂之”。当时朝廷内部的党争非常激烈，阮大铖依附于宦官头目魏忠贤，成了魏忠贤的心腹干将。朝内的大臣中，有些是东林党人，他们对宦官擅权、政治腐败不满，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因此成了魏忠贤、阮大铖的死对头。崇祯皇帝继位后，想消除党争，振兴朝政，就对魏忠贤及其阔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并定为逆案，重的处死，轻的终身不予任用。狡猾刁钻的阮大铖没被处死，但被列入逆案削职为民。马士英和阮大铖结识后，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密谈朝中的事情，感叹官场的失意。因他俩都是被逐出官场的，所以越谈越投机，一来二去，成了挚友。马士英曾说过：“我若操朝政，必先自用大钺始。”
光阴似箭，马士英在南京一晃几年过去了。事有凑巧，崇祯十四年（1641年），马士英的命运意外地发生了转机，原来朝里有个叫周延儒的奸臣，被贬黜首辅官位后，回到乡间，不几年工夫，以他狡黠的手腕，竟然得到了东林党许多人士的谅解与同情。崇祯皇帝也忠奸不辨，良莠不分，居然又把他召入内阁任首辅。马、阮闻讯后，就打点了二万两银子，让阮大铖前去拜访。周延儒见到阮大铖送上的银子，笑逐颜开，但听到阮大铖要官做时，却皱着眉头为难地说：“我这次重新上任，全靠东林党人的推荐，你的名字列在皇帝定的逆案里，我若提拔你，能行吗？”阮大铖考虑了很长时间，又问：“瑶草可以吗？”周延儒答应了他的请求。也该马士英走运，就在第二年，凤阳总督高斗光被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得大败，接连丢失了五座城镇，被逮捕治罪。于是马士英暗地里买通了礼部侍郎王锡衮，让他为自己说话，王锡衮得了马士英的钱财，就在朝廷面前极力推荐他，吹嘘他有旷世之才，如何如何等等。周延儒也就顺着王锡衮的提议，做主让马士英当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卢州、凤阳等地的军务。马士英一步登天，春风得意，日夜盘算着如何在这个高位上玩弄自己的权术。
二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起义军向北京进发。不久，起义军包围了北京城。三月十九日，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走投无路在煤山（今北京景山）上自缢，东宫太子不知去向。
大顺军进北京推翻明朝后，明朝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非常恐慌，仓促地商讨起另立新君的事，图谋复明。此时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涝为了躲避起义军都逃到了淮安。立谁当国君，大臣们分为两派，以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侍郎吕大器、左都御史张慎言、詹士姜日广等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拥立潞王从为福王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不可立”的罪名。潞王贤明，应当立为国君。然而，马士英私下合计，福王昏庸无能，只知吃喝玩乐，又与东林党人有世仇，若让他当了皇帝，以后的大权就会落在自己手里。于是与阮大钦等密谋策划，一定要使迎立的新君出于自己的定策，这样方可窃弄权柄，铲除异己。马、阮等与江北地区兵权在握的黄得功、高杰、刘泽清、烈良佐等勾结在一起，将昏庸的福王弄到手中，居为奇货，用兵力做后盾，抢先一步送往南京。因马士英握有兵权，南京的文武大臣人人惧怕他，谁都不敢再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也被迫同意，率领百官前去迎接。崇祯十七年五月二日，福王在南京监国。以史可法为首辅，主持朝政，马士英因拥立有功，被升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总督凤阳。但是，一心想独霸大权的马士英对于得到的官职并不满足，他眼看觊觎已久的大权没能到手，不由得大怒，便由凤阳带兵入朝，摆出了一副与史可法见个高低的阵势，并拿出史可法写给他的福王“七不可立”的信上奏给福王。福王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朱常询的儿子，当年万历皇帝曾想立宠妃郑贵妃的儿子朱常询为太子，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结果来常询被出封为福王。因此，福王对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从内心就是既疏远又戒备的，再加上马士英的挑拨离间，更加深了福王对史可法的不满。马士英还不放心，又让他的亲信高杰、刘泽清等上了一道奏章，督促史可法去前线督师，阴险狡猾的马士英终于把阻碍他独揽朝权的绊脚石史可法挤出朝廷。五月十五日，福王登基称帝，年号弘光。
福王当了皇帝后，升马士英为首辅，主持朝政；命史可法驻扬州督师。至此，马士英终于抓到了朝中的大权，但也遭到世人的唾骂。当史可法被马士英排挤出朝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城里一片哗然，“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之语，传遍了朝野上下，老百姓把马士英比成秦桧式的祸国奸臣，把史可法比做功臣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