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因庚子护驾而受宠，慈禧太后经常召之入宫询问时政，引起奕助的嫉恨，便以一百五十万两贿赂大公主（奕唶之女，慈禧太后收养，受封荣寿固伦公主），让她经常在太后面前说：岑某所陈时政，意在力图富强，他的策略未尝不好。然实在是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就像现在这样每天奏事，必有两个钟点，太后年事已高，哪能如此辛劳，不如仍让他在外坐镇，以固国防，让奕助等从容整理政务，太后也少得安逸，而国事也可望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太后经常听这样的话，慢慢地锐气尽消，专以敷衍为事。后来，袁世凯又伪造岑与康有为密谋的照片，奕劻密是慈禧太后，岑春煊由此渐渐失宠，由邮传部尚书外放两广总督。
在排斥异己的同时，奕劻却极力提拔袁世凯。袁世凯字蔚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不仅野心很大，而且首鼠两端，擅长拍马奉迎。在奕助没有入军机之前，他全身心地巴结权臣荣禄，肆行贿赂，无所不至。此时奕勖虽然总理外务部，但相对权势较轻，袁世凯也没有怎么光顾他的门下。无怪乎奕劻发牢骚说：“袁蔚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庚子之乱后，荣禄身体欠佳，渐渐卧床不起，奕劻的地位在飞速提升，袁世凯闻听奕劻即将入值军机，转而巴结奕劻。袁世凯派心腹杨士琦给奕劻送上十万两银子，预祝奕劻入值军机。奕助见钱大喜，假作推辞道：“蔚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老佛爷身边的许多太监一定向王爷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个小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而已，以后还有特别报效。”荣禄死后，奕助出任军机大臣，袁世凯每月都有供奉，过年过节额外再加。遇到奕勖及福晋的生日，请客唱戏等一切费用，都有袁世凯全额包着。可以这样说，只要奕勖家有点大事小情，袁世凯就抓住机会行贿，由“孔方兄”穿针引线，袁世凯控制了奕劻。奕劻让载振与袁结拜，遇缺极力保荐袁世凯，后来遇到重要事情及简放外省督抚、藩桌，必先与袁世凯商量，表面上是让袁世凯保荐人才，实际让袁世凯出钱买官。袁世凯乐得借此安插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袁世凯的党羽遍布朝廷，成为不可动摇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
奕助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贪赃枉法，朝野有目共睹。梁鼎芬曾弹劾上奏说，当今朝政“皆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特别是袁世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警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免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升为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阳为升迁，阴夺其对北洋新军的指挥权。但此时袁世凯已完全控制了北洋新军，慈禧太后此举并未奏效。此年，外间盛传袁世凯要废光绪，立载振为帝，慈禧太后自觉年事已高，担心变生肘腋，就先把奕勖发到东陵督查修墓，但还没来得及收拾袁世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晏驾”，傅仪继位，改元宣统。慈禧太后弥留之际降下懿旨：由醇亲王栽沣监国摄政，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工随时面请施行”。
光绪死后，隆裕太后从他的砚台盒内发现用朱笔写的“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即交给载淬处理。载沣也知道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要职而奕勖又被他用金钱喂饱，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及数省的督抚都是袁的死党，即使没有光绪帝往日的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也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除掉袁世凯以绝后患。一些少年亲贵如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主张当机立断，在袁世凯上朝之时，在乾清门里将他杀掉再说。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当他征求奕助和张之洞的意见时，奕劻首先表示反对，并威胁载沣：“杀袁世凯当然不难，不过北洋新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表示反对，说：“现在刚遭国丧，主上又小，不宜杀戮旧臣。”载沣为人“谦抑退让”，是个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之辈，同时袁世凯势力的确很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便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结果，纵虎归山，自遗后患。袁世凯回家之后，垂钓于洹水之上，表面上是寄情山水，退隐林泉，其实，他在静观事态发展，等待东山再起。
溥仪即位后，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此伏彼起，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到十一月九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已有十二个省和上海宣布起义独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又向奕助大大贿赂了一笔，奕劻便呼吁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局面，并强调“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也是这个意思。载沣本来不同意，但奕劻联合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绪载拌施压，载沣被迫“忍泪屈从”，十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但袁世凯想趁机索取更大权力，借口“足疾未痊”，不肯出山。二十七日，清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军事全权等条件。最后载沣被迫以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都落入袁世凯手中。当他武力镇压了北方的革命运动，又得到南方革命党人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实行共和，否则将率军进攻北京。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手捧要清帝逊位的奏折，来到养心殿，装腔作势地痛哭流涕，劝隆裕太后“俯鉴大事，以顺民心”，否则皇族将“靡有子遗”。皇室亲贵都吓得没了主意，载沣坚决反对，而奕劻力主皇帝退位。他在隆裕太后召对时，进宫即对大家声言：“革命军有五万之众，我前敌将士已无战意。”旋至听候召对室，又说：“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于战。”当时就有人嘲笑说：“数分钟内，革命党军又增加了一万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清王朝至此覆灭了。
清帝退位之后，奕助就回家“纳福”去了，不久在天津购买了一幢中西合壁、富丽堂皇的楼房，深居简出，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直到病死。奕劻去世以后，溥仪虽然依照旧例派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祭，并赏给陀罗经被和三千元治丧费，但对奕助是十分不满的。按奕劻的地位，死后应予谥号。最初内务府大臣拟谥号“哲”，溥仪不同意说：“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最后经过大臣们的恳求，才给予谥号日“密”，据谥法考，追补前过日“密”。大概溥仪要让奕助死后去追补生前犯下的罪过吧。
奕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一生聚敛钱财无数，可谓晚清第一大贪官。不过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贪颗成风，贿赂公行，已成天之公害，奕勖不过是晚清腐败官僚群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