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利掌管下的微软在许多地方开始“硬”起来，不过，谢利在微软的好戏还在后头。
1983年，为了抢在可视公司之前开发出具有图形界面功能的软件，占领应用软件市场，微软开始了“视窗”项目，并宣布在1984年底交货。
谁知，直到1984年过了大半年了，“视窗”软件仍然没有开发出来，以致新闻界把“泡泡软件”的头衔“赠给”了视窗。
强烈个性的盖茨愤怒至极。
正在这进退维谷的时候，谢利经过一番仔细调查，找到了病根：除了技术上的难度以外，开发“视窗”的组织和管理十分混乱。谢利又一次大刀阔斧地整顿：更换“视窗”的产品经理，把程序设计高手康森调入研究小组，负责图形界面的具体设计；至于盖茨嘛，他“现在的任务”则是集中精力考虑“视窗”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
谢利的这一番部署切中要害，“视窗”的开发立竿见影，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进展神速。最终在1985年年底，微软向市场推出“视窗”Windowsl.0版，随后是“视窗”3.0版。
当然，在两位助手的帮助下，微软从1995年8月Windows95发布起，正式把微软推向计算机业的颠峰。而1992年IBMOS/22.0销量仅100万套，Windows3.0却达1000万套。
借助强大的市场优势和金钱实力，微软屡屡实施“吸功大法”，将许多其他公司创造的新技术新功能纳入自己的产品，尤其是Windows之中，使其成为无所不能的百宝箱。这种形势下，弱小的软件公司的确无法与微软一起参与这场游戏。
这就是伟大的微软！
企业要用好人不易，其中学问不少，但比尔？盖茨掌握了。
汉森虽然不会发明软件，但他有将软件送到全世界的思路，有思路才会有出路。
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正是谢利“找到了病根”，其实就是找到了可以让“视窗”早点露面的人。还有一点，谢利敢于给盖茨派活，让他的任务集中精力考虑视窗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方向。而别的自己揽下。
正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刘邦不如张良，输糖草，保供给，治国安民，刘邦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刘邦又不如韩信。但刘邦的长处就是能把这些人聚拢起来，让他们发挥各自的能力和长处，为自己服务。
9.赏罚必出于王公
【原文】诸行赏罚及有治者，必出于王公。（《墨子·号令》）
【译文】各种赏罚及惩治措施，都必须以国君的名义来制定和颁布。
赏与罚这把双刃剑，自古就受到众多兵家和政治家的重视，如韩非子就将其比喻成治国之用的“二柄”。一柄日“刑”，即今日的罚，一柄日“德”，就是今日所说的赏。认为贤明的君主所用来控制臣下的，就是这两种权柄。无论失去其中哪一柄，国君的处境就会非常不妙。轻者死身，重者亡国。这和墨者的赏罚结合、厚赏重罚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墨者十分重视赏罚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所有的赏赐和处罚，都应以王公的名义来实施，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施行，强调赏罚令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墨者所制定的守城军纪和禁令十分细致，也十分严厉，仅该判处斩首的条令就多达几十种。以至于后世有人甚至认为这不是墨家的著作，而是法家所为。与上述处罚相反，对于有功者，墨者也毫不吝啬，并且要求守城主将亲自吊死问生。城邑解困之后，国君也应立即派出使者前往慰问家属，犒赏守城将士，这可算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一种精神奖励。虽然从墨者赏罚的内容和方法来看较为单一，更多的是物质性的手段，而精神性的则较少，但总的来说，墨者厚赏重罚、恩威并举的治军思想还是较为全面、具体的。虽然墨者在此所提出的赏罚措施是专为守城而拟定，但这种赏罚严明的精神用来治国也是非常适合的。
杨朱和弟子在宋国边境的一个小客栈里休息，发现店主的两个老婆长相与身分地位相差极大，忍不住向店主人问是什么原因，主人回答说：“长得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所以举止傲慢，可是我却不认为她漂亮，所以我让她干粗活；另一个认为自己不美丽，凡事都很谦虚，我却不认为她丑，所以就让她管钱财。”
现代企业有多少领导，用人能像这位旅店的老板一样公允分明呢？有很多领导，一看见艳丽出众的女孩子，不管她才能如何，都要尽收门下，给其最轻松的工作和最优厚的待遇，留着养眼呀。而能干、谦逊，但长相平凡的员工，却让其干粗活，工资也低。这样的老板，真的让人很寒心。你要用华而不实的东西，你就全部去用吧，看以后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谁来帮你做？
以貌取人的领导，最终会伤透下属的心，长期下去，务实之人定然会悄然离别，而花瓶也不可能为你带来效益，最终你就等着关门吧。到时候，不但江山没了，美人也弃你如敝屣，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呀。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要力争摆脱这种以貌取人的传统方式，对人才的甄别，应从本质上去认识。这样，你才不会错失千里马，朽木当块宝。
恃才傲物，不守规矩的“特殊”员工，会影响企业的整体战斗力。
10.用人当知人善任
【原文】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墨子·杂守》）
【译文】用人若能发挥其长处，天下的事情就能办得妥当；若能使其各得其所，天下的事就能办得合理；若各人都能得到自己得心应手的职务，天下的事就完备了；若能依其才华量材就位，天下的事情就没有遗漏的了。
墨子，与儒家所倡导的“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颇有相通之处。不过一个是从用人者的角度出发，要求用人者要善识其长，善用其长；一个是从被用者自身的角度出发，要求被任用者自知自觉，不勉为其难。二者都体现着一种量材而用的思想。为了做到知人善用，墨子曾区分了“谗人”、“利人”、“恶人”、“善人”、“长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内人者”、“外人者”、“善人者”、“善斗人者”等十三种各有特点的人物类型。并要求用人者仔细考察他们所具备的是哪种品质和特长，名副其实者就应接纳任用。在墨子的眼中，世上只有因安置不当而导致没有被充分使用的人材，没有任何一无是处的庸人。无论三教九流，只要使用得当，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为国家做出一定的贡献。想当初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不也正是靠了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才逃得一命的吗？一架机器，大小零件各居其位，运转起来就会精确无误，一旦有零件被安装错了位置，整架机器就将运转不灵，甚至瘫痪。
墨子这一“量才而用，各尽其长”的用人观是经得住历史推敲的，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利用人材资源，促进社会发展来说仍是有可借鉴之处和重大意义的。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燕国国君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年）一心想招揽人才，而更多的人认为燕昭王仅仅是叶公好龙，不是真的求贤若渴。于是，燕昭王始终寻觅不到治国安邦的英才，整天闷闷不乐的。
后来有个智者郭隗给燕昭王讲述了一个故事，大意是：有一国君愿意出千两黄金去购买千里马，然而时间过去了三年，始终没有买到，又过去了三个月，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匹千里马，当国君派手下带着大量黄金去购买千里马的时候，马已经死了。可被派出去买马的人却用五百两黄金买来一匹死了的千里马。国君生气地说：“我要的是活马，你怎么花这么多钱弄一匹死马来呢？”
国君的手下说：“你舍得花五百两黄金买死马，更何况活马呢？我们这一举动必然会引来天下人为你提供活马。”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
郭隗又说：“你要招揽人才，首先要从招纳我郭隗开始，像我郭隗这种才疏学浅的人都能被国君采用，那些比我本事更强的人，必然会闻风千里迢迢赶来。”
燕昭王采纳了郭槐的建议，拜郭槐为师，为他建造了宫殿，后来没多久就引发了“士争凑燕”的局面。投奔而来的有魏国的军事家乐毅，有齐国的阴阳家邹衍，还有赵国的游说家剧辛等等。落的燕国一下子便人才济济了。从此以后一个内乱外祸、满目疮痍的弱国，逐渐成为一个富裕兴旺的强国。接着，燕昭王又兴兵报仇，将齐国打得只剩下两个小城。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不可能像燕昭王一样筑“黄金台”，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借用报刊一角，筑起“招贤台”，招聘贤才么？
人才就是效率，人才就是财富。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
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
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很丢面子，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日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
从王珐的评论可以看出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繁荣强盛。
管理之道，惟在用人。人才是事业的根本。杰出的领导者应善于识别和运用人才。只有做到唯贤是举，唯才是用，才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