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饭能吃八个馍馍的女兵,在目睹另一个女兵惨死之后,她变成了“男人”。若干年后,当她再想淑女一回时,老营长看上了她,她却说老营长比她爹还大。从此。她成了女光棍。后来自己找了个婆家。可婚后除了生儿育女,她一生几乎就没干过女人的活。今天。老人们还是把七十多岁的关丽奇叫做“假小子”。
关于树的一次讨论
认识关丽奇,是一次完全的偶然。
那是十多年前,在塔里木盆地深处,一片秋后的胡杨林里,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宣传部朱副部长,从他的一幅名为《胡杨》的油画,探讨起了胡杨的属性。我说,在我国的“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也可以说,在整个广义上的北方,可以称为男人的树,只有三种:桦、枫和胡杨。
在我看来,三种树男人味都在于秋后,秋越深。男人味愈浓。
桦之美,于秋,是一种小男生刚刚退去青春痘后的美。是青春的骚动和成熟开始兼容的果,是花季的姑娘们钟情的花。
枫之美,于秋,是一种老男人的美,是奶奶们喜欢的男人之美。
胡杨之美,于秋,则是一种四十岁的男人之美,成熟、阳刚、坚毅、智慧,是少女们梦中崇拜的偶像。是妈妈们誓死守卫的阵地,是奶奶们回味了一生的经典。
但是。我的论断一出口。就遭到了朱副部长的一顿臭批。他说,桦枫之美,是中性的,而胡杨则是女性之美。
在他看来,胡杨具有的品格更像女人,更像母亲。
他说,在秋风中,你一个人站在高高的沙包上,望着成林成片的胡杨林,马上就会想到“中国劳动妇女”,就会想到勤劳、善良、忠贞、俭朴的母亲形象。
为了说服我,老朱给我引出了一大串塔里木兵团的妇女,加以佐证他的观点。
其中,有一个叫关丽奇的湖南女兵,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十多年后,当我决定要写这部作品时,我又想起了我和老朱的那次关于胡杨的对话。
“这一觉睡的连子孙都成了新疆人”
关丽奇的一生,有许多可以让人一听就能记住的故事。
在没见到关丽奇时,我就有了许多关于关丽奇的传说。
“我和毛主席是老乡。我是来参军的。”这是1951年,关丽奇在报名参军时和接兵干部的对话。
关丽奇是湖南湘潭人,她的家乡离毛泽东主席的老家韶山冲,只隔着一座山头。关家有七朵金花,虽说是在湘潭山区,世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受新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早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关丽奇的几个姐姐,就先后加入了地下党。四姐还参了军。
关丽奇在家里排行老五,从小受几个姐姐的影响。思想积极上进。1950年底。她听说镇上来了接兵的,而且是去抗美援朝,她拉起村上一个也是解放前入党的姑娘。就去了县城。可到那里一打听,人家说,去朝鲜的部队不要女兵。
关丽奇不服气,就和人家理论上了。说:“我是毛主席的老乡,为什么不要我们女的参军。”
人家给她解释说,不是不要女的参军,是必须要有初中以上学历,我们是给西南军干校招兵。她说,这好办。
说完,关丽奇丢下同来的姐妹,自己跑了。她几乎是一路跑着回到家里。找出姐姐的毕业证,又向县城跑去。
可是三天之后,等她返回县城时,人家那拨接兵的早就走了。就在她准备打道回府时,湘潭又来了几个接兵的部队。她就跑去报名。费了半天劲她才挤到跟前,人家问她多大了,叫什么,什么文化程度。她就说我十六岁,叫关丽奇,初中毕业。人家接过她的证件一看,名字对不上号。她说证件上是她原来的名字,现在才改成关丽奇的。人家就出了几道数学题,让她试试,只有小学文化的她一下就露馅了。
原来,这个接兵点是一所军政干校招生n后来,人家建议她到汽车站附近那个接兵点看看,那里招普通兵。她去了,结果十分顺利地报上了名。
回家不久,关丽奇就接到入伍通知。1951年1月4日,关丽奇和同乡的几个姑娘一起,从家乡出发,坐火车北上,去长沙报到。等她们到达长沙时,部队早就集合好了,接兵的干部直接将她们送上了火车。
初次见到关阿姨,她就说起了当年参军的事:“可能因为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也可能是前些日子,为当兵的事折腾累了。一上火车我就犯困。一路上,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等火车到了西安,我才知道这一车的女兵,原来不是去朝鲜打美国鬼子,而是去新疆。心里就有点后悔,可又一想,当兵吃皇粮,到哪不都是一个样,去新疆就新疆吧。”
关丽奇笑着说:“你们说说,我这一觉睡得好吧,到了西安才知道去哪儿当兵。可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新疆会是那么远,更没想到我们这一车的女兵,拉到新疆就是为了给王胡子的老兵当媳妇。这一睡就在新疆睡了一辈子,连子子孙孙都睡成了新疆人。”
世上的许多事情是由偶然的巧合决定的。关丽奇的命运就是这样,一觉就把自己睡到了新疆,把子子孙孙都睡成了新疆人。可是她说:“当新疆人又怎么了,我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才构成了她一生中的许多传奇故事。
一口气能吃八个大馍馍的小女兵
自从“毛主席的老乡”关丽奇,在西安知道要到新疆当兵的消息后,什么也不想了。一路上除了吃就是睡,火车、汽车全都一个样。用她的话说:“后来别人都说路上是如何苦,如何累,可我什么也不知道,反正稀里糊涂就到了新疆。现在别人都还记得那次我们坐了多少天的火车,坐了几个月汽车,我只记得是坐过火车、汽车,还有马车,至于走了多少天,一点也不知道。等到了焉耆,就不走了。这我才清醒地认识到,我得开始好好当我的兵。
焉耆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上一片肥美的绿洲。它东临博斯腾湖。西接尤尔都斯盆地。自古就是盛产名马和歌舞的土地。但是关丽奇她们所在部队驻扎的地方却有点偏,处在今天的博斯腾湖和焉耆回族自治县的交界处。
2001年5月,湖南卫视一个摄制组从遥远的湘江岸边,进疆采访当年的女兵。在一盘素材带子上,关丽奇正在讲述五十年前,她从马车上下来时,看到的景象。
“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只有一排孤零零的土坯房子。带队的干部告诉我们说。那就是你们的营部。房前的空地上,有一眼伸手就能够到水的老井。水井的边上是两排光秃秃的木架子,从地上的马粪看,是拴马用的。营部门前停着一台熄了火的拖拉机和四架木轮子的马车。当时我心里还想,这哪里是支部队呀,大炮、机枪、大汽车什么都没有。往大说是一个农庄,往小里说,还不如现在的南疆的一户普通人家的家当多。”
“我这么说行吗?”关丽奇好像是在问摄影师。
“行行。不错。你想到哪就往哪里说吧。”摄影师很随和地说。
“那就行,我接着往下说了。”关丽奇笑笑,“营区里空荡荡的,连一个人都没有。过了很长时间,带队的干部才从地窝子里喊出一个胡子拉碴的兵。紧接着就从地底下走出了好多人。原来在我们不远处一个又一个的土堆下,就是他们的营房。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地窝子,全都是背风而挖,一条渐渐斜下去的通道是门,门又都冲着营部,从地下上来,就是一个操场。”
画面上的景变了。一座在新疆南部几乎家家都能见到的葡萄架下(看来这是关丽奇的家),关丽奇一边为客人们摘着葡萄,一边讲着当年的经历:“开始我们还笑,说这里的部队真怪,怎么都像老鼠一样住在地下。可是不一会儿,教导员给我们致完了欢迎词,老兵们就把我们也领到了地底下。这下谁也笑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到的时候,都是春末夏初了,地面上早就没冻了,再加上焉耆是南疆地区降雨最多的地方,又靠博斯腾湖近,地上整个就是烂泥塘。到夏天就更有意思了。地窝子里到处都是癞蛤蟆,连被窝里、鞋子里都有。开始怎么也受不了,害怕、恶心、睡不着觉。但是,没要多久,超负荷的生产劳动。就是癞蛤蟆爬到头上,我们这些女兵也能倒头就睡。”
关丽奇拿起一串葡萄冲摄像机走去,画面虚了起来,但同期声还在:“那时部队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砍芦苇、挖胡杨、刨红柳、整理大田、种庄稼。你吃葡萄,新疆的葡萄好,可甜了,真不像湖南的,那年我回去,在湘潭买了几串,全都酸不拉叽的。跑题了。刚才说哪里了?该说夏天了。等到了雨季,我们连队就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一切都要靠自给自足。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很多生存的本事,怎样在大旷野中识别方向,怎样在饥饿中保存体力,怎样在野外与狼和野猪打交道……”
带子出现了空白。
在这样的环境中,关丽奇一干就是三年多。三年中,她不仅从一个柔弱的湘妹子变成五大三粗的大姑娘,而且繁重的劳动让她变得饭量惊人,是当时全营有名的吃手之一。
1952年秋天,垦区部队的生产获得大面积丰收,部队加班加点抢收庄稼,许多连队吃住全在大田里。
关丽奇她们连已经连续二十多天没回营地了。一天三顿饭,全部由炊事班送到地里,吃完了接着干。有一天,过了开晚饭时间都几个小时了,饭还没送上来。连长就喊着让大伙继续干,一直干到天大黑了,饭还是没有送来,连长就让人回去催。原来是送饭的毛驴车在半路上掉进了盐碱地,出不来了。等饭送到地头上时,都晚上十一点多了,关丽奇早就躺在田边的庄稼上睡着了。
班长见她睡得正香,就说反正饭菜都凉了,先别叫她,让她再睡一会儿吧。可当班长把馍馍筐子抬到她跟前时,她头也没回,伸手从背后的馍馍筐里两把抓出了四个,一句话也没说,一口菜没吃,一口汤没喝,转眼间四个馍馍下去了。
炊事班长给大家打菜的空儿,她又一手抓了两个,开始吃第二轮了。炊事班长见她这么狼吞虎咽,给她打好了汤,却没敢给她,一直端着碗蹲在她旁边等着随时准备递给她。老班长好像生怕一打扰,就噎着她了。等第七个馍馍下肚后,见她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炊事班长这才拍了拍她的头,将碗送到她嘴边,示意她先喝口汤再吃,她接过碗就喝。班长就从她手里接过第八个馍馍,就去给她夹油泼辣子。等炊事班长转过身来时,她端着空碗,冲班长笑笑,接过第八个馍馍又吃了起来……
八个馍馍和一碗汤下去之后,关丽奇擦擦嘴,又冲炊事班长笑笑,站起来做了个深呼吸,说:“班长,我还想再吃一个。”
班长怕她撑坏了,就对她说:“姑娘,别急,你都吃了八个了,等休息一会儿再吃吧,要不会撑出毛病来的。”
经老炊事班长这么一说,不仅旁边的人听了都吃惊,就连关丽奇自己也没想到,她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一口气能吃八个大馍馍。
连长就开玩笑说:“小关呀,你现在不光是干活能顶一个男同志了,吃饭也不比我们男的差呀。”
后来,她吃饭的时候,边上的姐妹就给她数数。只要是下田干活,平均每顿饭都是五个以上,最多的时候,一顿饭能吃十九个包子。
久而久之,关丽奇成了饭量大得惊人的“假小子”。
一个女兵的意外死亡让她变成了“男人”
二十多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被放置在荒原的旷野上,与一群男人和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为伍,自然环境的艰苦和繁重的付出,虽然消耗了她们的体力,让人筋疲力尽,但青春的热情总还是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激起一朵朵的浪花,灿烂着她们的青春年华。
当她们离开湘江,告别了八百里洞庭,到达新疆之后,北疆南疆大面积的戈壁、沙漠,让她们更加思念家乡的山水。
湘江的水,出了多少灵秀像山茶花一样的湘女;洞庭的水,养出了多少娇艳如芙蓉的湘妹子。
于是,浩瀚的博斯腾湖就走进了她们的视野。
开荒生产之余,每月有一天的公休日。每逢这天,女兵们就结伴去湖畔戏水。一大早,她们就坐上连里的马车,在一大群男人们的护卫下,向十几公里外的博湖进发了……
公休是女兵的节日。这天,天还没亮,牧马班的战士早早就从草滩上赶上拉车的军马,套好了马车。其实,出发前的一天下午,她们就把连队折腾得不得安宁了。你看吧,炊事班在忙着给她们准备干粮,大车排忙着给她们检修马车,连里的干部召集一个又一个的会议,安排她们的警戒、她们的带队、她们的安全……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电视台库存的五十年大庆音像素材中,我又找到了一段关丽奇关于博斯腾湖的同期声:“博斯腾湖离我们连队的驻地有十几公里。据说,我们去那里玩是经过熊晃批准的。我们都是从水乡来的姑娘,离开水比什么都难受,看来还是我们娘家来的熊政委。了解体贴我们这些湘妹子。所以每个月的公休日,我们大家都要去。博湖那地方可真美,四周都是茂密的芦苇,有好几人高的芦苇,像森林一样。我们几个姐妹就小心翼翼地下到水里,去抓鱼。芦丛里的大头鱼大的有一米多长,有时我们几个人都抱不住一条鱼。后来。我们再来就带上连里叉马草的叉子,再给叉杆上绑根绳子,老远就可以甩过去,把鱼叉住。但是就是弄不出来,每次都是男兵们帮忙才行。”
美丽的博斯腾湖,就这样以她博大的胸怀,抚慰着来自远方的儿女,让她们在身心极度劳顿之后,在宽广的胸怀里稍事休息、调整,重新振作。
关丽奇说:“中午的时候,等我们疯够了,鱼也抓得差不多了,湖里的水温也上来了,我们就结伙到芦苇荡里去洗澡。这时,男兵们就一半在芦苇荡外面给我们站岗、做饭。一半去沼泽地里捡野鸭蛋、套水鸡子。他们最拿手的做鱼办法,就是活烧鱼。这是跟当地的蒙古族老乡学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当地出产的土盐拌在土里和成泥巴,再把活活的大头鱼,用芦苇叶子包起来,用泥巴包裹起来,放在事先烧好的胡杨火坑里,连同边上烧红的沙子一起埋起来,然后就不用管了。等我们洗好了出来,男兵们就把鱼从沙坑里扒出来,用红柳条子一抽,泥巴开了,叶子再一撕,鱼鳞也都带下来了,你随便撕下一块鱼肉,蘸点盐水又鲜又嫩,好吃极了。每当这时,我们都玩得忘了是在家乡还是在新疆了。”
转眼间,太阳就挂在西边的胡杨树上。带队的干部就喊叫着,让大伙集合,把猎获来的鱼、鸭和水鸡子装上马车,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大伙唱着歌,说着笑着,一个月的疲劳和寂寞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日子就这样,在简单的重复中,一天又一天地过着。随着几番春种秋收,和关丽奇一起来的湘妹子,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了女兵宿舍,成了人妻人母,好在每年都有新的女兵到来,关丽奇她们的地窝子才没空过。
社会学家认为,将人长期放置在一片遥远的疆域、一种陌生的习俗下,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能改变人的信仰,可无论如何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无法改变人的性格。但是,往往突然而来的意外事件,却能扭曲人的个性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