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的时候，刘主任说：“今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连生是我的战友，他托付我的事，就是照顾好你。请相信我会尽力的。但是，这并不说明，我对你没有看法，也不代表我认可你的行为。”
说完，人家走了。半天，陈晓辉才反应过来刘主任那句话的分量和含义。
“离婚，在当时的年代，是件很让人丢脸的事。”陈晓辉说，“王连生是领导，人品很好，工作能力又强，对我也很好。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离婚呢，责任肯定是我陈晓辉的了。王连生一走，我们离婚的事就传遍了北屯，许多人说是我和洪涛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王连生气不过才离的。还有的说我不要脸，把人家王连生的腿都搞拐了，又不要人家了。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颤抖了，害怕了。那些日子白天干活，勘测，不和别人交谈，夜晚也不敢出门，躲在房子里看书。过了一阵子，刘主任就把刘洪涛送进了我的房子。说，这是王连生的意见，从现在起你们就算是合法夫妻了。等刘主任一走，刘洪涛就说，‘晓辉，让我照顾你好吗？，听到这个我曾经等了七年，又给我带来巨大伤害的男人的话，我受伤的心有了精神的扶助，“哇”的一声我扑到刘洪涛怀里并用牙狠狠地咬着他的手说，是你把我害苦了。他任我怎么咬他都没有吭声，只是任我肆意发泄。咬了半天。他才扶着我的肩对我说，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终于结婚了。这时。我才点了点头。直到晚上，我才看见他的手上还有我两排深深的牙印，微红中透出血色。”
1963年，陈晓辉第二次结婚。爱人就是玉佩的主人刘洪涛。
陈晓辉再次回到了恩人王连生的身边
今天，无论人们怎样评判陈晓辉和刘洪涛当年的结合，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的。
事过五十年后，饱经风霜的陈晓辉坦然地给我讲述了那段日子里她和刘洪涛的情感生活：“我和刘洪涛结合后，生活得很幸福。说实话，对于这个婚姻，我自己是等待了多年的。在和王连生的婚姻过程中，我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如果刘洪涛不出现，可能我会和连生过一辈子平平稳稳的日子，没有起伏也没有激情。既然洪涛出现了，就要有一个面对的问题，王连生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我和洪涛，我们感激他，也为他的崇高而感动。感动你就得干点事，不能光是爱来爱去吧。王连生走的时候就告诉我，一定要成气候，干出点事业来。”
“洪涛在这一点上非常支持我。”陈晓辉说，“婚后不久，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修渠的工作中。1965年，我加入额尔齐斯河的什巴堤二干渠的设计和施工。额尔齐斯河是新疆唯一的一条外流河，刚进什巴堤的时候，那里杂草丛生，蚊虫肆虐，修建工作十分艰苦。为了修好新大渠，我们先挖去老渠底淤泥，铲除渠帮杂草，堵塞渠壁渗漏；为了修渠，我们要到几里外的地方拉片石，从拉片石的地方到干渠工地全长有三十公里，每天拂晓我们就要出去。傍晚才回驻地。男同志当时不够，我们女同志就上。拉着装满片石的车子来回跑。脚上都磨起了水泡，水泡又被磨破，感染化脓，晚上脱鞋子的时候，都痛得直咧嘴。后来，连袜子都不敢穿了。光着脚穿着军用胶鞋，脓水把鞋子都打湿了，两片脚丫子在鞋子里像踩着水洼，走起来呱唧、呱唧响，但为了提高劳动的速度，我们省掉了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怀里揣着冷馒头，饿了就咬几口，多拉快跑。由于路程太远，运回来的石头远远供不上工程的需要。在我们女同志的感召下，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部分职工也加入了运石头的队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1966年初，什巴堤竣工了。”
在这之后，陈晓辉又参加了北疆地区几十个水库、大渠、大坝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她说：“刘洪涛也是一样，结婚几年了，我们都很少有机会同房，多数时间我都吃住在工地。洪涛不但毫无怨言，还主动承担了家里的一切活，让我觉得事业很有成，感情也很富足。但是，每当闲下来的时候，我和洪涛的心里都挂念着王连生。尤其是我，毕竟我们夫妻一场。其间。我去找过王连生的那位战友（刘主任），他不仅没告诉我任何消息。而且每次都是让我哭着回来的。自从我和连生离婚后，他倒成了我的仇人。每次我去问他，他就是一句话。‘像你这样的人也知道关心别人，自己过好就行了’。自从连生走后，一点关于他的消息都没了，心里真不是个味儿。几年中，我和洪涛都给他写过信，也给库车的部队写过几封信。请他们帮助找找，可是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
从陈晓辉的坦然讲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她和刘洪涛婚后，依旧挂念着曾经一心一意爱过她的王连生。
“可惜好景不常，也许是我这个人命不好，正当我和洪涛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两人又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时，‘文革’开始了。”陈晓辉说：“刘洪涛的家庭出身不好，又是业务尖子，‘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白专典型，批斗对象。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又有人站出来揭发，说他当年从革命干部王连生手里抢走了我的罪行。1967年夏天。他就被关进了劳改队，还成立了专案组，对他进行审查。白天，他要从早到晚干重活、苦活，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就让他写交代材料，每周还要开一次批斗大会。田间地头休息时，他又得到各班，接受轮流小批斗。稍‘不老实’，就受皮肉之苦……”
“人们常说，女人是祸水。那时候我就认定了自己是祸水。谁跟我好，谁就倒霉。王连生对我好，王连生让我搞成了拐子，丢了老婆，没了家。刘洪涛对我好，刘洪涛就进了牛棚，进了劳改队。你说我这人是怎么了？”
陈晓辉又说：“我当时也被赶进‘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挨批斗。当时给我定的罪名更难听，‘什么作风败坏、阶级立场不坚定，自愿给地主分子当小老婆，陷害革命老干部’等等一大串，可我就是死不认账，到最后就成了对抗改造的典型。那时，我真想把王连生找回来，让他自己说清楚，可到哪里去找呀，我与刘洪涛都联系不上了。我知道，洪涛是个死性子的人，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打击和肉体上的折磨。在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久，他就彻底地崩溃了……”
一个星稀月朗的夜晚，刘洪涛在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后，又挨了半宿的批斗，红卫兵们还要勒令他，今晚必须写出当年如何勾引陈晓辉的交代材料，刘洪涛前思后想，最后用一根背柴的麻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是年，刘洪涛只有38岁。
安葬他的时候，陈晓辉托人将那块玉放在了他的手里。
玉佩和他的主人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
但是，在刘洪涛死后的八年中，那条他用来上吊的麻绳上。依旧给他拴着一个“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1976年，刘洪涛才得以平反昭雪。
就在刘洪涛自杀不久，有人（刘主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天山之南的王连生。王连生离开阿勒泰已经十几个年头了。十几年来，他在天山那边，也时常挂念着自己深深爱过的女人，但是毕竟他们不再是夫妻了，挂念也只是心头的长痛罢了。
当他听说刘洪涛自杀的消息后，他再也待不住了。他又来到了阿勒泰。一连几年，他为刘洪涛奔走呼喊，他为陈晓辉跑前忙后。
结果到最后，就连他这样的老革命也成了“划不清阶级界线”的人。
1975年，当陈晓辉平反走出“五七干校”后，第一件事就是跟连生复婚。那年王连生已是54岁。陈晓辉也是“40岁的老女人”了。
陈晓辉说：“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又结合了。这回不光是他爱我了，我也真心地爱上了他。人生的路上总得有个伴儿呀。我们没有孩子，王连生就把洪涛的母亲从湖南接来了。我和连生把老人一直养老送终，老太太生前见人就说，‘连生比她的亲儿子强，媳妇比亲女儿还好，。”
“人生永远没有完全满意的时候。”晚饭后，陈晓辉阿姨像是总结她这一生似的对我说：“爱别人的时候，自己幸福，别人往往不幸福：让别人爱的时候，别人幸福，自己往往不幸福，看来让人人都幸福，是件很难的事。”
在结束了对陈阿姨的采访之后，许多日子，我都在回味着老人的话：“让人人都幸福，是件很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