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说写于1995年的秋天，当时我26岁，在一家报社工作，没有住房，就租住在朝阳区八里庄的一幢居民楼里。和我同租一套两居室的另外一个小伙子，他在一家外企工作，他住的那间屋子比我的大一点，因此，可以容纳下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生活，并搞出各种响动。我的屋子非常狭小，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床，就是我和我的书了。我的书很多，我记得，那年我在南城的蒲黄榆租了一套一居室，是一个法官的房子，但是他很害怕让邻居发现他出租了这套房子，所以半年之后租期没满，就希望我搬走。我搬家到八里庄，刚好赶上四川的诗人、媒体人朋友周劲松来看我，他长得又瘦又小，帮我一麻袋一麻袋地往五楼上背书，当时累惨了，估计他在心里一定会说，看你这家伙，在北京混得这个惨！当时他那被背书累得惨白的脸，到现在我还记得呢。在八里庄的屋子，我的书没有地方放，只好挨着墙码放，成了一堵书墙，经常会倒下来，砸到我身上，让我从噩梦中惊醒。于是，我就把它们再次垒起来，某一天，书再次砸在睡梦中的我身上，我只好继续地垒起来，我就像一个西西弗斯推动巨石上山那样，一次次把倒了的书垒起来，我是那么地不屈不挠和坚强笃定。
那个时候，从租住的五楼下来，我会常常溜达到不远处的老鲁迅文学院旁边的胡同里，吃卤煮火烧。有一家小铺子的卤煮火烧特别好吃。楼下还有一条臭水沟，流动着乌黑的脏水，散发着熏人的气味。附近还有一个民间的文学院“爱文文学院”，创办人是一个编辑各类当代文学大辞典的甘肃人，他叫舒凌。因为文学院就在附近，我就偶尔溜达到他那里去蹭饭，吃过他的太太张晴包的饺子。张晴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漂在北京》，记述了京漂的艰难生活。舒凌是一个文学发烧友，他用编辑各类文学大辞典赚的钱，不仅办了爱文文学院，还办了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学奖“爱文文学奖”。我记得，这个奖先后颁给过王蒙、张承志、西川等，我还去参加过颁奖仪式，给王蒙写了授奖词的草稿。后来，几年后的有一天，据说经济状况变糟的舒凌就消失了，抛家舍妻，不见了。直到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在舒凌的爱文文学院的院子里，还第一次见到了作家刘震云。那时候他常常骑个自行车，带着他的女儿妞子从外面回家去，就路过那里。当时他还在《农民日报》上班，要天天骑车去报社，躲在办公室里拔掉电话线，写他那两百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后来他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是富康牌的，有一天我们一帮子在南阳驻北京办事处吃河南面条，他坚持一定要送我回去。于是，多年之后，我有了自己的车子，养成了经常开车送朋友回家的好习惯，就是从他那里学到的。我们也一起去过舒凌的文学院，吃饭、聊天、谈文学。晚上回到五楼的房子里，我就一边喝红酒，一边激情四溢地写这部小说。
现在想起来，在1995年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是多么焦虑和充满激情。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借助三十瓶葡萄酒的力量，一口气完成了它。我喝酒写作，是为了找到一种语言流动和喷泻的洪流，用酒精刺激大脑，语言会非常活跃并顺畅地流泻出来。我甚至还尝试了某种达达主义的自动写作，随便在酒后进行语言涂鸦。只是后来定稿修改的时候，我把一些醉酒状态下的胡言乱语，删删改改，变成了有逻辑的句子。因此，眼前的这部小说，还是十分清晰的。在这部小说的结构上，我采取了双线结构，一条线是几个主要的艺术家的活动，另外的一条线，是每章写一个单独的流浪艺术家，这样就由点及面了。也就是说，奇数章节都是叙述单个艺术家的情况，而偶数章节则按照小说主线发展，就像是用一根铁丝串起了一串糖葫芦。这是向我从大学时代起就非常心仪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学习的小说结构技巧。
而且，我那个时候因为在报社工作，每天接触新闻，特别迷恋信息的作用。我一度认为对于小说来讲，信息是比想象力更为重要的东西。因为当时各种媒体蓬勃发展，我每天接受的信息量都很巨大，信息对我们的轰炸使我觉得想象力似乎越来越萎缩。我就想，也许未来的小说发展路径，就是将故事、想象力和数据信息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会出现一种新的文学——信息化的文学。这种文学也可以看作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在全媒体信息时代里的一个变种。
但是，后来我不这样看了，因为，任何传递信息的工具，比如书籍、电视、报纸和网络都仅仅是工具，而文学则是精神性的，是借助语言的美呈现的，文学想象力是任何借助工具传达的信息所无法替代的。只要我们还在使用语言，文学的想象力和精神的指向都是第一性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无法用信息替代的。大多数的时候，信息就是垃圾。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可是垃圾信息也是多得不可胜数，和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除非你有选择地使用一些信息，充塞在你的作品里，使信息为你的作品服务的时候，它的价值才体现出来。
我记得，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试图找到一种类似打击乐和摇滚乐的节奏，那时我一到夜晚就陷于一种莫名的不安之中，那是被激情和灵感以及酒精抓住的不安，使我在台灯边的黑暗里走得很远，而没有任何人看见。白天的时候，我跑新闻，去采访包括流浪艺术家在内的很多人，晚上我就写这部小说。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京漂”，这些京漂构成了城市的边缘人群，形成了一个民间空间。而我则把目光聚焦到了那些流浪艺术家的身上，这部小说就是描绘和献给他们的。我记得我在一些饭局上，先后见到了栗宪庭、方力均、王广义、张洹、高氏兄弟、宋冬、任戬、王晋、刘小东、喻红、汪建伟、赵半狄、简宁、俞心焦、中岛、侯马、严力等很多艺术家和诗人。我去过张洹的工作室，看到了他画的邓小平画像，不知道现在以香灰为材料做艺术品的张洹，还记得他当年的小画室吗？他们带给我信息和灵感，使我的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时间感和当下性。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追求艺术的梦想和激情的痕迹依稀尚存，但在今天已经物是人非了。最近十多年，在资本的强力推动下，那些流浪和定居北京的艺术家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成了亿万富翁，有的远走海外，有的销声匿迹、默默无闻，甚至已经离开了人世。只有我这本书，成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北京时间”里的特殊人群的留影和纪念。
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曾参考了《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我的学兄沙琳采写的有关流浪艺术家的报告文学，以及法国文学博士、教授张容女士关于法国荒诞派戏剧的研究专著。我转述了一些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剧情，作为小说主人公演出的剧目，在这里向他们两位特别致谢。另外，小说完成后，在《花城》主编田瑛和责编文能的帮助下，以《白昼的消息》为题刊登了主要章节。后来，这本小说在1997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是《城市战车》。2003年9月，新世界出版社以《白昼的躁动》为题，再版了这本小说。
时光荏苒，此次再度出版这部小说的修订版，我感觉到，写作有时候就是为了给某个时间段留影，我在书写着与我的生命共时空的文字，与北京的变化共时空的文字。的确，在渐渐发黄变旧的照片、文字和记忆中，我依旧可以看到青涩而年轻的二十六岁的我，在北京的白昼中喘息着奔跑着，在北京的夜晚里书写得激情四溢。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