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中国文章里常有玄之又玄的意味，这是道家恬淡虚静的气质决定的。老庄之前的文章，譬如甲骨卜辞与《尚书》《穆天子传》之类，一味写实。写实是中国笔墨的基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可以说是中国文章里第一次出现的游戏笔法。写实与游戏，是中国文章的阴阳诀。可不可以用“墨戏”两个字说中国文章呢？
中国文章里有墨戏传统。且不说“三言二拍”、唐宋传奇之类，五百卷《太平广记》，不仅是墨戏，还有游戏。老庄、孔孟偶尔也会流露出好玩的个性来。“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佻，但恰恰是中国文学的肋骨之一。西方文学也有好玩的东西。《荷马史诗》中古希腊的神嗜斗、敏感、自尊，热爱女人，但其中并无墨戏之趣。
虚与实的结合让中国文章有了风致。我以前重文采，现在觉得好文章不过一段风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正是风致。不轻佻浮浪，不正襟危坐，即风致之美。风是风容，致是举止。好文章，风容卓绝，举止从容。《老子》第一次让中国文章走到一个极致——隔。《老子》的隔源自文章家的宽容、谦虚、至情和尽礼的品行。
先秦人作文，霸气十足，凌驾一切之上或超脱一切之外，可惜时代遥远，今时读来，行文难免艰涩，不易见微知著。大量接触先秦文章有很多年了，那些文字像刻在青铜鼎侧的铭文，亦神秘如甲骨卜辞，已不能用典雅古旧之类的话来评价了。
在我眼里，《庄子》是最好的散文，《尚书》是最好的随笔。从十几岁就似懂非懂地阅读《庄子》，二十几年过去，还常常翻起。接触《尚书》是在二十五岁之后，在朋友家，夜宿其宅，枕畔无事读此书，如孤身一人闯入大泽，满眼雾霭，茫然四顾，不知来路，不识归途，但心中有一股浩然之气冲荡。
《尚书》，文有金石气，如庙堂之巍峨，令人不敢不敬、不得不敬。《尚书》拙朴阳刚像太阳，《庄子》清新阴柔似月亮。这一日一月挂在先秦天空，照耀了后来的文字世界。《庄子》是天人之作，《尚书》乃巨人之书，肉体凡胎如我者，虽好读，只能不求甚解，尽管喜欢，远远不能沉迷，更不会茶饭不思。
庄子以神为马，当然高妙，堪称散文的祖师。《韩非子》鞭辟入里，亦是高人，可谓论文之鼻祖。《论语》娓娓道来，无人能及。《墨子》重剑无锋，使人感受到泰山之雄伟。墨子不可学，不能学。我曾取过一个笔名叫怀墨，面对《墨子》，只能作思古之怀想。
中国文章是有颜色的，墨分五色，或焦、浓、重、淡、清，或浓、淡、干、湿、黑。以先秦文章为例，《老子》是焦墨，间或用浓淡之墨；《庄子》是清墨，间或用焦重之墨；孔孟是浓墨，偶尔有清淡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处便是。韩非子与墨子是重墨，焦墨与重墨也夹杂其中。《诗经》是淡墨，也并非一淡到底，沉痛之陈，笔力下得深，下得重。
司马迁写《史记》，焦、浓、重、淡、清，五墨共舞。写得辛苦，太史公并没有忘记游戏笔法。一篇篇本纪左右逢源，一路读来，能看见司马迁内心喜悦的潜流。这喜悦是立言之悦，跌宕自喜，津津乐道，自有一股风流。
游戏笔法是不是小说家言？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小说家，左丘明是靠在先秦槐树下解衣盘礴的说书人。与柳敬亭不同的是，左丘明自己写好了本子。将《左传》当小说读，更有意味，也更懂中国文章笔墨。先秦诸子都有小说家面目，庄子、韩非子、列子，他们的寓言谆谆之心兔起鹘落。谆谆之心可谓中国笔墨的暗纹，即便像《战国策》这样的纵横家文章。我读先秦纵横家的文章，觉得有属于祖父晚年的奇巧淫技，未脱谆谆之心使然。
《史记》的笔墨是毛线团，有些是一团团串接起来，有些是一团团松散开来。《左传》的笔墨是跳跃的，或者说是雪地上的足迹。北方平原雪地上的足迹，伸得远，凌乱且有章法，像乱石铺街体书法。这么说格调低了，一派素狂张癫更贴切。《史记》见楷隶法则，唐人大楷有取法于司马迁处。《左传》大量留白，介于行草与狂草之间。《史记》的笔法绵延不绝，后世文士时有所宗。《左传》用笔险，如短兵相接，赤膊上阵，非勇士莫能为也。除了王安石、陆游少数几个人外，中国文章家没能承接《左传》的文脉，实在可惜。
汉赋几乎字字浓墨，仿佛金农的漆书。汉赋为人诟病的是缺乏自家面目。汉赋浓墨重写，字字斟酌便句句游戏。汉赋的刻意铺排，是文人的游戏。汉朝文艺多有凝滞的空气，写来写去，都是应酬之作。汉赋是一种名气很大的文体，读它的人却不多，因为空洞无物。空洞不可怕，空洞自有回声，无物让文章少了落脚点。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创作，其文辞之华美，上承楚辞，下启明清小品。汉赋以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为特色，一方面对语言精打细算，一方面挥洒辞藻不厌其烦。尽管不为今人所重，但它的纯粹精致与恣肆汪洋，后世难觅其匹。汉赋的第一篇在我看来是《七发》，枚乘气壮神旺，后世多有不及。枚乘是最懂中国笔墨的汉赋家，其文章之鸟，高低起伏，飞得远。
中国笔墨恰恰有石破天惊的一面，这是音乐性决定的。中国古代有一种叫箜篌的乐器，其音忽而高亢，忽而低沉，出人意料，有难以形容的奇境。庄子与司马迁应该听过不少，并得到启发。班固、扬雄诸位的赋文，雄浑磅礴，但没有后来魏晋人下笔瑰美，说到底还是汉朝文章墨色单一了。
汉赋苦心经营，步步为营。一到魏晋，中国文字之狡兔逃出营房，撒腿就跑。有回周作人为沈启无写砚铭，录庾信《行雨山铭》中的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写完之后，周作人说：“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废名也说六朝文是乱写的，“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
周作人说六朝人是乱写的，并举“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的句子做例子，《小园赋》读过多遍，越读越觉得一寸二寸、三竿两竿是庾信的精心布置。但六朝文章即便对文字拈斤拨两，也有随意法度。真性情方有高境界，高境界可得大文章。境界高了，即便几十字，也有江波之浩渺，譬如二王杂帖。
读二王杂帖，方寸之间有宇宙，仿佛庄子《逍遥游》，宇宙之间有方寸。古人常说言简意赅，文字一简则远，一远则幽，一幽则雅。王羲之父子的杂帖是真正意义的小，长不过几百字，短仅仅十言，以隽永见长，让中国文章多了留白，让后世作文者铺排时记得节制的重要。
二王杂帖与诸多六朝文章，潇洒、意气，尽管这里面有无奈甚至是刻意装扮的成分，却也是大道之后的归真，有意趣，有笔趣，散发着人物的个性光芒，让我领略到人情之美与文字之美，看见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宏大。
六朝文章，好在抒情。建安年间，曹丕兄弟的书札，忆宴游之愉悦，悼念友朋之悱恻缠绵，若不胜情，开了六朝文的先路。六朝人崇尚清谈，五胡之乱后，士族避地江南。江南山水秀丽，贯之笔墨，增进了文辞的隽永，充满了微茫的情绪。微茫的情绪是中国文章的倒影。
看《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老先生随口议论古人古文：“韩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写通了，元微之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通不通，是胡先生一己之识，不必深究。他看不上韩愈，说到底还是韩愈的笔墨里缺乏微茫的情绪。
如果说明清小品如中年男人庭前望月，唐宋散文就像老年儒士倚天论道。论道者多高谈，不作望月时候的自语。读书人在明清与唐宋之间游走学习，自有风动枝头的旖旎，也有盘根纵横的高古。
读唐宋文章，得气、得神、得意、得味，更多是得法——文章之法。韩愈作文多为人诟病，但他下笔的法则是取之不尽的金库，可供后人挥霍。
苏东坡的《赤壁赋》深得中国文章的笔法墨法。中国文章的笔法墨法玄之又玄，却是众妙之门。《赤壁赋》的出现，让中国文章多了厌世的笔墨。厌世不轻生，这是苏轼的了不起。《赤壁赋》的厌世更多是疲惫，或者说疲而不惫。苏东坡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思想影响，他文章里恐怕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也会多一些韩愈、王安石的气息。中国文章重实际，少理想，也不喜欢思索死亡。陶渊明诗文双绝，后人心慕者无数，避世之作《桃花源记》也是坐虚而化之作，不如《赤壁赋》高妙。
读苏轼是读《庄子》之后，读完《庄子》，以为中国文章就此罢了。但见到苏轼这样的句子：“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再一次看见中国文章的峰头。《赤壁赋》让中国文章多了山水韵与水墨味。不是说之前的中国文章缺乏山水韵、水墨味——汉赋有山水韵，缺乏水墨味。六朝文章有水墨味，缺乏山水韵。
明清文章家多如恒沙，卓立于群峰之上的，唯有张岱。张岱作文，疏朗暗淡，充盈着五月田野的茵茵草香，让人感受到泼绿一地的葱郁。《湖心亭看雪》，清雅简洁，言近意远，几可作小品文八字真言，有墨法，有章法，有笔法，法法不着痕迹，羚羊挂角，当作如是观。
明清人作文，以清冷优雅的目光，刻意抵拒喧嚣与世俗，无灼灼之姿，有泠泠之态。因为过于超尘脱俗，很多作品缺乏生命的质感。读明清小品，知道了性灵之美，也就是说文字要活，更让我明白中国文章有很多种写法。读唐宋古文，慢慢懂得了厚味，懂得了学识与见解比才气更重要。
汉语是屈原的语言、司马迁的语言、三曹的语言、李杜的语言、陆游的语言、苏东坡的语言、曹雪芹的语言。中国文章真可以写出美的意境，“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水何澹澹，山岛竦峙”“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都令我喜悦。
据说仓颉造字，大地颤抖，夜游的鬼魂在暗处哭泣。
身前薄雾如纱，点点星光在头顶闪烁；身后大海辽阔，明月之辉滟滟随波万里。远古的先民睡了，松枝火把掩映下的木屋，忽明忽灭，巨大的静穆下，夜空如洗，只有笔划过的声音，画出了中国文章影迹：《禹治水》《敕勒歌》《文烦简有当》《地险》《史记世次》《白公咏史》《裴晋公禊事》《黄纸除书》《唐人重服章》……
民国文章呢？民国文章的笔墨是张大千摹本敦煌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