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见你了，你都多久没上课了？”我问。
“上课没劲，我还是喜欢音乐，最近在一酒吧忙活呢。”
“哦，那还不错，喜欢什么就干什么呗。”
“你们呢？还剩一年就毕业了，你们什么打算？”郝一峰问。
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说：“拍戏吧。你说还能干什么？”
“拍戏？你觉得靠谱吗？”郝一峰嘬了一口烟说。
“是啊，我也觉得未来很迷茫。”方君说，“家里出了点情况，最近我想找工作，最好是兼职，我已经等不及要赚钱了，我靠不了家里了。”
“你唱歌怎么样？我记得你好像唱歌还行。”郝一峰说。
“还可以吧。怎么了？”方君问。
“我知道一家酒吧，最近正招女歌手，你要不要去试试？”
“行啊！在哪儿？我去试试。”方君急切地问。
对于这份工作，我和方君想的不一样，我总觉得酒吧那种地方很乱，在那儿工作不安全。我充满疑惑地问：“你怎么要去那种地方？”
“怎么了？”方君说。
“你觉得合适吗？”我问。
“有什么不合适的，去试试呗，不行了也可以不干。”
后来，方君真的去了那家酒吧，我跟她一起去的，因为是第一次，郝一峰也陪我们同去。
这家酒吧很大，被分成好几个区，进门后是一段狭长的走廊，地面是玻璃的，泛起绿绿的光，两壁和顶棚都是浓浓的红色。服务生都是大块头，黑西装，有几个还是光头，看起来很凶的。走廊走到一半，就听见震耳欲聋的重低音，震得人耳膜疼。走到走廊尽头，眼前展现出一个大厅，大厅里所有人都在随着音乐努力地蹦着，摇头摆尾，奋不顾身。
我们穿过这个蹦迪的地方，来到另一个稍小一点的表演厅，几个健美运动员站在台上，这几个男男女女使劲挤着烧鸡一样的肌肉，龇牙咧嘴地笑着给台下的人看。
而真正属于酒吧的部分在这个表演肌肉的小厅后面，这地方比表演肌肉的地方更小。有十几张深红色的桌子和围在桌子周围的许多看上去软绵绵的白色沙发，房间的正中央有个椭圆形舞台，舞台周围是椭圆形的桌子，刚好把舞台围起来，桌子周围是一圈可以升降的椅子，靠东边的墙上，用投影仪投下一个大大的图像，图像的内容则是歌手所唱的歌的MTV。这里的装修比外面看起来稍稍能使人舒服一些，也似乎可以说有点品位。
我们进去的时候，正有个女歌手在唱张惠妹的一首歌，歌名忘了，唱得不错，但模仿痕迹太重，而且似乎缺乏感情投入，大概是唱过太多遍，已经唱得心如止水。
经理是个女的，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很干练。郝一峰把方君介绍给女经理，女经理把话筒交给方君，让方君挑一首歌唱。
方君点了一首莎拉布莱曼的《memory》，虽然是一首老歌，但她唱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一些小修改，使一些高潮的部分听起来很别致。最重要的是，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投入了深深的情感，使歌曲很动人，很有感染力。歌曲唱完，台下那些原本喝酒聊天玩游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女经理点点头，浅浅地笑了笑。
“还不错，你每周五晚上来吧。六点到九点，三百块。”女经理说。
于是，方君有了她的第一份工作。
方君在这家酒吧当歌手的第三个月，有一次周末唱歌回来，我看到她的眼睛有些红，像是刚刚哭过。
“怎么了？你哭了？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方君摇摇头说：“没有啊！”然后挤出一丝笑容。
“你别骗我，发生什么事了？”我抓着她的肩膀问。
方君知道瞒不了我，就跟我说：“跟另一个歌手吵架了，没事了，已经好了。”
“为什么吵架？”
“因为经理更看重我，好像打算辞掉她，她心理不平衡了，就跑来骂我。”
“她骂你什么了？”
“说我没本事，还是表演系的呢，还不是跑到酒吧唱歌。”
“那你别在那儿干了。”我说。
“不工作我吃什么？”方君反问我。
我一听这话，无法反驳，因为我自己也是靠家里供着，没有工作，但我还是说：“可是你这样，我很不放心。”“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经理挺照顾我的。”方君摸摸我的脸，伏在我怀里。“这样吧，以后我陪你一起去。”
“给我当保镖？”方君笑着问。
“就算给你当保镖，这样我也放心。”
“随你喽。”方君笑笑。
“那就这么定了。”
接下来的周末，我和方君一起去酒吧。我坐在远处看着她，欣赏她的歌。她很敬业，一晚上唱了十几首，但依然情绪饱满。
我第四次跟她去的那天晚上，将近九点，快收工的时候，方君一曲唱到一半，突然有个三十多岁的肥胖男人摇摇晃晃也跑到舞台上去，一把搂住方君，把脸凑到话筒前唱起歌来，他的那张猪脸几乎贴到了方君的脸。方君被吓得尖叫一声，丢下话筒，往台下跑。那个肥男人一把拽住她，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跑什么跑！我给你钱！咱俩一块儿唱！”
当这个男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他面前。我一把抢过他的话筒，别在话筒架上。近距离看这个肥男人，我才发现，他喝醉了，满嘴酒气往外冒。这男人被我的举动激怒了，扑上来给我一拳，我一躲，这一拳砸到我肩膀上。
“你他妈的什么东西？”肥男人说。
“她是我女朋友。”我说。
“放你娘的屁！他还是我女朋友呢！”肥男人又扑过来。
和喝醉了的人打架真吃亏，因为他几乎不要命了，把两条胳膊抡得跟螺旋桨似的就朝我扑过来，打在身上生疼无比，而我打他，他没反应，好像一点不疼，酒精使他痛觉迟钝。
方君在一边不时尖叫：“别打啦！别打啦！”然后在一旁扯那个肥男人。
雨点一样的拳头砸在我身上，我躲闪不及。终于有一下，他抡拳的力量太大，失去平衡，差点儿摔倒，给了我可乘之机，在他弯腰的时候，我对准他的屁股，用尽全力蹬了一脚，这一脚的力量着实很大，他不但摔倒，而且把桌子撞翻，撞得惊天动地，桌上的酒瓶和杯子哗啦啦碎了一地。这回他感到疼了，瘫在地上站不起来。我趁周围人蒙了的工夫，拉起方君的手往门外跑。
因为音乐声很大，外面蹦迪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还在努力地蹦着，我们穿过混乱的人群，终于逃到门外。挥手打了一辆出租，跳上了车。
回到公寓，我们坐下来，方君惊魂未定，手捂着胸口说：“吓死我了！你刚才也太冲动了。”
“那你让我怎么办？不管你？”我没好气地说。
“万一那人是混混怎么办？万一你让人打了怎么办？”
“我顾不了那么多！”
“他打疼你了吗？”方君摸摸我的脸，“眼睛都青了。”
“我没事。你以后别去那儿干了。”
“现在我想去人家也肯定不让我去了，没工作了，我怎么办？”方君发愁地说。“总会有办法的。”我摸了摸方君的头发说，心里却是沉甸甸的。
后来，通过网上投简历，方君开始做展会主持人。一天六百元，一做就是一整天，一个半小时的活动，上午做两场，下午做两场，全天六小时。而且这种主持很有难度，一旦台上空场了，主持人就被推到台上，和观众瞎贫，逗观众开心，笼络观众，很考验主持人的应变能力。这样的活动做一天下来，让人身心疲惫，嗓子也会哑掉。方君每次做完活动见到我都不愿多说话，和我默默吃完饭就回宿舍休息去了。虽然她有了小小的收入，但并不快乐。我心疼她，也和她一道开始做这种廉价主持人，分担她的压力。我劝方君少做一点，但她总说：“没关系，这个挺锻炼人的。”我在心疼她的同时，也佩服她的坚强。
郝一峰继续在酒吧瞎混，学业荒废，大三的期末考试四门功课不及格，需要补考。
补考时，不同专业的人会聚一堂，我也有一门功课挂了，也参加补考。
我们带着铅笔橡皮进考场，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监考老师神情严肃地站在讲台上，都四十多岁。打完铃，考试开始。男老师在开考五分钟后情不自禁趴讲桌上睡着了，但女老师精神抖擞，眼睛持续地朝台下张望，而且有时候还溜达到教室最后一排，从后面监视我们。
考试进行到第十分钟，我正在奋笔疾书，却听女监考老师一声怒吼：“第三排那个男生！干什么呢！”
我抬头一看，第三排只有一个男生，这男生是郝一峰。郝一峰甩甩长头发说：“没干什么。”
监考老师大概意识到刚才音量过大，在这种安静氛围里显得不太合适，就压低嗓子，但依然口气严厉地说：“好好考试！”
但过了五分钟，又听到熟悉的声音：“干什么呢！”声音依旧很大。
还是郝一峰，这一次，他课桌里的东西掉到地上，是几张白色小纸片。郝一峰正要弯腰去捡，却看到一双皮靴伫立在眼前，而且一张纸片被皮靴踩着。顺着皮靴往上看，监考老师两臂抱在胸前，翘起一边的嘴角，透过厚厚的眼镜片俯视着他。
郝一峰将身子正过来，端坐着，不说什么。监考老师捡起地上的东西，端详了一下。我知道，那东西是郝一峰缩放了的题目和答案以及单词表。
郝一峰完蛋了，这学校有条规定，考试作弊，只要拿出证据，作弊者将在二十四小时内离校（开除学籍）。这条政策特别狠，很无情，每年都要开除几个学生，但不知为何，每年都有人愿意尝试。这次轮到了郝一峰。郝一峰经过各种努力均告失败，最终被校方责令二十四小时内离校。说实话，郝一峰今天才被揪出来，也是他的造化，因为他的作弊史很漫长，而且从来没失手。但同样是造化捉弄人，因为不到一年他就能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了。
他来宿舍收拾行李的时候，大家都替他惋惜。
但郝一峰却笑着跟我们说：“你们应该叫我师哥，我本来是比你们高一届的，因为我比你们早一年就报考了这个学校。那年考试我的专业本来是可以通过的，但因为我老是牛逼烘烘，被考官认为不尊重老师，结果没考上。第二年我继续考表演专业，经过努力，终于考上了，但没想到快毕业了，又被开除了。”
我们纷纷表示感叹。
郝一峰真的就这么走了，从此再没见过他。后来，听人说他去了南方，跟几个朋友组了乐队，不知道这个乐队现在是否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