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夫卡未竟的长篇小说《审判》中，教堂神父对主人公约瑟夫·K讲了一个故事：
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想了一想，然后又问道，那么以后可不可以让他进去。“有可能，”守门人说，“但现在不行。”因为通向法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守门人又走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弯腰探身，往门里张望。【1】
守门人“或许可以？？现在不”这样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燃起了乡下人进入法之门的欲望。每次阅读卡夫卡，面对他创造的无限丰袤的艺术世界，感觉自己收到邀约而驻足，却又苦无探询的路径，只得像那个在门外徘徊逡巡的乡下人，候在门外向里面无望地张望。乡下人在法的门外守候了一辈子，我想卡夫卡对我的吸引也是一生的事。在乡下人临死前，在伴随着死亡的黑暗中，他看到了一束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的永不熄灭的光线。我久久地徘徊窥视，希望有朝一日寻获打开这个世界之门的钥匙，领略其中那束不灭之光？？
在对卡夫卡艺术世界的探询中，前人已开拓了无数路径。循着这些指引一路走来，也觉得这些研究切中肯綮，让人时时有豁然开朗之感。但这往往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些研究照亮的只是卡夫卡艺术世界中的个别领域，用同样的方法去解释另一个部分，常会遭受自相矛盾的尴尬。于是，作为一个执迷于卡夫卡艺术世界之绚烂而勇于追寻其艺术之光的探索者要问的是：这些批评模式是不是已经穷尽了卡夫卡的艺术世界？这些解读是不是都是由那束不灭之光离析出的五彩光谱？怎样才能从片断的割裂的研究现状中走出，去把握卡夫卡笔下那无限庞大而丰富的艺术整体？
一 卡夫卡研究的现状与模式——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间的徘徊
卡夫卡生前，因为作品发表极少，他的名声只在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德语圈中流传。二战以后，随着卡夫卡手稿的出版以及存在主义思潮的兴起，卡夫卡研究在欧洲才迅速出现热潮。随着犹太人战后流亡到美国，卡夫卡热也随之波及美国，加之新批评派的影响，卡夫卡研究遂成为欧美文学界的“显学”。20世纪60年代的资料显示，当时世界上有关卡夫卡的研究文献就已经超过五千余种。【2】
作为“显学”的卡夫卡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蔚为大观，单就批评家们的观点与方法来说也是五花八门。一个批评家的学说刚刚问世，马上就会被另一个批评家置疑，前者的观点会被用作反对他自己的利器。几乎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批评方法的各个角落，都有卡夫卡研究的成果树为典范。简单来说，西方学界的卡夫卡研究呈现多元格局，大致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角度。马克斯·布罗德在整理出版卡夫卡作品时，在前言后记中提出的关于卡夫卡作品的评述中，率先从宗教角度来解读。如他认为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象征上帝的“仁慈”，是人不该得到和不可得到的东西。【3】他的《异教、基督教、犹太教思想：信仰的告白》（Paganism，Christinity，Judaism：A Confession of Faith）一书称卡夫卡是一个信仰分裂的现代圣人。埃德温·缪尔继续在这条路上探索，认为“宗教就是卡夫卡的全部世界，或者说卡夫卡是以宗教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4】斯托尔曼：《饥饿艺术家》把绝食艺人看作一个神秘主义的代表者，一个圣人，或者一个神父，从而给作品以宗教上的涵义：神和人的分离，灵和肉的分离。【5】从宗教角度解读卡夫卡曾经受到了许多批评家的质疑，如海因茨·波里策所说“这些人只愿意在这些作品中找到大量宗教的和其他的象征，认为以神学的或其他方面的概念来解释这些象征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卡夫卡的幻象了。”【6】波里策认为宗教阐释的方法忽视了卡夫卡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本雅明也认为“这种做法以其特有的方式避开了——我甚至想说是草草了结了——卡夫卡的世界。”尽管他认为宗教角度的阐释并非荒诞不经，但还是觉得“这种方法所挖掘出的东西太有限了”【7】。
（二）从弗洛伊德理论，借助精神分析方法来解释卡夫卡作品中的父子关系，其中对《判决》等有关父子矛盾的小说的解读尤为突出。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批评家指出“这种心理学对一部艺术作品所作的解释一如鸟类解剖学在对夜莺的歌唱进行探测”，【8】对理解作品毫无助益，但心理分析学在卡夫卡研究中依然长盛不衰。【9】
（三）社会学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捷克本土的卡夫卡研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批评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如保尔·雷曼的评论《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等。保尔·雷曼认为《美国》、《骑煤桶的人》、《一条狗的研究》等作品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民主的假象、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迫害等问题，认为卡夫卡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但却看不到解决矛盾的出路。【10】西欧的卡夫卡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也是蔚为大观，近年来卡夫卡研究逐渐与文化研究合拢，出现了许多影响巨大的成果，如伊丽莎白·博厄（Elizabeth Boa）的《弗兰茨·卡夫卡：信件和小说中的性属、阶级和种族》（FranzKafka：Gender，Class and Race in the Letters and Fiction，1996）和S·L·吉尔曼（Sander L.Gilman）的《弗兰茨·卡夫卡：犹太病人》（FranzKafka：The Jewish Patient，1995）等。
（四）传记研究。批评家从作家个性和生活道路入手，研究作家生平与其作品的关系，进而研究作家作为一个犹太人，其生平创作与20世纪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整理出来的卡夫卡的日记、与未婚妻菲丽斯·鲍尔、与女友密伦娜的书信的整理出版无疑为传记研究不断增加了筹码。马克斯·布罗德、瓦根巴赫、Meno Spann等的传记研究不仅为后继者提供了许多关于卡夫卡的原始材料，他们在传记中对卡夫卡的文学风格所做的评述也为后继者提供了长时间非常流行的研究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传记研究和心理学研究成果结合，一度在欧美学界形成极大的潮流。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苏格曼（David Warren Sugarman）的博士论文《卡夫卡的心理学研究》（FranzKafka：A Psychological Study）【11】，论文详细论述卡夫卡与其父母亲、妹妹奥特拉以及菲丽斯、密伦娜、朵拉等众多女性的纠葛，与布罗德的友谊等事件，对卡夫卡的一生进行评述。该论文认为，在幼年家庭生活中，卡夫卡与其父母的不和谐的关系导致他成年后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从而形成其严重的焦虑情绪。论文从其生命过程的细微之处考察卡夫卡焦虑心态的表现形式，推测其作品中焦虑心态形成的原因。
（五）从比较文学角度，将卡夫卡与狄更斯、海明威、果戈理、纳博科夫、乔伊斯、贝克特、马尔克斯等作家就叙事风格、语言艺术、变形技巧以及宗教情感、悲观主义、母题变异等诸多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些作家创作风格迥异，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创作流派，批评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挖掘他们的可比性，也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创作风格确实繁复难辨，难以确切归属。有的比较研究将卡夫卡与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的异同点进行比较研究。近20年来以卡夫卡研究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其中半数以上采取比较文学的视角。【12】
（六）艺术形式层面的分析，如研究卡夫卡作品中的悖谬艺术、叙述视角等。20世纪后期学界将卡夫卡的作品作为寓言来研究其形而上的普遍的指涉功能。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S·考恩戈德的《弗兰茨·卡夫卡：形式的需要》（FranzKafka：The Necessity ofForm，1988）。受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考恩戈德从卡夫卡作品中遮遮掩掩的双关语、故意设置的假线索、喜欢用困境而不是干脆的解决方法等文本游戏出发，称卡夫卡是一个解构主义出现之前的解构主义者。【13】另外，立足于文本对卡夫卡所做的叙述视角分析的重要著作有F·Beissner 的《卡夫卡，故事的讲述者》（Der Erz？hler：FranzKafka，1952）、《作家卡夫卡》（Kafka der Dichter，1958）以及R·帕斯卡的《卡夫卡的叙述者：短篇小说研究》（Kafka's Narrators：A study ofhis stories and sketches，1982）等。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国外卡夫卡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在做外部研究，即从文学的外围如文本与时代、作家创作与其生平、文学与宗教等方面研究卡夫卡创作的特点。结构主义和叙述学兴起以后，卡夫卡研究又出现向内转的研究思路，从叙述视角、结构艺术等入手进行内部研究。
国内的卡夫卡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然现有资料表明，早在20世纪30年代卡夫卡就被介绍到中国。【14】但真正大规模的介绍和评论卡夫卡却是从1979年开始的，至今30年来有数百篇研究卡夫卡的论文发表，出版关于卡夫卡的译传、评传、编传十余部。上海外国语大学王蔚博士的毕业论文《卡夫卡在中国的译介，1979年至今》对大陆的卡夫卡研究做了详细述评。但国内的卡夫卡研究还远远称不上是广泛和深入。到目前为止，对卡夫卡做专题研究的仅有有限的几部博士论文（其中曾艳兵先生的博士论文《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于2006年12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胡志明先生的博士论文《卡夫卡现象学》于2007年3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说明国内的卡夫卡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综观国内的卡夫卡研究，基本上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做的工作，研究模式仍然在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个维度。真正体现出特色的仅限于中外文学关系方面，研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卡夫卡对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创作影响等方面。
概括地说，国内的卡夫卡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
（一）社会学研究。这个研究角度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最早也是最突出的关于卡夫卡作品的评论思路。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新时期中国接受现代主义作家还比较谨慎，另一方面也与文坛上盛行的批评传统有关。批评者认为卡夫卡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人沦为非人的状态，表现人在社会中的荒诞感和孤独感。这是《变形记》最早的译者李文俊在译本序中定下的基调。丁方、施文最早的评论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也是从其文本的社会批判功能来评述。80年代在介绍长篇小说《美国》时，叶廷芳先生称之为“卡夫卡长篇小说中最近似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读者随着主人公的行踪，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的情景和工人结社、罢工游行以及资产阶级党派斗争等场面。”【15】《城堡》被认为是用象征的手法，“反映了奄奄一息的奥匈帝国现实社会中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别具匠心地达到揭露社会现实的目的。”【16】在整个80年代，评论界几乎都在这一个圈子里做文章。社会学研究在90年代以来改换了方向，不再谈卡夫卡作品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揭露和批判，但认为卡夫卡的文本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的揭露这个基本观点则是受到一致的认同。
（二）心理分析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卡夫卡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心理分析一度成为研究热点。批评者用流行的弗洛伊德理论来分析卡夫卡的家庭因素造成他心理的不健全，这种不健全又隐晦地在作品中得到了宣泄。
（三）宗教角度。宗教研究向来是国外卡夫卡研究的热点，在国内随着人们对宗教本身认知的深入，卡夫卡与宗教的关系也是批评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孙彩霞一系列用圣经典故解读卡夫卡的作品颇为新颖，作者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乡村医生》、《在流放地》、《我和农民的谈话》等是对圣经故事的反讽。如《宗教精神的失落——谈〈乡村医生〉反讽〈圣经〉的主题》一文，认为乡村医生的原型是《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受上帝恩宠民众尊敬，具有语言和拯救才能，而乡村医生却堕落为软弱无能、受尽嘲弄、四处漂泊的可怜虫。作者认为卡夫卡借用这种手法表现了对西方宗教精神没落的焦虑。【17】
（四）比较文学角度。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起，评述者将卡夫卡与其他作家的创作风格进行比较，诸如黑塞、昆德拉、劳伦斯，甚至还有与雨果、鲁迅的比较。同时将卡夫卡的作品与当代文学的某一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
（五）关注艺术形式的内部研究。评述者从卡夫卡作品的象征性、寓言性、超现实性等角度对作品进行解析，这是关注艺术形式的批评尝试。叶廷芳《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的艺术特征》一文，是最早从卡夫卡作品的荒诞的艺术形式，包括其怪诞的结构、怪异的故事、荒诞的形象、夸张的手法来评述卡夫卡的艺术特色的。阎保平《〈变形记〉叙事结构解析》一文对《变形记》的叙述结构做了纵向结构、横向结构、语言结构和复合结构四个层面的分析研究，是这类研究文章中的优秀代表。【18】随着新的文学批评模式引入中国，批评家很快将这些批评模式用于卡夫卡作品的解读。其中，运用叙述学手法，从人物视角的角度出发评析《饥饿艺术家》、《诉讼》等作品，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
专注于作品内部的研究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最初的内部研究并不彻底，往往以现实性参照为批评圭臬；作者不理解卡夫卡艺术的特征，就草率地下结论，如阎保平在论述《变形记》的语言问题时，认为作品的语言“虽然明白、流畅，却给人一种繁复啰嗦的感觉，宛若一笔划出的许多重叠的圆圈，回旋递进、连续重复，始终缺乏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的气魄和力量。”【20】显然，这是对卡夫卡小说中的语言特色尚未真正领悟造成的。另外，卡夫卡的作品本质上根本不遵循理性的逻辑进行创作，很多叙述学研究试图沿着人物视角去测探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期获得作者的创作思路，无异于缘木求鱼，评述者在结束陈述时会发现自己仍然在起点处打转。这些都是割裂创作整体、简单解读单篇作品容易形成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