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现代文明的陷阱？
我自认为是一个对现代文明抱着相当警惕心的人。倘在若干年前，有人预言我会迷上电脑这种现代文明最时髦的产品，我一定会嗤之以鼻。我不能想象我怎么可以丢开纸笔，把头脑里的思想转换成一套与思想漠不相干的键入动作，然后让它们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那样还叫写作吗？然而，事实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不但习惯了用电脑写作，而且对它依赖到了这般地步，离开它简直不会也不肯写任何东西了。
让我反省一下，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
毫无疑问，如同一切现代文明的产品一样，电脑的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在于方便和效率。初学电脑当然要花点工夫，但是，凡现代文明的产品，其特点便是制造愈复杂而使用就愈简便，把那套使用程序设计得连傻瓜也很容易学会。一旦学会了，你瞧吧，再也不用一笔一划地涂写了，伴随着令人愉快的键入声，屏幕上快速出现了整齐的字行，不但省力，而且美观悦目。电脑写作最便利之处是修改，增删挪移，悉听君便，无需涂抹，更不必誊抄，一步到位。更何况可以随心所欲地存盘、拷贝和打印，以往那种留底稿和复写的麻烦一扫而光。享受过如此种种好处，谁还愿意回到手工时代吃二遍苦呢？
不过，正像我一开始说的，我毕竟是一个对现代文明怀有戒心的人，因而在享受着电脑的种种好处的同时，也仍然不敢对它完全放心。对于我来说，诸如电脑通过脑芯片主宰人脑之类的恐怖神话离我尚远，我的担心是很浅近的。当我坐在电脑前工作时，我一直不能排除一种也许可笑也许不可笑的担忧：我如此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思想和感受，我的全部心灵档案和精神创作交付给电脑，在此之外未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有一天它们不翼而飞了，我怎么办呢，我岂不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无论我多么努力地钻研，电脑的秘密岂是我辈能够洞悉，它对于我始终是一个异己的家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仆人，我们之间绝无推心置腹的可能，一如我与纸笔之间。我竟然忘恩负义，辞退了从前的忠仆，花大价钱雇用这个黠奴，随时冒着它卷财潜逃的危险，真的受此惩罚不也活该吗？雇用一个太精明能干的仆人的另一危险是，主人离开仆人便寸步难行，成了事实上的奴隶。我现在不正在沦入这可悲的境地吗？我不禁想，也许迟早有一天，当我陶醉在春天的田野或情人的怀抱里时，出现在我脑中的将不再是美丽的诗句，而是电脑的键盘了。
那么，也许电脑是现代文明伸向我的一种诱饵，在诱饵下面的竟是陷阱？
1996.1
关于绿色文明的访谈录
1. 人类能否超越自我，或超越客观？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之间是否酝酿着人类的生存悲剧？
答：所谓自然与文化、生存条件与生存方式的冲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即在人性和人的存在境况中，这一冲突表现为肉与灵、生物性与精神性的冲突。作为自然的生命体，人不能完全摆脱动物式欲望的支配，并且像动物一样必然死亡。作为文化的存在物，人又不甘心如此。这种冲突确实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悲剧，但此种悲剧不可解除，我们只能承受。另一含义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即人类的文化野心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从而危及了自身的生存。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是可以也应该解决的。不要把这两种不同的含义混淆起来，而所谓“超越自我”还是“超越客观”的提法在概念上不太清晰，可能是把它们混淆了。
2. 从绿荫遮蔽到刀耕火种，人类开辟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是否自始就在把人类引向歧路？
答：原始农耕对于森林、从而对于地球生态的破坏是显然的，不过我想，我们无权责备先人，在他们的生存条件和认识水平下，刀耕火种有其必然性。问题是今天，人们仍因贪婪和愚昧而毁坏着森林资源。森林是地球上最好的东西，是水之源、土之源、空气之源、生命之源。我认为可以用森林保护和培植状况准确地衡量现代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
3. 中国文化是否是一种尊重自然的文化，有无现代意义？
答：我不太同意把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说成解决现代文明弊病的根本出路，在环境问题上也是如此。诚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这主要是在老庄哲学中。不过，老庄所倡导的自然无为是一种人生哲学，并不直接包含环境保护的意义。至于儒家的“天人合一”甚至间接地也不包含，“天”只是用来证明人伦秩序的神学符号罢了。我不反对后人加以引伸发挥，但要把握分寸。同时也应当看到，西方思想中同样也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而并非一味地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往往以《论自然》为其著作的标题，想来不是纯属偶然。犬儒派和斯多葛派哲学家提倡顺应自然，与老庄有异曲同工之妙。卢克莱修告诉我们：“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因为正是她生育了人类。”后来卢梭开启的浪漫思潮热情地鼓吹回归自然，更是尽人皆知的。我想说的是，在保护自然的问题上，东西方都有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而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科学、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则完全是西方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事实上，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亲眼看见，人家的环保总体水平远远高于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最好诚实和虚心一些，把环保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不要在似是而非的审美境界中自我陶醉。
4. 应以什么态度看待科学及其文明成果？
答：认识自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艺术的、诗意的方式，另一是科学的、逻辑的方式。前者如中国的道家，西方的泛神论，基于一种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感觉，主体和客体未尝分裂，自然是人的母腹和家园。后者的特点是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人以主体自居，把自然当作对象来研究。近代科学把这后一种方式发展到了极致，建立了机械论、数学化的世界图景，人失去了对于自然的亲近感和家园感，当然是偏颇的。不过我想，科学方式仍将永远有其存在的理由，无此方式，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只能是笼统模糊的，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科学方式和艺术方式各有其用途，不能互相取代。人对自然的根本态度应该是艺术（广义的，包括宗教）的，而在具体认识上则不能不借助科学的工具。
5. 如何评价技术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的技术化倾向？
答：技术是人类对于自然过程的干预，因而本身已经包含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因素。作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类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技术，否则就不成其为人类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人类的生存方式越来越远离自然，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技术已经造就了不自然的饮食结构和居住环境，正在野心勃勃地觊觎人身上最后一个自然的领域—性和生育，准备取而代之。到了那时，人就真成了地球上的怪物了。技术畸形发展的动力，一是物欲，二是好奇心，对这两者都应加以限制。技术是为人类幸福服务的，而人类怎样才幸福，技术并不知道，发言权在哲学和人文科学。至于好奇心，可以用科学来满足，科学是无禁区的，但技术必须有禁区。
6. 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解决加速科技进步同滥用科技成果的矛盾？
答：发展中国家在加速科技进步的同时，当然应该尽量防止和减少其弊病，在这方面，有发达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不过，做起来谈何容易，需要决策者的眼光，也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7. 生态文化是否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答：我比较欣赏“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社会”）这个提法，觉得比“信息文明”、“后工业社会”等提法好，更加准确地规定了工业社会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显然缺乏具体的规定性，“信息文明”则仍然走在技术文明的老思路上，最多只能作为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但是，生态文明社会能否实现，何时实现，却难以肯定，在目前还只能看作一种理想和努力方向。
8. 如何解决当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答：可持续发展并不排斥当下发展，而是对当下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这又是一个十分合理的要求。过去我们有一个提法，所谓为子孙后代谋幸福，为此不惜牺牲现在这一代人的幸福。其实那是空洞的、不实际的，甚至是虚伪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则强调，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同时，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个提法是很有分寸的。也就是说，并非要求我们当苦行僧，而只是要求我们不做败家子而已。当然，真正不做败家子也并不容易，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着败家子。
9. 如何看待人机文明和智能社会？
答：我不太懂所谓“智能社会”这种设想，印象中觉得它仍然是一种技术神话，并且散发着空洞的乐观主义气味。
10. 绿色文明的理想能否实现？
答：保护自然环境的呼声之所以高涨，源于人们的真实需要。其一，是精神上的需要。人总是要有信仰和精神家园的，在对人格化上帝的信仰破灭之后，现代西方人中间有一种相当显著的泛神论倾向，从大自然那里寻求寄托。对于许多人来说，素食主义、动物保护、绿色运动都带有精神信仰的意义，而不单单是个人喜好和社会活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人生意义的最可靠源泉，这一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其二，是人类继续生存的需要。即使人们对自然并无宗教和道德上的关切，用科学的眼光看，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也已十分明显，迫使人们善待自然。因此，我对绿色文明的实现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1997年5月
“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90年代以来，国学好像又成了显学。而在国学热中，有一个概念赫然高悬，众望所归，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里，它简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难题。其最旗帜鲜明者甚至断言，唯“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舍此别无出路。按照他们的解释，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天人相分乃至对立，由此导致人性异化和生态危机，殊不知完备的人性理论和生态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足以引导人类重建内心的和外部的和谐。
我的印象是，鼓吹者们一方面大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儒道佛一锅煮，最后熬剩下了“天人合一”这一点儿浓汁，另一方面又大大扩展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使这一点儿浓汁囊括了一切有益成分，于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种儒家学说，把道家的“物我两忘”、禅宗的“见性成佛”硬塞入“天人合一”的模子里，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儒家学说也不能归结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仅是儒家在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天人合一”的含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其中，后者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基本上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我们自可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事实上，在西方哲学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可是人家并没有从中寻找什么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
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进一步解释成一种生态哲学，这已经成为国学新时髦。最近看到一本书，是美国科学家和学术活动家普里迈克写的《保护生物学概论》，译成中文洋洋五十多万字，对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我一面翻看这本书，一面想起某些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当然，学有专攻，我们不能要求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精通生态学，但我们也许有权要求一切学者尊重科学，承认环境保护也是科学，而不要在一种望文生义的“天人合一”境界中飘飘然自我陶醉。
1997年8月
现代技术的危险何在？
现代技术正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发展，不断创造出令人瞠目的奇迹。人们奔走相告：数字化生存来了，克隆来了……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东西来了？尽管难以预料，但一切都是可能的，现代技术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它办不到的。面对这个无所不能的怪兽，人们兴奋而又不安，欢呼声和谴责声此起彼伏，而它对这一切置若罔闻，依然迈着它的目空一切的有力步伐。
按照通常的看法，技术无非是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改变事物的手段，手段本身无所谓好坏，它之造福还是为祸，取决于人出于什么目的来发明和运用它。乐观论者相信，人有能力用道德约束自己的目的，控制技术的后果，使之造福人类，悲观论者则对人的道德能力不抱信心。仿佛全部问题在于人性的善恶，由此而导致技术服务于善的目的还是恶的目的。然而，有一位哲学家，他越出了这一通常的思路，在50年代初便从现代技术的早期演进中看到了真正的危险所在，向技术的本质发出了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