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伪的逻辑
读张紫葛著《心香泪酒祭吴宓》（以下简称《祭吴宓》），立刻感到气味不对。这是一本明显的伪劣之作，却居然被多种传媒炒作，畅销全国。揭伪的声音刚出现，我们又读到了进行“反批评”的金巍《关于吴宓日记》一文（载于《文汇读书周报》6月28日，以下简称金文）。《祭吴宓》在作伪时设计了一个逻辑圈套，而通观此文，其立论不过是原书作伪的逻辑之延续而已。
《祭吴宓》一书的全部叙述建立在两个神话上。第一是作者与吴宓的“三十八年异姓手足之交”，相交之深至于为“彼此生命中唯一无二的密友”。这个神话是全书的根本支点，是所述内容之可靠性的唯一担保。然而，长达三十八年的最亲密友谊，喜欢实录自己生活的吴宓在其日记里不可能毫不提及，吴宓的亲友也不可能毫无耳闻，这是凭常理就可以推断的，作者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不能不预加防范。于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神话，他必须再编造第二个神话，即所谓吴宓彻底改造了日记，“百分之百消除了”两人“相识之一切痕迹”，而书中“连带写到”的与他和吴宓同时出场、因而可以充当两人来往之见证的那些人物也“均已先后作古”。这两个神话如同一个连环套：由于我是吴宓的唯一密友，所以唯我能得知吴宓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彻底改造日记这个秘密；又由于吴宓彻底改造了日记和知情人均已死光，所以我是吴宓的密友这一点也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样，两个神话本身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旁证，却似乎能够互相支持，自圆其说。凭着这个逻辑圈套，作者自以为可以放心作伪而立于不败之地了。
作者设计这样一个逻辑圈套，本意当然是要堵一切可能的反驳者的口。既然他之为吴宓的密友和吴宓之改造日记均是唯有他和吴宓知道的秘密，而吴宓已死，则任何人都不能以没有证人或证据为由加以反驳了。他未尝想到的是，这样一来，他同时也剥夺了任何人为这两个神话充当证人的可能。因此，金文虽刻意为他辩护，也不能理直气壮地以证人自居，而只能默认或重申两个神话的前提罢了。事实上，在金文中，关于“密友”之说的确没有提供任何证词，而关于改造日记之说，原是此文的主题，竟也只能虚张声势，含糊其词。其据以证明吴宓修改日记的理由共三条。一是强调日记已“损毁”，是“劫后余稿”，但损毁与吴宓自己修改显然是两码事。二是强调50年代镇反、肃反的“恐慌”背景，但从这背景不能推断吴宓必定修改日记。三是搬出周锡光的“证词”，说吴宓“曾明示过周锡光，宓修改日记，为保护他人”。读者本可期待金文在此处多费些笔墨，没想到只是虚晃一枪，紧接着的话是：“关键在，据周先生说，吴宓修日记，多用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手法。”请注意，“修改日记”变成了“修日记”，话题已被偷换。金文中多此类词义闪烁之语，想来不只是文风的问题罢。
相反，要堵反驳者的口却不太容易。问题在于，《祭吴宓》一书设计的逻辑圈套之成立仅是抽象的，在具体编造两个神话本身的内容时不能不涉及事实，于是难免露出破绽。何况作者在编造时实在粗心，你可以说他大胆到了盲目的地步，留下太多的硬伤。例如，关于第一个神话，作者所自吹的拜师于吴之英的经历是他得以结交于右任、又经于右任结交吴宓父子的王牌资本，在所谓“异姓手足”之缘起中据有重要地位。可是，唐振常先生的文章（载于《文汇读书周报》6月21日）业已指出，吴之英死于1918年，而据张紫葛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的“作者简介”，张紫葛生于1920年。张紫葛的辩护者们恐怕永远不会有勇气来向我们解释，张是如何能够拜师于一个在他出生两年前已经死去的人的。又如，关于第二个神话，《祭吴宓》所举吴宓改造日记的一个主要例子是：1944年吴宓受成都燕京大学之聘，从昆明先乘飞机到重庆，与他“一起相处往还了六天”，而在日记中却改写为坐汽车离昆明，经贵阳、遵义、重庆到成都。可是，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至少有三篇文章忆及吴宓的这次进川，其中，关懿娴谈到当时与吴宓在贵阳的相见，缪钺、王树仁谈到当时在遵义浙江大学听吴宓作《红楼梦人物分析》之演讲，缪钺还谈到浙大教师们与吴宓欢聚的情景。作者及其辩护者再厚颜，恐怕也不敢说这些回忆文字是回忆者们在《祭吴宓》出笼七年前预先共同作的伪证吧。季石的文章（载于《文汇报》5月29日）已经提及这一材料，而金文却对此避而不谈，仅在当时昆渝交通多么发达上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祭吴宓》一书之伪，不仅在情节的编造上，更在吴宓形象的彻底歪曲和丑化上。凡是稍微了解吴宓的作品和为人的读者，都很容易看出该书所描绘的那个“吴宓”与真实的吴宓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对吴宓无甚了解，只要有基本的鉴赏力，也会受不了书中弥漫着的恶俗趣味。只要随手翻一翻回忆和研究吴宓的文章，便可知吴宓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真诚，如冯至所总结的：“总观吴先生的一生，他忠于他的主张，尽管他的主张不完全符合实际；他忠于爱情，尽管爱情遇到挫折和失败；他忠于他的理想，尽管理想难以实现，但他始终如一，耿介执著，从未依附过任何权势，或随风向而转移—这品格是十分可贵的。”（《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然而，在张紫葛笔下，吴宓却成了一个热心政治、见风使舵、工于心计、勾心斗角的猥琐小政客。当然，这并不奇怪，我们很可体谅作者只能在其心灵水准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编造。关于《祭吴宓》对吴宓形象之歪曲，我另文加以评论。在这里，我只想问一下周锡光，金文反复抬举他为《祭吴宓》一书的“真实性”的“最有发言权”的证人，他也自云“文革”中曾与吴宓“朝夕相处，一座春风，聆听教诲”，那么，他是否敢站出来证明该书所描绘的吴宓形象的“真实性”？顺便我还想问一下，吴宓家属所收藏的吴宓文稿已经陆续发表，为人们研究吴宓提供了公开的资料，而吴宓托付他代为保管的文稿却至今藏于密室，难见天日，只在论战中偶尔抛出没头没尾的只言片语，如此不光明磊落，究竟何为？
1997年7月
一本沉渣泛起的伪劣书
—评《心香泪酒祭吴宓》
一
随着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进程的反省的深入，若干曾经被历史遗忘的学者的名字越来越受到今日知识界的关注，其中便包括陈寅恪和吴宓。吴宓之女吴学昭所著《陈寅恪与吴宓》一书的出版，尤使人们对这两位主流外文化志士的学养人格及动人友谊有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在那文化专制的年代，这样两位忠于自己的文化理念的学者必定遭受了怎样悲惨的磨难，并愿知其详情。于是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出版，且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此之后，若有一本以吴宓为传主的类似书籍出版，应该说是符合读者的期望的。
无疑正是估计到了读者的这种期望，张紫葛炮制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以下简称《祭》）出笼了。然而，一读之下，立刻让人感到气味不对。凡是稍微读过吴宓的作品并了解其为人的读者，都很容易看出该书所描绘的那个热心政治、工于心计、见风使舵的“吴宓”，与真实的吴宓风马牛不相及。即使对吴宓无甚了解，只要有基本的鉴赏力，也会受不了书中弥漫着的恶俗趣味。作者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杜撰出了一个庸俗不堪的“吴宓”（以下凡提及作者虚构之“吴宓”均加引号），并借其口肆意吹捧自己，污蔑他人。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本凭常识即可察觉其伪劣的欺世之作，居然还被多种传媒炒作，畅销全国。好在吴宓的亲人和学生尚有健在于世的，他们知根知底，已经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揭露事情的真相。由于该书的情节之伪、格调之劣是显而易见的，我相信毋需太久，它必将像别的伪劣产品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
二
其实，《祭》书的作伪意图可说是赤裸裸的，它直接暴露在作者自以为高明、实则拙劣的那种编造手法中。该书的全部叙述皆建立在一个神话上，便是作者与“吴宓”的“三十八年异姓手足之交”，相交之深至于为“彼此生命中唯一无二的密友”。这个神话是全书的根本支点，是所述内容之可靠性的唯一担保，难怪作者处处要加以渲染。他在书中多次安排“吴宓”专程异地访他或两人秘密会见的情节，并不断借“吴宓”之口强调两人的“特殊关系”。解放初，“吴宓”之所以不肯应清华之聘，离开重庆西师，据说是因为依恋他这个“异姓手足”和“知交”，不能割舍和他在一起的“推心置腹之快”。文革后期，“吴宓”在弃世前不久，竟预卜他“还有三十多年寿算”，密嘱他将其遭遇“垂而为文，传之千秋后世”。经过这样一番铺垫，《祭》在吴宓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出笼不但是在履行亡友的遗嘱，而且简直是在应验“吴宓”这个巫师的谶语了。
我们姑且假定作者真是吴宓的“唯一无二的密友”，因而唯有他知道吴宓的某些最隐秘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他拥有唯一无二的发言权。然而，前提是所谓“异姓手足”的神话能够成立。长达三十八年的最亲密友谊，喜欢实录自己生活的吴宓在其日记里不可能毫不提及，吴宓的亲友也不可能毫无耳闻，这是凭常理就可以推断的，作者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不能不预加防范。于是，为了维护所谓“异姓手足”的神话，他必须再编造一个神话，即所谓“吴宓”彻底改造了自编年谱、信札尤其是日记，“百分之百消除了”两人“相识之一切痕迹”，而且据说是用整页改写替换的办法，以至于看上去“天衣无缝”，“恐怕福尔摩斯也找不出半点毛病”。如此煞费苦心地做手脚不能没有理由，作者提供的理由是他有历史问题，两人均怕殃及“吴宓”。他让“吴宓”在解放初首先提出“我两个务须装作从不认识”，以免“添无穷之麻烦”，两人的关系从此转入地下，接着便似乎顺理成章地有了修改日记、销毁“罪证”之必要。作者自以为他的两个神话编得十分巧妙，如同一个连环套：由于我是“吴宓”的唯一密友，所以唯我能得知“吴宓”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彻底改造日记这个秘密；又由于“吴宓”彻底改造了日记，所以我是“吴宓”的密友这一点也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样，两个神话虽无任何旁证，却仿佛可以互相支持，自圆其说。
为了更加保险，作者还有两点预防措施。其一，人们也许会问：关于两人的友谊，作者自己多少留下了一点文字证据吧？针对此一可能的责问，他特地在“后记”中声明：“我劫后幸存，赤条条一身，所有从前的笔记、札记，一切我捉笔落墨的东西，概已乌有。”其二，对于在书中与他和“吴宓”同时出场、因而可以充当两人来往之见证的那些人物，他也有周到的设计，在“绪言”里告诉读者：“这些连带写到的朋友均已先后作古”。
现在好了，凡文字材料均已销毁，凡证人均已死光，张紫葛与“吴宓”的任何交往、“吴宓”对张紫葛说过的任何话都死无对证了—虽然不能证实，但也不能反驳了，因而可以任张紫葛编造，由他说了算了。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骗子，为了行骗成功，不惜将一切可能的证人灭口。可惜的是，灭口仅得逞于作者的想象之中，实际上却办不到。困难在于，为了编造与“吴宓”长达三十八年的交往，便不能不涉及并歪曲相应时期吴宓的一些具体生活经历，而了解这些经历的知情人有的还健在，有的早在《祭》出笼前许多年已发表过回忆文字，书中没有提及他们并不等于就能把他们灭口了。
三
关于《祭》书中大量情节纯属胡编乱造，已有知情人据吴宓日记或亲身经历加以揭露，读者可参看季石（《文汇报》5月29日）、唐振常（《文汇读书周报》6月21日）的文章以及祝晓风采写的长篇报道《无法沉默》（即将发表）。在已经揭穿的谎言中，有的极具讽刺性，在这里不妨一提。
作者自云“曾拜门于清进士吴之英先生”，又写得一手“有梁任公手法”的妙文，而因此得以受于右任的激赏，进而结识重庆于府另一位常客、吴宓的嗣父吴仲旗，并在吴仲旗的撮合下与“吴宓”结为“异姓手足”。然而，关于吴之英的生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钱基博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均有介绍，此公在1918年就死了，而张紫葛生于1920年，所谓拜师便成了天大的笑话。“异姓手足”乃是全书的支点，而拜师于吴之英的经历是作者得以结交于右任的王牌资本，在“异姓手足”的缘起中据有重要地位，编造时尚且如此不小心，就更遑论其余的情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