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给予我的另一个收获是，他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化宝库的门户。我这么说没有丝毫夸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那些平庸的书籍上浪费光阴，而忽然在他的床头不断更新的书堆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我开始大量阅读经典名著，结识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海涅等大师。他对现代思潮也有相当的敏感，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读名著的深远好处是把我的阅读口味弄精微了，使我从此对一切教条的著作和平庸的书籍有了本能的排斥。我因此而成了一个出名的不用功的学生，时常逃课，即使坐在课堂上也不听老师的讲义，而是偷读课外书，为此屡受同学的检举和系里的批评。可是我屡教不改，因为当我能够自己阅读好得多的东西时，怎么还有耐心装成规矩模样去听差得多的东西呢？人人都是为了应付以后的考试才听的，既然我靠临时记诵必能得到好成绩，也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一年级下学期，郭世英和校外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名为“X”的地下文学小团体，互相传阅各自的作品手稿。他常常也把这些手稿拿给我看，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涂鸦。我们最乐此不疲的事情是记录即兴的对话、场景和思绪，我名之为文字写生，这种练习有效地磨锐了我对素材和文字的感觉。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郭世英的言行很自然地被看作是离经叛道，从而作为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受到了校方的注意。一个知情的同学怕受牵连而告发了“X”，这直接导致郭世英未能读完一年级就离开北大，被安排到了河南一家农场劳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两年后他转学到了北京农业大学。我相信这是一种逃避，尽管后来他十分诚恳地试图清理自己过去走的“弯路”，但他内心深处明白，如果他继续从事哲学，他是仍然无法避免与正统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然而，他终于未能避免为思想的原罪付出血的代价，年仅二十六岁，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在“群众专政”之下了。
时光倏忽，郭世英去世已经二十九年了。这许多年中，我走过许多地方，经历了许多事情，却未尝忘怀他。我确实相信，如果不曾遇见他，我的道路会有所不同。我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了却一桩夙愿，写出我所了解的这个郭沫若之子。
四在大潮流之外
文化大革命中，我基本上是一个逍遥派。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的感情只是本能地倾向于受压迫的一方。例如，我对北大“井冈山兵团”的过激立场全无好感，可是，当其大小头目在全校被批斗时，我便怀着正义感和同情心加入了这个“兵团”。后来，两派互相攻讦，演为武斗，我就对整个运动完全淡漠了。此后我便只是躲在被围困的孤楼里，在震耳欲聋的打派仗的高音喇叭声中，偷偷写哀念郭世英的诗。
武斗爆发前夕，我把我的全部文稿，包括日记、手记、散文和大部分诗作，统统都销毁了。我从小学开始就自发地写日记，从高中开始则天天都写，从未间歇。写日记是我的主课，我对这件事倾注了最大的热情和耐心，它使我感觉到我的每一天都没有虚度，没有无影无踪地消逝。有满满一纸箱呵，可是，全烧了，灰飞烟灭了，撕成碎片从下水道流走了。我的全部童年、少年和青春的岁月，也和它们一起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校内气氛已经十分紧张，抄家成风，许多学生的日记被公布，人被批斗，令我心寒；也是因为郭世英的死令我悲伤，往事不堪回首，我仿佛要用我的过去为他殉葬。后来我无数次地痛悔此举，觉得我的生命因此而成了残片。
郭世英死后不久，工宣队进校，武斗停止，我们这些学生草草毕业，被送往农场接受“再教育”。离别北京，我的心情无限怅惘，心中回响着李贺“我有迷魂招不得”的诗句。我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我相信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世界观的论断，因为我确实发现自己的性情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不改造好就永远痛苦。但是，我内心深处的困惑是：我真能改掉我的几乎与生俱来的性情吗？改掉了真的好吗，我会安心吗，那样我还是我吗？我究竟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洞庭湖畔的一所军队农场劳动一年半之后，我被分配到广西深山的一个小县，在县委当了一名公务员。这个名叫资源的小县是资江的发源地，山高水清，景色十分秀丽。我在那里生活了八年半，日子过得单调而平静，我的心情也是平静的。我和朴实的农民相处得很融洽，但与一些媚上欺下的顶头上司屡起冲突。我不耐烦坐办公室，便争取经常下乡，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得闲读书。小县城里找不到什么书，我便把办公室里的几十卷《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陆续带下乡，通读了一遍。后来“评法批儒”，一部分古籍开禁印行，我又得以读了若干经史子集，给我很可怜的国学底子小补一课。积习难改，我还时常写些东西。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此生还能走出这个深山小县，更未奢望此生要有一鸣惊人的成就，读书作文只是为了自勉自娱，给生活增添一些意义和趣味。如果真的终老山沟，我一定会这样过一辈子，也许略有怀才不遇之憾，但不会有宏图未展之恨。扪心自问，我实在不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
五人性的哲学探讨
“四人帮”倒台后，高校恢复招生，我于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阔别十年，重返北京，而当时的北京又是一派百废俱兴的欢欣气象，我的心情也是热烈而兴奋的。尽管年届三十三，仍觉得自己非常年轻，宛如一个年轻学子，一切都将从头开始。但是，究竟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心里并不清楚。
我读硕士生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之所以考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还行，比较有把握。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我对研究苏联哲学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因为苏联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毕竟还太浓，而且对之的研究太像情报工作而不像学术研究。不过，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要敏锐得多，探讨也要深入得多，因此我也乐于做些介绍和翻译的事，以提供借鉴。这方面的工作，后来集中体现在我和我的老师贾泽林等合著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中。与此同时，我把精力更多地用于直接研究人性问题，其成果便是我的硕士论文《人性的哲学探讨》。
我对人性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当时，有两个流行观点令我反感。一是主张人类一切感情都打有阶级烙印，因而都可以归结为阶级感情。另一是以阶级立场来评定人性的善恶。这两个论点都明显违背我所体悟到的人性真相。事实和我的直觉都告诉我，人的感情和品质是多方面的，不能作此简单化的归结和评价。于是，在哲学课堂上，我便常常成了所谓抽象人性论的一个辩护者。可是，在我看来，我所辩护的恰恰是生活现实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性，而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却是作了不适当的抽象。
所以，对于我来说，系统探讨人性问题乃是了却一个宿愿。在硕士论文中，我大致上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动的理论为依据，论证了人性的完整结构，提出人性乃是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理属性（理性与非理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著作未能发表全文，而仅发表了其中的若干章节。此外，我还写了一些阐发马克思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文章。后来，有的海外刊物在回顾80年代初国内学界关于人的问题的争论时，把我列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我本人对当时那种引经据典的论战方式和寻章摘句的写作风格很不满意。引证马克思是为了打开一个禁区，可是，世上本无禁区，庸人自设之。按我的性情，我是宁愿去尝神设的禁果而不是去闯人设的禁区的。
六从事尼采研究
读硕士生毕业后，我被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三年后，又在职考了博士生。当时我正对尼采的作品发生着浓厚的兴趣，便决定以尼采哲学为研究的主题。
我对尼采感兴趣，有二十多年前郭世英的潜在影响起作用，但直到这时才认真读了他的作品。一开始是读中译本，觉得不过瘾，又抱着词典读德文原著。我只是喜欢，并没有想到要写书，动笔写书是极偶然的事，完全是因为我的朋友方鸣催促的缘故。完稿后，方鸣很欣赏，但担心我的观点一反习见，出版会遇到阻碍，便嘱我请我的导师汝信写个序。我想汝信身居高职，又曾因“文革”后率先发表为人道主义正名的文章而遇到过麻烦，此事未免强人所难。未料他欣然命笔，并在序中对我的探索作了热情肯定。然而，尽管有了他的序并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方鸣所在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仍然否决了书的出版。直到一年以后，才经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敏之手得以问世。
尼采思想对于王国维、鲁迅、郭沫若那一辈学人有过重大影响，但是在解放后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地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反动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在仔细阅读尼采作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对尼采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误解，把一个关心人生问题的哲学家错看成了一个政治狂人。我喜欢尼采，是因为他个性鲜明，极其真诚，而他苦苦思考的生命意义问题事实上也始终困扰着我。在短短两个月里，我怀着饱满的激情写出了《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在书中一面阐发尼采的人生哲学，一面我自己的生命感受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样喷涌而出。这是我独立出版的第一本书，因而可以算做我的处女作。出乎意料的是，它问世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一再被列在最受大学生欢迎的书籍之榜首，九个月里印了九万册，读者来信如雪片般向我飞来。不过，在兴奋之余，我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我在书中借尼采之口发表的感想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共鸣，并不能证明这本书在学术上如何成功。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使我明确了我的哲学研究方向应是我一向关注的人生课题，因而可以看作我的哲学之路的真正开端。
如果说《转折点》是我在两个月内一气呵成的即兴之作，那么，我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分娩过程就格外艰难了，从动笔到完稿拖了一年多，致使答辩和毕业也相应延期。我自信我的学术能力在该书中经受住了考验，对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思想和建树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分析，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的诗性哲人，更是一位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有着透彻思考并且开辟了新思路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汝信为我组织了一个堪称最高规格的答辩委员会，聘请了学界耆宿贺麟、冯至、杨一之、熊伟诸位先生，他们不久后均相继去世了。
在研究尼采哲学的过程中，我还翻译出版了若干尼采作品。我的德文底子并不好，说来惭愧，我差不多是一边研究和翻译，一边自学德语的。开始时词汇量太小，动辄要查词典。好在我对语法具有特别的理解力，加上有相当的中文基础，以至于我的译本出来以后，竟浪得了翻译家的虚名。在终于卸下博士论文的重负之后，我便宣布与尼采告别了。然而，有一个例外，其后我一直在缓慢而执著地做一件事，准备在不太久的将来向世人贡献一套由我翻译的完整的《尼采文集》。我相信，与再写一部关于尼采的研究著作相比，这是更有久远价值的学术事业。
七表达生命的感悟
从80年代末开始，我似乎进入了一个创作上的丰收期，先后出版了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伤的情欲》和散文集《只有一个人生》、《今天我活着》、《迷者的悟》、《守望的距离》。不过，用专业的眼光看，我似乎又有些不务正业，因为这些书没有一本是学术著作。直到1995年，为了应付与人合作的一个课题，我才又暂时地回到学术，花了半年时间啃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写了若干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