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牺牲六载的丈夫送葬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乐婉
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后来被军阀绞杀，年仅38岁。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889年10月29日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地村。在他出世前，父亲就去世了，出生不到16个月母亲也去世。因为他“既无兄弟，又鲜姐妹”，只得由祖父李如珍抚养成人。
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在他10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了婚。夫人赵纫兰，是个乡下妇女，缠着小脚，目不识丁，而且比他大6岁。在以后的日子里，她辛勤地操持家务，帮助丈夫，不管家境多么困难，她总是赞助、支持丈夫的活动。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患难与共。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不久，祖父去世，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在理想难以实现，又面临失学的威胁时，李大钊依靠夫人的支持，“辛苦艰难，典当挪借”，于1907年夏天赴天津求学。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才华初露。他对自己的妻子还是一如既往，相亲相爱。1918年1月，他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后，常常有很多男女知名人士到家中拜访。每当客人光临，李大钊总要把自己的妻子请出来，同客人见面，还帮妻子换衣服，扣扣子，细心地拉平衣襟。
那时的李大钊，刚刚30岁出头，风华正茂，而妻子年近四旬，红颜衰老，但他对妻子的体贴却未减半分。回到家中，他不是帮妻子做饭，就是照料孩子，忙个不停。他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它、侮辱它、屈抑它，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李大钊的品德学识，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极大，就连同他持有敌对政见的人也不得不称赞他：“为人又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李大钊，适其人也。”
1924年5月下旬，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他不得不离开北京，到昌黎五峰山暂避一个时期。他的夫人很为他担忧，请人捎信到五峰山说，她想去托人设法取消通缉令。李大钊立刻写信劝阻她，并勉励她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
1927年4月6日，正好是清明节，天气晴朗。夫人赵纫兰带着小女儿到附近儿童娱乐场散步去了，李大钊坐在黑色的桌旁写字，长女星华在外屋看报。突然，一群特务闯进屋来，逮捕了李大钊。他的夫人与两个女儿也一同被捕。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审判：对李大钊等人立即处以绞刑。他牺牲时年仅38岁。
李大钊牺牲以后，赵纫兰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身体每况愈下，成为一个被疾病缠身的妇人。支撑她顽强地生活下去的，是两大心事：一是李大钊就义后，灵柩一时不好安葬，被暂放于宣武门外的妙光阁浙寺，尚未入土为安；一是孩子们太小，最小的儿子刚刚几个月，她不能倒下。
当时，赵纫兰感到最欣慰的是大儿子葆华那日到郊外春游，躲过了牢狱之灾。李大钊牺牲后，葆华被李大钊的朋友们秘密送到日本留学。这使她放下了悬着的另一颗心。
1927年6月10日，赵纫兰带领星华、炎华、光华、欣华离开北京这个伤心之地，回到了乐亭老家。李大钊牺牲时，家里一贫如洗。即便反动当局不限令赵纫兰和她的孩子返回原籍，一家人也难以在北京生活下去了。当时，曾有人拟将她和孩子们送往苏联，她思虑再三，还是谢绝了这番好意。她不是不想去十月革命的故乡，而是顾忌自己的身体在丈夫猝死之后一下垮了下来，极可能一去难返。
回到家乡，房在，地在，亲人都在，加上北京大学按月寄生活费以及亲友资助，一家人的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有了着落，赵纫兰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来指望北伐军早日打下北京，待红旗飘满古都时安葬李大钊。不想，蒋介石在李大钊没有走上刑场时就背叛了革命，最终窃取了北伐战争的所有胜利成果。待一年后所谓的“北伐革命军”占领北京时，北京的局势只是换汤不换药，出殡的事只好一拖再拖。
等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天又一天，赵纫兰见革命成功之日遥望无期，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百般无奈，只好求助北京大学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李大钊的老同事，与李大钊相交甚笃，他到处周旋，终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紧接着，他又组织人发起募捐，筹集了一笔殡葬费用。
安葬李大钊灵柩的事情有了着落以后，赵纫兰拖着病体于1933年春天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当党组织派人找她联系，商议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当蒋梦麟派人提出别把声势搞大，走离浙寺较近的西便门出城时，她却没有同意。她坚持要从城里走。她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
1933年4月23日，按农历计算，是李大钊就义六周年的后两日，李大钊烈士的公葬仪式在北京举行。沿途送葬的群众很多，党组织借机组织青年学生搞起了示威。送殡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当时，不少人被捕，殡仪队伍被冲个七零八落。赵纫兰又气又恨，坐在骡车上看着这一切。出殡场面被搞成这个样子，她一点也不后悔。她心中只有恨，对新的反动当局的恨，对破坏出殡的暴徒的恨。是日下午，李大钊的灵柩被护送到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在墓穴旁边，她见到了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一块墓碑。墓碑上方刻了一个红五角星，内镶镰刀锤子图案，竖刻的一行大字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碑的背面刻的是对李大钊的革命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的碑文。她感到无比欣慰，把这块珍贵的墓碑看了又看，泪水流个不停。这碑作为墓志铭，随灵柩一同埋在了地下。
安葬李大钊归来，赵纫兰一卧不起。为惨死六载的丈夫送葬，她几乎耗尽了心血。她知道，她到丈夫身边的日子不远了。在病危时，她很心安，脸上甚至浮现了难得的笑容。临终前，她念念不忘的是送葬那天惨遭毒打和抓捕的青年学生，不时地喃喃叨念：“……那个孩子……血呵……报仇呵……”
1933年5月28日，赵纫兰逝世。
◎故事感悟
夫妻间的感情是需要经营的，在李大钊生前，他们相亲相爱；在李大钊死后，赵纫兰顽强地抚养教育子女，并且为了让李大钊入土为安，她几乎耗尽心血。这份真挚的爱，感天动地！
◎史海撷英
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地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 ，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文苑拾萃
李大钊诗词
丙辰春，再至江户。
幼蘅将返国，同人招至。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任弼时情感如初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刘禹锡
任弼时（1904—1950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培国。他的妻子陈仪芳是小时候父母做主定下的娃娃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10岁的任培国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两个孩子自小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都特别懂事。他们天真无邪，到一起后童稚可爱的天性，让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任培国一从学校回来，两个人就粘在一起玩儿，或者陈仪芳看着任培国做作业，或者跟任培国一起帮家里做些家务事，感情十分亲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她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任培国上学。公婆想，这样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陈仪芳找了份工作，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
陈仪芳在厂里干活挣钱，常常主动要求加班加点，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而且她自己吃穿特别俭省，几乎是把每月所挣的工钱攒起来全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厂子看望陈仪芳。看着她累成那个样子，日渐消瘦，非常心疼，就劝她不要太过劳累了。
就这样，在父母和陈仪芳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了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三年级。两人在这样的五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产生了真正的爱恋，互相深深地爱着对方，都感到很幸福。
1919年春天，任培国转入长郡联立中学学习。但这时，高中昂贵的学费任家已无法承担。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一向受爱国忧民思想熏陶的任培国产生了强烈的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于是积极投身于长沙的爱国运动，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不久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到那里去勤工俭学，并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训练。1920年，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天，任培国同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同赴前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年初他在前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三年中，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互相非常牵挂。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得知“东大”生活很差，老是担心任弼时会生病。但她却不会给他写信，请别人代写，总是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后来她产生了学文化的想法，就参加了一所职业学校的夜校学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磕磕巴巴的，满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白，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的鸿雁传书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书记。当时才二十来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