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胡适身上究竟有什么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都集体缺失的？这个问题抛出去，能收上来一卡车的答案，这个也缺失、那个也稀有、还有什么什么的濒临灭绝。既然提到了武侠，在我看：胡适先生的侠气今天基本见不到了。这种侠气化璧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容侮辱之人格，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得出来，有人甘为折服、有人情若惶惶。——这种气质天然适合做学说和正义的斗篷，既能彰显威风，更在示以坦荡。
侠客的根源是墨子，君子的根源是孔子。墨家和儒家有针锋相对的地方，共识也是很多的。他们对人的善性都保有很高的期望和积极捍卫的姿态，都拒绝为强权奴使，视正直为最好的美德。受政治的影响，墨家的道路越走越窄，儒家越走越宽，儒墨共识的部分也走得越来越近。很多我们崇敬的历史人物，既是侠士也是君子，剧孟、季布，乃至岳飞、戚继光，武功卓越、忠肝义胆。今天再提起侠客，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对其君子一面的肯定，杀人如麻还不够，也要顶天立地、赤心柔肠。胡适先生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如果把他的学问笔换成龙泉剑，我们在脑中胡乱一组合就是一个郭靖式的人物。
他在晚年经常要谈到两句话，一句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出自范仲淹《灵鸟赋》；一句是“容忍比自由还重要”，结合胡先生一生惧内的事实，他对这句话的体会何止入木三分，恐怕连树根也被他刨透了。
范文正公就是个典型的侠客加君子。范仲淹从小家贫，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范仲淹改姓朱。一个偶然的事件，范仲淹发现自己是望亭范家之子。他便脱离了朱家，辞别母亲，徒步求学去了。后来自树门户，再接母归。侠客是讲“来者何人”的，身份不明不白的不像话。胡适一辈子被太多人称为朋友，他一概应下，不嫌人短、不避人高，从来不藏着掖着，家门向社会各界洞开，每礼拜都要会客。不会有人质疑胡适“何许人也”，而鲁迅先生这路侠客则是被粉丝和狗仔队刨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世人不晓得鲁迅就是周树人。他攀在远离众生的树梢上，黄昏麻雀为伍，于莽莽世故中端着一杆“金不换”挑拨愁云；胡先生笑着摆上茶案，圈椅里一坐——你怒目金刚也好、和风细雨也好，来吧，我为天下人师表！——鲁迅是跳墙和尚的话，胡适就是带发修行了。
1959年3月14日《自由中国》杂志第26卷第6期发表了胡适先生《容忍与自由》一文。文章一开头，胡先生写道：“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了母校康耐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格外喜欢这句话，很明显：是因为中国人自由容易，而容忍极难。换言之，在中国实现有节制的自由，文明政治、好人政府，都道途漫长。
我在前几天的一篇文章里写：“鲁迅是个破坏者，他跳跃在颤动的颓败线上，脚下是中国生灵丑陋的群舞；胡适有一颗建设者的心，他既有主义，也面对问题。我们都清楚得很：提意见是简单的，解决问题是艰难的。——仅从这一点也不得不正视胡适明确高出鲁迅的地方。”鲁迅是孤独的，然而并不孤寂，他会写上《厦门通信》、《海上通信》，找几个老朋友诉诉苦，调侃几句旅途上的轶闻，分享一下单身鏖战的艰难。鲁迅自始不承担改天换日的重大使命，他做一片悬在众生之上的冷眼，看你跳舞狂欢出了汗，就鬼影一样飘过来哗啦一盆水扣给你。鲁迅毕竟在与世道人心较劲，而胡适意欲扭转的则是历史。这正如杨过一旦不高兴可以开溜、可以失踪，认真起来也可以传宗立派；而郭靖何时有忙里偷闲的机会？他四处抱不平，替人救火、帮人消灾；国家危亡又得先一个站出来赴火蹈刃。——何其可怜！杨过的个人魅力更大，也是没办法的事；拨开近代史，尤其脑袋凑近了看，扑面而来的窒息感也许更能令我们理解郭靖，或者胡适的笑不由衷。
前两天看了徐克的新作《龙门飞甲》，非常失望。一时找不准失望的位置。适逢纪念胡先生逝世50周年，忽然明白：武侠武侠，如今只剩下“武”，“侠”没了。电影里的侠气也许是李连杰眼中曾经的凌厉，也许是黄霑的音乐，也许是林青霞的亦刚亦柔……这些真正的武侠元素浓重涂抹着情义江湖里似是而非的矛盾，用情绪上的浓度去粘合一帧一帧的画面，予刀光剑影以飘逸而不急躁的诗意。
知识界如今也只有“武”而基本看不到“侠”。更别提鲁迅的杨过之侠还是胡适的郭靖之侠，前两年倒是有个所谓的“北大醉侠”，也谈武侠、也谈鲁迅，我基本可以肯定：嗯，这个人确实能喝。现如今，没有人公开焚书了，所以“武”还在；但儒生也都被坑怕了，所以“侠”没了。逢九有大变，当知识分子撞上大变之年，胡适不得不隔海饮恨他自由主义的哀伤；胡风刚把赞歌操起来、挽歌也吹吹打打地送上了门；沈从文吓得扔掉了笔，既不管他的三三、萧萧，也不抖露他的八骏图；汪曾祺紧随沈老师而去，研究起了马铃薯……有这么几十年，笔墨残冷，坑灰灼灼。侠客们看了看，互相苦笑着，交出宝剑，扛上锄头，后来连锄头也被人剥夺。都说武侠的天敌是安静太平的生活，那么武侠精神的天敌就是是非黑白的全颠覆、大震颤。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的这两句诗太适合被断章取义出来凭吊侠者胡适或者侠者鲁迅。中国要么太死寂，要么太热闹。回到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既不舍得自由，也不懂得宽忍。
1962年胡先生离世到现在，50年了。——50年后的今天，这个江湖空前地想念他。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2月24日
布鲁诺：烈火令思想永生
今天是布鲁诺的忌日。焦尔达诺·布鲁诺，1600年2月17日，他在罗马百花广场被处以火刑。学医或者懂一点神经学的朋友应该晓得：人体最大的痛苦莫于活着被火化掉。
单就死得壮烈而言，可与布鲁诺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耶稣基督。耶稣死于世人的罪，布鲁诺死于世人的愚昧，不知圣贤合息闭眼之际，敲打深心的是哪一种回音？今天我们想起布鲁诺，恐怕只在两个地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课；高中生应试作文的排比句里——由于“不够新鲜”，他连个独立的论据也混不上。
其实，布鲁诺是个绝顶新奇的角色，他各色极了。其一，布鲁诺在24岁时被任命为修道院的神父，神职人员是那个时代最体面的一群人。这个离上帝最近的人，偏偏跳出来拆毁托勒密的宇宙，说他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一点不冤屈。其二，1592年，布鲁诺正做着一家威尼斯贵族的私人教师，就被破门而入者扔上了囚车，告发他的正是这个贵族家庭。说他作茧自缚也一点没刻薄他。其三，讲求法制程序且爱惜名誉的罗马教廷，并未立即做掉他，放他“苟活”了8年之久，既然“苟活”，这8年当然是不轻松的。如同当年忽必烈搞不定文天祥，这些衣着光鲜、满口仁义道德的教士也休想搞定布鲁诺。圣贤的伟大各有不同，但垫在伟大之下的几块石头是差不多的。罗马教廷没脾气了，倒也不至于像思想品德课上说的“震怒”，只好把他杀了。我们今天都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对于“活下去”这件事，布鲁诺始终不给自己准备机会。8年牢狱生涯、壮烈牺牲，多少有“活该”的成分在里面。在我们智慧的现代人眼里，他或者可以活下去，至次也死的舒服一点。
回顾布鲁诺短暂的一生，我只能找到两个词语形容他：一个是“坚持”，一个还是“坚持”。他固然博学，意大利语名著《论无限宇宙与世界》、《灰堆上的华宴》等等，思维缜密、语言生动，比他推崇备至的哥白尼不知精彩多少；他固然个性飞扬，天纵英才，无论巴黎大学还是牛津大学，无论铺天盖地的通缉令还是漫漫流亡之路，言论的荆棘如何锋利、愚昧的力量何其固执，他穿梭其中——脚底板被磨得见了骨头也装作如履平地的样子。而串联起“博学”和“个性”的就是他的坚持，布鲁诺以他难以置信的坚持验证了宇宙间已知最强硬度的东西——思想，不论这思想连接着智慧还是愚昧，既不能把它粉碎，即便粉碎，也绝无可能狂风大作把它扫荡一空——打败思想的还只能是思想。即便被打败，它也不会被消灭。
值得格外一提的还有布鲁诺的流亡。我们长久以来把目光过多集中在政治性的流亡，事实上：政治性的流亡并不是最艰难的，二战打响，欧洲诸国的君主逃往英国，依然净水泼街、黄沙垫道；即便戴高乐将军也不必为了面包问题而发愁；孙中山先生刷过盘子，也总归有人敢雇他刷盘子。为流亡者高唱赞歌的人，萨义德、史可拉、勃兰兑斯——漂泊的法国？动荡的德国？尽管做这种比较没有意义，但事实上：很难找出另一段如布鲁诺一样异样艰难的流亡，几乎没有人不唾弃他，没有人敢收留他，没有人不打拿他发财的主意。最艰难的流亡就是思想家、哲学家的流亡。思想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这个世界既容不下你的异端邪说，其实在剥夺你呼吸的权利。史可拉说，没有人愿意流亡，但他如果选择留下，将被卷入可耻的政策中。思想家、哲学家如果留下，将被迫交出自己的灵魂。——我们由此可以感知一点布鲁诺的艰难。而即便作为哲学家的卡尔·马克斯、汉娜·阿伦特的流亡，也不能与同样作为哲学家的布鲁诺相比；更何况是稍逊一级，为文字而流亡的詹姆斯·乔伊斯、托马斯·曼、高行健或者为了艺术而流亡的肖邦。如果说政治流亡是“开除国籍”的话，思想的流亡就是“开除球籍”；而布鲁诺的流亡比开除球籍还要悲惨，因为他一度被当成魔鬼，而不是人类。
很少有人为了自己的思想而牺牲。倒不是因为迫于压力，实在是：生活中有太多比思想“更重要的事”，在解决这些重要问题之前，思想是被束之高阁的。公元前10世纪，索罗门国王的大批臣民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和统治者的专横，逃到阿拉伯。到了300年后的前586年，尼布加尼撒征服了犹太人，大批犹太人第二次涌向南部沙漠。犹太教由此传播开来。犹太人只追求唯一真正的上帝，这与阿拉伯部落的志向和理想不谋而合。“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麦地尼特从《旧约》中借用了大量智慧之言。”为什么独独阿拉伯人注意到犹太教并受它的启示创立了伊斯兰教？房龙说：“阿拉伯人像所有沙漠居民一样，把大量时间用在放牧家畜上，因此有充裕时间讲行默祷。”真相很可能如此：因为思想从来不是最重要的，它要让位于人的生存并取决于人的生存方式。乡下的阿拉伯人没有城里人的热闹，放牧归来无所事事，思想于是产生了。思想产生的过程一点也不隆重，甚至土气的要命，甚至让后世子孙找不到办法去荣耀它的历史，但这丝毫不影响思想的力量。
中国人真正读《圣经》的比较少，有一遭没一遭地翻《毛泽东全集》和《鲁迅全集》的多一些，尤其从特殊年代过来，肯定对这两套书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前者暂且不论，长期以来对鲁迅的一点误读是：鲁迅反对青年人“徒手的请愿”，不赞成他们留自己的血以饲旁人。这也成了今天“维稳”的重要说头之一。
鲁迅同布鲁诺一样，也做过流亡者、通缉犯，只是他的流亡比布鲁诺舒服太多，也安全太多，他的“流放”不必离开祖国甚至乡土附近。尽管鲁迅是小几个型号的流亡，但从布鲁诺的流亡动机和流亡结论上也多少可以读一读鲁迅。布鲁诺说过：“为真理而斗争是最大的乐趣。”在刑场上，他被刽子手塞住了嘴。不像阿Q或者谭嗣同，最终留下的只是赴死途中的只言片语。真理若要实现，斗争是必要条件。鲁迅也是要追求真理的，布鲁诺追求的是宇宙与人、上帝与人的哲学平衡，鲁迅追求的是中国人的精神真相和明确真相的后果。鲁迅注定是斗争的，而且是激烈斗争、不让出一步真理的国界。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不拒绝革命的，在他深入接触俄国革命之后，他甚至对革命有所向往；鲁迅也是非常清楚：在中国，挪动一张桌子都要付诸血的代价，他既不避讳斗争，也不害怕斗争。连革命都不怕，何况是请愿了。所以成为今天“维稳”的把柄，在于他主张不让青年人流血。
鲁迅不让青年人流血，根本在于他对国民性的失望。“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太多的中国人不晓得“死尸的沉重”，你为他而死，他反倒用你的血蘸馒头吃。如此，徒手的请愿非常不上算。因为请愿根本无法唤醒多数中国人的良知和清醒，反倒极容易堕落为群氓的喧哗。“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我们不得不感叹鲁迅先生的敏锐和他对中国人人性的彻底失望，他早已认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那个流血越多、灭亡越快的例子，只因为太轻蔑“死尸的沉重”，永远不懂得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