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阶段性成功证明了：当信念坚定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美德可以在文明的阴天里发光。有时候，人类可以幸运地以简单来对付庞杂。当然，在文明的黑夜里，美德的光芒只有高贵的眼睛认得，而鞭子的疼痛不需要辨认，只在于感知。马丁·路德·金的胜利是文明对抗野蛮的胜利。通过他的胜利，人类应该庆幸。文明的沃土果真不必惧怕野蛮的贫瘠。
这三个人凑在一起。孔乙己的出现是个意外。他的反抗同样值得尊敬，即使卑微到可笑的地步。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1月30日
我译《When You Are Old》
When You Are Old
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 and full of sleep，
And nodding by the fire， take down this book，
And slowly read， 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
Your eyes had once， and of their shadows deep；
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
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
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
And loved the sorrows of your changing face；
And bending 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
Murmur， a little sadly， how love fled
And paced 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
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今天是叶芝的忌日。都柏林为何如此奢侈？我想不通。你可以说它是萧伯纳的都柏林，它也是乔伊斯的都柏林，它更是叶芝的都柏林。
叶芝的故乡是都柏林不远的山迪蒙特（Sandymount）。一家人里一半是艺术家，这些疯子凑在一起，都柏林、伦敦，居然都没变成碎片。都柏林对叶芝意味着什么？都柏林我没去过，不好凭空猜测。我们被凭空猜测裹挟在无知的寂寥里，过多的凭空猜测拥挤在生命里，流淌在平庸的河床。有谁走到金字塔底下，敲敲那些巨型的砖块，问问时间在不在家？纸上的杰作远不至于揣摩叶芝的都柏林是不是快乐，何况是诗，天生拒绝被揣摩。
叶芝一家迁回都柏林，暂住在豪斯（Howth）。相传：豪斯的丘陵间住着精灵，叶芝听到这个传说的时候，将要进入16岁。那一年代的都柏林少年，16岁，尚可完整地保持天真，没有数码的东西跑过来抢走他的生活体验，他看在眼里的太阳月亮，听进耳中的风声雨声都是那么接近真实。叶芝真正的启蒙老师是家里的女仆，她是一个渔民的妻子，熟知乡野传闻、市井典故，叶芝浸在好奇里的心被她生动的描述、质朴的评述打捞上岸。都柏林通过这个平凡的女人，一点一点地显露它的慷慨。叶芝在故乡的慷慨里，弄醒了一些他的邻居，这些邻居在他身后的多年，才被证实和他情感上的交通、灵魂层面的交流。这份名单华丽而漫长：莎士比亚、雪莱、聂鲁达、约翰·奥里亚雷、道格拉斯·海德、约翰·泰勒……还有他致力于模仿的埃德蒙·斯宾塞，共组“诗人会社”的伙伴欧纳斯特·莱丝，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
叶芝的名字和很多高头讲章结在一起。他的《丽达与天鹅》牵连出象征主义、神秘主义，他的《灵视》牵连出印度宗教、柏拉图、布列塔诺……谁说情欲和战火就不能构成他写作的源泉？而历史的沧桑和遥远就不能填补他美学的缝隙？把诗丢给老夫子去研究，是诗人和读者的灾难，不是诗人，不会懂得诗人。歌德必须有席勒，而叶芝的精神伙伴必须是埃兹拉·庞德。无论年轻的叶芝还是中年、老年的叶芝，未曾被琐碎占领过。琐碎是诗人最大的仇敌。梭罗逃离整个世界，只为逃离琐碎的包围；王尔德鄙视琐碎，琐碎轻易将他埋葬。琐碎更是天才最大的仇敌。他们替整个人类不停地行走，而琐碎试图让他们停下。诗人不是“最高境界”，根本不是，他们是一帮傻透了的人，傻到不相信一切经验，傻到不惜用死亡去验证火的炽热和水的幽深。
叶芝是比较幸运的。作为人的幸运，就是作为诗人的不幸。而叶芝是其中绝少的兼得的一个。他不仅获得了瑞典国王亲授的诺贝尔奖章，也不曾为饥馑困顿，或者如他的同乡乔伊斯，为流亡所折磨。基督在他的笔下有骑士的精神，骑士在他的笔下像基督一样思考着。他还有一段本不属于诗人的从政生涯，他正经地做过参议员，政治倾向保守，从未赞颂过民主政治，视反抗为“恐怖的美”，和近代文明保持距离。
他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客，不可能是。他在社会活动上的成绩更多表现在对盖尔语的保护，对爱尔兰文化的重视。叶芝的活动范围不大，他一定不认识中国的徐霞客，他在自己的故乡里孤独着，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描述的李后主一样，心怀赤子之情。故乡不仅是叶芝家族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也是叶芝本人扬帆出海的起点港口。都柏林这么小的地方可以盛得下乔伊斯和叶芝这样的人，不仅把他们摆得好好的，还容许他们的痴愚涂在整个人类幻想的背面。中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绝少有诗篇不在路上写成，绝少有诗意不在路上发生。文化外观上看，中国是静态的，欧洲是动态的，呼应着黄色的农耕文明和蓝色的商业文明。文化内涵上看，中国的静态是流动的静态，欧洲的动态是凝固的动态。一个好像不爱出门，但充满了离别故乡的欲念；一个好像总在旅行，走得再远也停在故乡的文化和哲学里。中国人共同的东西太多，“求异”成了追求；欧洲人不同的东西太多，“求同”成了一种找寻。
叶芝的《When you are old》在中国家喻户晓。我能想到的一种纪念方式就是重译这首名作。叶芝模仿过日本的能乐，不知他对中国有多少了解。袁可嘉先生的译本很经典，裘小龙先生的译本也广为流传。我又译了一遍，写在下面，献给叶芝：
睡暖欲尽霜两裁，
瑞脑销金卷迟开。
何唤幽人他年影，
残照飞鸿不曾来。
日暮杨烟弹僧板，
老眼辰光动孓埃。
踽踽帝星不逸去，
落在人间也斑白。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1月28日
庄子：圣贤里的文艺青年
庄子的年代，儒家还不是正朔的宝贝。那时候，人普遍比较真实，不想做官就是不想，想做官想疯了也绝不动手去揩嘴角的哈喇子。那时候，各种人都有可能混得很好，不管你饱读诗书、声名重于海内，还是鼓上蚤、鸡鸣狗盗之徒。那时候，人也普遍没有大都市情结。乡村少年庄周就是这样。他是蒙国人。“蒙国”是一个搜狗输入法联想不出来的古国名。
儒家的确很了不起，它有多了不起我们很难概而论之。这么说吧，没有儒家，或者儒家不被正朔宝贝，中华史籍将抽去一长串熠熠闪光的名字，很难想象把这些人调离出民族记忆之后这个民族会怎样。日本、韩国也不会是今天这样，台湾更不可能是今天这样。
尽管如此，儒家也有它非常不可爱的一面。治学风格上，除了孟子偶尔做一些类比推理，读四书，尤其《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满篇尽是论点，没有论据。处处自证其说。这一招被后人很好地继承下来，近代史上，除了顾准、胡适等零星的几人，实证主义研究仍然要向听风就是雨低头。儒家还有一点不好，就是道德绑票。孔子是不讲道德绑票的，他对管仲的崇敬即是证明。道德绑票大约从遍注六经的郑玄开始，一人承担如此艰巨的工程一定坏菜。他试图以统一的标准来解释六经，如何统一？那就统统往好的方向去说吧。和庄子思想相比，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是不足的，思辨性也好、相对论视角也好，往往要牺牲给对俗世政治过剩的关心。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 儒生入赘给政治后来简直是名正言顺，祖坟上要冒几股青烟的。哲学的国土被越削越窄。
相比之下，庄子的哲学是很哲学的哲学。不仅如此，他本人也是圣贤里的文艺青年，绣口一吐，何止半个盛唐，整部中华文明都要抖擞起来。今天读庄子，窃以为：两个地方需要重读，或者认真读。否则庄子的哲学美感要打折扣。
其一，庄子的“相对幸福观”。非常了不起。庄子是圣贤里唯一一个不对“什么是幸福”指手划脚的。儒家自不必说，连老子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挂在嘴边的仍是圣人的标准，谦虚、柔和、恭谨，无一不是幸福的教条——既然教条，就是逆人性而动的。
庄子彻底把幸福解放出来。《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地幸福。“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庄子》的《骈拇》篇还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放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亦可知之。
相对幸福是顺应各自的本性，不必囿于规制，不必长于拘泥。绝对的幸福则是通过对事物本性更高一层的理解而达到的。如此，做人和做圣人就被宽容地择开。儒家不然，皓首穷经的范进们无一不自诩圣人门徒，开口便是道德文章，心里惦记的却是霓裳吹管的骄奢富贵。当“做人”与“做圣人”之间的楚河汉界不清不楚的时候，人很容易变得虚伪。没有人生下来就乐得虚伪，虚伪是后天社会互动失和失调的产物。
尽管他对人的幸福观有着宽容的认识，庄子对人性却是不自信的。《秋水篇》：“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人是地球上最多余的生物，自人的地位确立以来，食物链就被打破了。耗子可以不惧猫，老虎可以上树，鹰不必击长空、鱼不必翔潜底……如此，庄子对人性不敢信任，他太害怕人性跳出来牢笼万物、制衡混一。如此，庄子不仅推崇“相对幸福观”，还要设计“绝对幸福观”作为拴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
庄子说有个叫列子的牛人，能够乘风而行。“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他所待者就是风，由于他必须依赖风，所以他的幸福在这个范围里还是相对的。接着庄子问道：“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圣人，即是庄子所谓绝对幸福的人。这一类人超出了万事万物之间普通的区别，突破了相对幸福的范围。在对绝对幸福的认识上，文艺青年庄子回归了老子“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的普通路数。话说回来，庄子当然在“绝对幸福”的位子上待着，他看众生，充满了理解性的原谅。
其二，庄子认识到了何谓高层次的知识，文艺地把它表达出来。今天的中国人对“知识”有很多误读，知识不是力量，从来不是。如果知识是力量，南宋就不会被暴元征服，十万军民蹈海赴死；如果知识是力量，文明人的国度应当如柏拉图所言“kingdom of philosophers”……知识自来是人类文明尴尬的存在，掌握它的人不得今生好的下场，抛弃它的人必满载耻辱而不祛。斯宾诺莎说过，在一定意义上，有知的人“永远存在”。永远存在的代价就是今生今世被消灭掉。
庄子谈知识，肯定了有知之人的地位，彻底掐断了暴力规则哲学意义上的高尚。《大宗师》说：“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放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中国哲学简史》评庄子的这一段话：“圣人，或至人，与‘大一’合一，也就是与宇宙合一。由于宇宙永远存在，所以圣人也永远存在。”享受绝对幸福的圣人是“宇宙公民”。
那知识有什么用？哲学有什么用呢？“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实用角度看，哲学可以玩儿去了。但如果没有哲学，永不可能“得其所一”，我们认识世界永远只是戴着镜框。事实是：连儒家也要“致中和”。先贤们担心的就是不拿知识当个菜，不在心里崇敬哲学家。没有哲学家崇拜的民族是野蛮的，他们越是强大，越要可怜，至多是马戏团里娱乐众人的巨人症患者。
哲学是高级的知识。庄子总结哲学，在于“无用之用”。庄子还调侃了孔子和他的爱徒颜回，以此区别“无知”和“不知”的本质。简言之，“无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无知，“不知”则是知之之后达到的，是精神的涤洗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