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经济还不一样，后者的话，一国（尤其小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只要保持某些方面的优势就可以，做手机做得好的不必鱼香肉丝也炒得好，生产导弹的未必就能掐死生产奶粉的。教育必须面面俱到。你是舍弃体育？音乐？还是令一国的儿童不懂历史？主科、副科完全针对考试而言，在生活的图景里、人生的大画中，没有多余的东西。
我批评的不是考试制度，只有选拔才能实现社会的纵向流动；而且我也不认为有朝一日人类高尚到不需选拔，而凭明智的判断、适时的谦让就能实现社会管理阶层的更新。人类不犯错从来只有一个原因：条件不允许。考试制度提供了天花板，让那些确实无能到令人发指的人不易借助跳床一跃。我批评的是考试制度对教育内容的扭曲，对课堂教育以及家庭教育。
一、教师合格吗？
课堂教育，尤其讲授型的课堂，学生处于被动，他们得到什么几乎取决于教师给予什么。这里面有一对最明显的问题：教师的水准够不够；以及学龄人口每千人、每百人拥有的教师数量。很简单的，就是“质”和“量”的问题。柴静在书里多次提及她最重要的导师之一陈虹，“陈虹那时老骂说，你们总抱怨，谁谁谁限制你们思想了，我请问你们有思想吗？其实最捶打我内心的，就是他这句话。”——这句话借来提问天下教师，我请问你们有思想（美德）吗？知识（技术）水平过硬吗？换言之：合格吗？这个通过升学率很难看出来。
某亲戚高中毕业的班级升学率在全省都是出名的，但班主任如果家长不去贿赂就不好好辅导学生，他还积极努力地把成绩波动、落后的同学赶到别的班级，更不用说永远的题海战术。这就和中国乒乓球队打出世界冠军一样，把屁事不懂的孩子犯人似的关起来，每天除了练球就是练球，成绩差点的就滚蛋，拿了奖牌（一般只能是金牌）就忽然变成民族英雄——想必四肢健全、智力零上，如此练上十年八年怎么也混个省冠军当当。这种“魔鬼教练”似的教师所用的伎俩比酷吏强不到哪去，酷吏之酷尚不需额外预备什么虚伪的说辞，而他们类似于受贿的丑行还冠以“全是为了孩子好”的美名。
对于高中班主任，再说两个很具体的问题。其一，你了解现在的大学吗？很多学生要选择他们的专业，首选是听听班主任的意见，甚至很多学生家长也要求教班主任，因为他们即便事业有成，上大学也是上世纪改革开放不久的事，或者根本没上过大学。这时候你的意见很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和他背后的几个家庭。我接触到的一些英美同学，问起他们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个专业，发现他们多半有一些自己的理由，而相同的问题抛给中国同学，很多是“家长给填的啊”、“老师推荐的”或者“压着分数线选的”。这里面亦有两个具体问题。第一，社会实践机制。这些国家的小孩从小就有很多接触社会、动手动脑的机会，社区服务是常事，上大学前开过公司的一抓一大把（我的前室友，一个加拿大男生；和现在的同学，一个埃及男生，等等。他们的合伙人（股东）、员工也都是同学），不论他们所谓的“公司”有多少夸大成分，而他们从事的服务是多么简单，就在这过程中他们认识了环境、反省了自己，不停地思考着：我要什么？我爱什么？中国这边我不说了，大家都晓得。国外很多中学的社会实践不是以学校为组织单位，是以教研组，甚至教师本人为单位的，一个学农业机械的黑人朋友告诉我：他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就是他的高中老师带他们参观过她老公的农场，还指着一台机器告诉他们“这东西在全国也不超过500台”。第二，互联网意识的深刻。中国青少年的互联网技术未必逊色，但互联网意识严重浅薄。很多打网络游戏长大的在报志愿时问我：什么什么专业是干啥的呀，将来赚多少钱呀，哪个哪个大学的这个专业最好呀……我反问道：你自己整天和电脑穿一条裤子，不会上网查吗？后来发现，这不能全怪孩子。就在教师和家长的围追堵截下，互联网成了“游戏”的代名词、“玩物丧志”和“浪费时间”的代名词，反弹在孩子们身上：互联网好像就是干这个的，因为我们干正事他们也会以为我们在偷偷玩游戏。
其二，你了解现在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吗？不要随便拿你年轻的时候艰苦奋斗、身残志坚的经历说事，时代现在不同了。这些孩子同大学的关系早已不是鲤鱼和龙门的关系，那是悲剧年代逼的人除此一跃毫无出路才发明出的说法。现在是个需求多元化，所以供给也必多元化的时代，除了上大学还有很多成才的道路。高中毕业修鞋扫大街是耻辱，而揣着一个本科文凭去掏大粪、捏脚就是光荣？大学究竟是一种对知识的选择，还是一种对谋生技术的选择；是对素养的选择，还是对职业的选择。本科生可以去掏大粪，没问题，但他们和高中生掏大粪的区别就是：他们一边干一边更想念着自由意志、相对论、司汤达、贝多芬……在人生的链条中，职业只是中间物，对素养的培养才是以一贯之、至死方休的，大学生唯一比高中生进步的就是素养，而素养仅仅是成功的要素之一。更何况上大学也只是提升素养的一种方式。
二、教材合格吗？
如果教师一个一个站出来都是合格的，下面的问题就是：他们教育孩子时依赖的教材合格吗？这是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国好像更体现在历史、政治等一些所谓文科科目上。
走进国外大学的图书馆，教材亦眼花缭乱，其中不乏滥竽充数之作，授课教师在列书单时会有提示。相比外国学生的选择性障碍，中国这边的教材较比统一。很惊讶地发现，国内读中文的朋友基本都用袁行霈的那套《中国文学史》，张岱年、方克立有一套《中国文化概论》，搭配着袁行霈的这套书使用的学校很少很少。且不论袁行霈先生的那套书可读性较差，编法毫无创意，容易把刚进大学就读文学专业课的同学打蒙、拖乏，张、方二位先生的这套著作有很多较袁先生更开阔、更包容的视角、观点，且不仅以文学作谈，而语言上实在爽朗太多太多。咱们先不说基本思路这些大问题，为什么中国学生用的教材都是一路苦大仇深的写法？直让我以为是僵尸在执笔。语言上简白灵巧一些有什么不行的呢？更难以理解现在有些地方的高中用的所谓“新课标教材”，话都不给你说完，很多要点干脆没有，页边距越来越大，单张纸越来越厚，而考试的难度一点不降低——这是有组织大规模诈骗。教材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懂的，把一句话说得谁也听不懂很简单，把难题几句话就给你讲明白才是真有能耐。而语言技术的修炼更非一日之功，我只能理解为：这帮编教材的不仅专业知识不过硬，连说话和作文的童子功都是拿不出手的。
教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瞎话连篇，现在的孩子们不易被骗倒，但明知是瞎话还仍要去背、去顺着那些莫名其妙的逻辑写，是对人生命的谋杀、另人心念的煎熬。如历史教材，里面的瞎话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胡话、梦话，完全不着调的。如我当年的高中历史课本里写郑和下西洋时用的宝船，称“过波斯湾时要换成小船”，以体现我中华伟业之灿烂。摸着青春痘也能想明白：波斯湾连航空母舰都塞得下，16世纪的木帆船还比尼米兹级的华盛顿号、里根号排水量都大，霍尔木兹海峡的那杯水都喂不饱你？另一种是断章取义的话，不算胡话，却更误导人的历史观。还是我当年的历史书，称“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这句话鬼就鬼在列宁和王安石——这两个当代中国人都模棱两可的人物居然互相印证起来，你不信这个、也不信那个的概率比你情愿相信一个的要小很多。这句话的出处后来才知道是列宁1906年所作《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的一个注释（《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注释②），本身也不是列宁提出的，而原意也不是褒扬王安石，“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的覆辙”。
历史本身就是哲学，是美学，糟改的后果是这个民族也丧失掉思考力和审美力。历史是一个民族知兴替的镜子，这是老话说的，我发挥一下：历史教材是一个民族目击未来的镜子，它比“历史”本身之于历史还其重要。
这里有一个建议：开放教材；谁都可以出教材，选择教材授课教师说了算。你说你的瞎话，我说我的真话，这个老师如果是个合格老师，就不用你说瞎话的那一本。它所遇到的唯一问题是考试权如果统一——考试内容如果仍然是固定的，那全天下还是只有一套书能存活，即握有考试权的机构组织人编写的那套。这不仅是权力问题，更是经济效益问题，出考题的出教材，出教材的再编教辅，本身就是一条涨满油水的生产线。要推倒开放教材之路上的这堵墙，涉及教育的分权问题。如果有关教育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那只能照着一种调调出题，一张嘴唱不出两山歌；分到各省去，各自出题，教育资源又是严重不公的。所以权力问题只是一方面，不要净吵吵着放权放权，优化资源，尤其改造人们的教育观，让选择多元起来，没有那么多人再以大学为求职训练班、文凭复印站，而各自去做各自的一份正经职业，且互相不歧视，相应的问题才能解决。
这就又到改造国民性的层面来。甚感矛盾的一点是：中国人国民性深处的一些东西是很不好的，但这些东西最不容易祛除；一旦掀起对国民性的革命，最先粉碎的一定是那些可贵可爱的东西。看看今天的中国人吧，鸭子似的伸长脖子看热闹，缺乏耐心——唯功利是图等等，和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简直坏到一起去了；但当时人身上的对礼仪的敬畏心、长辈的恭敬感，知识分子之间谈吐追求文雅，甚至官员拿了脏钱也多半想不到埋在自家鱼塘里，等等，现在的中国人身上都淡漠了。
三、考试为什么要考这些？
在探讨教师、教材问题之后，落到教育的第三个环节，也是最为人所诟病，以及借题发挥的环节：考试。我说了，我不批评“考试”这种途径，还以之为中国人时至今日为数不多能影响全世界的制度发明；我不能接受：考试要考这些。
就比如英语，有谁在整个中学生涯不把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学这门其实并不那么难——那么必要的语言？推崇英语的结果也不是中国的学生大都能使用英文交流无碍，或者写个一般的东西轻而易举，不过是造出一批解题机械，要反复玩味那些阅读题上的陷阱、完形填空里出题者的逻辑。尤其我感到荒谬的是：很多英语教学名师告诉我，要假设自己是完形填空的出题人，去主动揣摩他们的出题思路。这是犯罪心理学吗？杀人前先想好警察会怎么破这个案；我将来又不在教委出卷子，干吗要对这群人的思路一清二楚？完形填空这种玩意儿在我看就是官场政治的英语考试版，把察言观色的技术微缩成20道题。我仅以我个人经历负责任地说：我的英文是出国读书后重新学的，用了三个月，到了听说大概齐，而写论文基本无碍的程度。
推崇英语更大的恶果是：中文成了二等语言，中国文化成了弱势文化。我总觉得：一句话里夹几个英文单词没什么，有能耐你夹几句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来听听？我遇到太多太多英文比中文好得多的同学，而他们英文好的标志也不是莎士比亚出口就来，而是GRE什么考了多少多少分。中文贵在俭省，绝顶优异的中文恨不能“一出口就俗”，那些把中文简历写得比英文简历还啰嗦的恕我不能理解；中文又是一门早熟的语言，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展得很完备，不仅言以达意，还淳至天然。木心先生甚至认为：“《诗经》三百首，其中至少三十多首，是中国最好的诗。到了屈原、陶潜，仔细去看，已经有概念。屈原么香草美人，陶潜老是酒啊酒啊。”——所以不要以中文来生产概念，准确性上不足备，堆在一起更难看的要死，心安理得翻译人家的，别在这上面玩花活——有的是立论理念上、论述方法上的创新等着你做，概念之类说清楚就行，流通于国际，自会取其交合点，令不同语言都比较舒服。
再者说，中文长于叙述，抒情有度，迟至莫言才拿到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可见外国人很难读出中文格局里收放自如，而作品之完成度整体偏高的一层（随时刹车都很美）。莫言对中文本身的贡献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他的语言风格也不尽体现着传统中文有节制的特点，葱爆羊肉似的，浓烈、燥热。加上电脑输入法的普及，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文书写，即方块字的书写也慢慢退化掉，“书法”既已由必需品成为奢侈品，目前连“书写”都要成奢侈品了。一个拥有伟大文字的国家看上去并不能妥善保护它的文字传统，中文越发地低俗化、随意化；中文之书写一简再简，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当前时代是唯一的书写的变迁要追上口语的变迁速度的。因为人们面对面交谈的反而少，指尖上交谈的多起来。
如果把英语作为技术考查，中国学生显然是不合格的，熟练掌握这门技术的相比熟练掌握考试规律的何其之少呢；如果把它作为和中文一样的语文，那中文教学的比重理所应当要排在它的前面。倒不是中国人不应当学英语，是不应当学得连自家门都摸不回去。——到时蹲在门口哇哇哭，看那些英语国家会不会认你做干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