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之夏，热得待不住，蒋委员长爱到九江的庐山上去处理军政要务。当年酷暑来临后，蒋宋夫妇便在山上派人请芝泉老及家人一同上山避暑。老段想必不爱与“党国”的军政大员们相遇，便派儿子上庐山辞谢了蒋委员长。第二年夏天，他做完胃溃疡手术后，就被安排到庐山上静养了一段时间。在山上，每天只有两件事——诵经，下棋，优哉游哉。
段祺瑞在上海生活了三年半，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复发而在宏恩医院谢世。报载，他是因“忧虑国事”而致病情加重的。经英国医生诊治，他稍能坐起读报，但阅知“国事紧张”后，病情急转直下。
是时，侵占东北的日军开始加紧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扫荡，苏联与我外蒙地方政权擅自签订了《军事互助协议》，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始以北平为攻击目标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曾任执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南下看望老段时，忧诉北方国情，令老段心情大坏！
除外寇欺凌之外，国内的局势也颇令他担忧。大批国军被调往西北实施围剿共产党军队的最后一役，而蒋介石正为此役飞往西安亲自部署。
“正道老人”虽久已退出政坛，但却无法不关注中国政局。空前沉重的内忧外患压在老人衰弱的心头，终致无药可医。
自知不起时，老人留下了遗嘱。
因段氏遗嘱算得上是“佶屈聱牙”，故笔者不揣冒昧，将其加注，加标点，并分行。试读之：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怛”读如“达”，源自《庄子》，人死之意），揆（猜度）诸生寄死归（成语，生如暂寓，死如归去，意将生死置之度外）之理，一切无所萦怀。
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蹙，收缩；国，国土。国土沦丧之意，源自《诗经》中“蹙国百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徙薪曲突（源自《汉书》，把烟囱弄弯，把柴草移走，以免火灾，即“防患于未然”意）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虽死犹生，九原（墓地）瞑目矣。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俭，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
此嘱。
祺瑞
八月二十日
段氏虽不喜文墨，但古学功底扎实。然而，其时，“蹙国万里”，更兼内乱不止，谁还顾得上咂摸一个过气了的垂暮老人的谆谆留言？所以，“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的殷切期望，也就成了一通无人理会的自说自话。逝者“九原”难瞑目矣！诚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才能救中国的蒋介石，其时已从西安返回洛阳，当天收到段宏业的报丧电报，即刻复电：
闻芝老夫子长逝，国伤耆贤（耆贤：年高贤德之人），世丧坊表！闻耗痛悼，宁唯私恸，敬电致唁，节哀为盼。
军务缠身的蒋委员长意犹未尽，又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转段宏业云：
上海吴市长译转段骏良先生礼鉴：
冬（二日）电敬悉，昨发唁电，谅达礼次。
老夫子令德考终，薄海永悼。中正行役在外，不克亲临视殓，除托铁城兄代表致唁外，并已呈请政府优议追恤，以示崇报。
我兄孝思笃至，遭此大故，务望节哀自重。勉承公志为盼！
蒋氏所说的“呈请政府优议追恤”，是他领衔多位国府委员提出的《关于段芝泉先生赞成共和再造民国遽尔逝世宜报哀崇，拟请予以国葬案》。随后，蒋又派专人到段公府致送“私房钱”两万元为抚恤金。离开洛阳后，蒋氏复飞西安，督促东北军与西北军从速出兵剿共，不料却被两军司令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兵变攫为楚囚！“西安事变”距段氏过世仅四十天，国事一时大乱！所幸党国的“芝泉老”已魂归西天，无法为国分忧矣！
段公府大门搭起素彩牌楼，院内高搭大棚，以为灵堂。国府主席林森为逝者题写了“元老徽猷”的额匾悬于正中上方，匾下是逝者的大幅遗像。蒋氏送来的花圈上，写着“芝老夫子处士千古”，两旁悬满政要、故旧们题写的挽联，有人甚至称逝者为“一代完人”。其中，国府委员、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氏的那副格外简约，但却耐读：
白发乡人空余涕泪；
黄花晚节尚想功勋。
因皖籍乡贤过世，冯副委员长涕泪横流，也算忏悔了一把吧！冯氏是安徽巢湖人，正宗的北洋派军人，但直到当上陆军巡阅使时，也没攀上老段。后来北京政变成功，想起了“乡人”，便亲自跑到天津，与驻军那里的张作霖携手到“芝泉老”家里一番恳求，请出了老段。但一年多后，冯军又发动兵变，直欲加害段氏，由此冯上将军留下“倒戈将军”的恶名。如今，死者长已矣，他的挽联让人颇有些感慨。不过，他没到上海来吊唁。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的代表褚民谊、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的代表吴铁城、军事参议长陈调元（正是段公府的主人）、外交部长张群（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具体负责政府与逝者联系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合肥籍同乡）等众多党国要人，与专程南下的一批北洋政界人物（多为总长级旧友），络绎抵沪。本在申城的上海闻人们，如三年前接他南下的银行家钱永铭，如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民间社会的大佬，更捷足先登，接踵而至，吊唁逝者。凡段氏亲属、管家、仆役及学生，一律着白布孝服，引人注目的是外交部长张群也以学生的身份穿着孝服站进了弟子行列，其他各界，均以黑衫、深蓝马褂到场。场面极尽肃穆。那份寄语生者“八勿”的遗嘱，被摆放在了遗像前，令每位读罢的凭吊者唏嘘不已。
三日之后，段氏按佛教礼仪大殓。
就在上海的段公府里举行繁琐的宗教仪式的时候，南京的国府第二十五次常会如期召开。会上，冯玉祥主持通过了国葬段氏的提案。前面说了，整十年前，正是冯发动了一场欲加害段氏的未遂军事政变，今天，他却成了国葬段氏的提案人之一；国府委员于右任也是提案人之一，十二年前，正是他作为孙总理的特使到天津说服了老段，才使段、张、孙三角联盟松散地组成；另一位提案的国府委员丁惟汾，则是“三一八”当天到执政府院里找领导对话未果的四位代表之一。盖棺论定，党国要人们对“段芝泉先生赞成共和，再造民国”（提案语）的钦敬显然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
大敛当日（11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葬前临时执政段祺瑞令》：
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概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卒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兹闻在沪溘逝，老成凋谢，惋悼实深，应即特予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
此令！
这一天，全国下半旗志哀。老段身后，诚可谓“哀荣之极”。
巧合的是，段祺瑞是与当年痛骂自己不已的原教育部官员周树人（鲁迅）同年同季死于同一座城市的，只是比段氏年轻十六岁的周氏早走二十几天，年仅五十五周岁。众多的左翼文学青年们走上大街，给故去的思想导师的遗体覆上了“民族魂”的挽旗，悲愤地把丧礼当成了又一次反政府的游行示威。这是当代的国人已经十分熟悉的史实了。
然而，人们只知民间操办的鲁迅之死曾轰动上海滩，却根本不知道官方发丧的段祺瑞之死也曾是大上海乃至古都北平的盛极一时的场景。教科书对史实的记忆从来都是有选择的。
本来蒋先生对“芝老夫子”的归宿是有安排的，政府已经出资二十万元在安徽黄山购得一方“风水宝地”，想让段氏叶落归根。不料，死者长子段宏业不同意此方案，执意要将父亲送回北平安葬，理由很正当：故大人平生多在北方生活，一世事业，均在京师。国府遂不再坚持原议，仍以最高规格将段氏之灵以专车送往北方。
段祺瑞终老在日本侵略者还未到达上海之际，晚节未受污抹，生命的句号还算圆满。
段氏死后，这偌大的房子顿显空荡。段公不在矣，“段公府”自然无法按既定待遇维持下去了。于是，国府又为其遗属在另处安排了新居，每月致送五千元补助，以继续保持政府对逝者的敬重。
蒋氏对段氏的关照，堪称完美故事。对昔日的师长的真心敬重，与对思想死敌的宽容大度，再与对退出政坛的元老的应有礼遇，搅和在了一起，让人看到了蒋氏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段祺瑞走了，霞飞路上的这幢收藏着北洋巨头之謦欬与足音的老房子，又归了盛家。抗战胜利后，逐年衰落的盛家把这座花园洋房卖给了蒸蒸日上的著名的荣家。直到共和国时代，此房产才不再为私人所有，成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辖地。等到我来时，这里已是日本总领事租赁的家了。
上海人做事心细，在不少名宅前嵌有小铜牌，注明某某名人曾寓居此处。但淮海中路上的这座豪华的洋房，门前却未见任何标志牌。什么时候把这房子也保护起来，注明在近代中国甚是了得的盛家、段家、荣家先后寓此，让行人经过这里时能稍驻片刻，则大上海可看的风景就会更多一些。
合肥篇
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相比，合肥是个小地方。清末安徽省会是安庆。合肥只是庐州府治所在的县。
不过，生长于小地方的人中并不一定就没有“人精”问世。在黎民匍匐的平川上，偶尔也会冒出个超凡脱俗的山头来，他们似乎把本土的前后多少代的运气都独占了。一旦风云际会，天空在他们头顶晴了一刻，他们立时就会绿意盎然，招风揽雨，成为影响半壁江山气候的巨峰。
北洋时代，这样的山头还真有几个——当过大总统的直系军人首领曹锟，早年是津门的布贩子；当过陆海军大元帅的奉系老大张作霖，原先是辽宁海城县的乡间兽医，后来给土匪钉马掌钉上了瘾，干脆也落草成了“胡子”；山东蓬莱的秀才吴佩孚，从军前曾是沦落北京街头的算命先生；当过国务总理的另一位山东籍军阀靳云鹏，小时候曾跟随母亲沿街叫卖煎饼……
数数这几座北洋时代的山头即可窥知，那个时代，看重的是个人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
与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北洋大佬相比，段祺瑞的出身要光荣一些，他是正宗的将门之后，其祖父乃前清正二品的总兵。
《合肥段氏族谱》上说，段家系明代自江西饶州迁至安徽的。但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却听父亲说，段家是清道光年间才从饶州到安徽的。段女士对其父的种种回忆，是我从合肥市政协的文史专家戴健兄那儿听来的。因工作关系，戴健曾于段女士生前到上海采访过她。
段氏落户皖省后，世代以农耕为生。到了段祺瑞祖父段佩这儿，命运发生了改变，段家由寻常而显赫。附近大潜山好汉刘铭传，贩卖私盐兼打家劫舍，日子过得快活。段佩看得眼热，便入刘氏团伙，在保家卫乡的同时，也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太平军汹汹北上荡涤皖省时，刘铭传响应国家号召大办团练，借机洗白个人及属下的历史污点，段佩随之成为一名“基干民兵”。同治元年（1862年），刘铭传的准军事部队被回省招募子弟兵的合肥籍李鸿章编入淮军，段佩也由此成为国家正规军“铭字营”里的一名中级军官，常年在外征战。
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段家添丁，启字辈的启瑞出生。其时，祸及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王朝在安徽人（淮军）的不懈击打下刚刚崩塌，而捻军尚在被追剿中。平乱尚未成功，段佩仍在营中。
因段佩曾跟刘铭传杀死过本地刘枬、刘枢两个土豪，其子段从文（段祺瑞之父）为避仇家报复，遂迁徙至邻县寿州定居，时段启瑞方四岁。翌年，已是“铭军”直属马队三营统领的段佩衣锦还乡探亲访友，段家不再惧怕刘家，便又迁回肥西县，在大东郢置地建房，并购田产百余亩。段家从老实巴交的农户一举成为靠出租耕地为业的地主。
段启瑞没遗传父亲的软弱性格，倒是继承了祖父的刚烈尚武的基因，自幼便向往戎马报国兼富家的生涯。七岁那年，他便被爷爷接到苏北宿迁营房，并在附近村里始读私塾。未来的结发妻子吴氏，也是那会儿爷爷看好的，是宿迁一位举人的闺女。然而，十四岁那年，已是提督衔记名总兵的祖父猝然病故。他只得中断学业，扶柩回籍。六百里路辛酸泪，少年初识愁滋味。
回乡后，他把名字改成了“祺瑞”。祺者，吉祥也。段氏希望吉祥罩运之意不言而喻。
改名却并没带来吉祥，失去将军的将军府，家道倏然中落。而段从文也够窝囊的，坐拥百余亩良田，竟使日子越过越差，后来连段祺瑞在附近村里续读私塾的“束脩”也拿不出了！于是，断了科考念想的段祺瑞只好另觅出路。十六岁那年，他怀揣一块银圆，步行了两千华里赶到山东威海，投奔在那里当管带（营长）的族叔段从德，当了一名“补营哨书”。在传统社会，从军是一个没能踏上科考之路的将门之后的唯一选择。
数算一下，段祺瑞在合肥前后总共才住了四年，且是童蒙时代，但却一辈子被人称作了“合肥”。其实，合肥并没给他带来太多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