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这几年，我倒是读了一些有关惨案的文字，实在没找出此说的出处。如同说“三一八”惨案是段氏下的杀人令一样，说他因此案而极度内疚以至于因此信佛一说，同样属于无稽推测。老段笃信佛教，与“三一八”无关；“长跪不起”更是谁也没见过的戏剧化场面。借历史故事来表达对现实的某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不可当真，更不可传播，否则我们只能又回到曾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老路上了。
离开仓南胡同时，我难免淡淡地遗憾了一把：也真是，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竟一次也没能走进这位军阀时代的末路英雄的私宅与内心。
终于，在没人看守的地方，我一步跨到了段祺瑞跟前。
不过，是在京西的万安公墓。
话说当年，国府依段氏家属意愿，以专车送段祺瑞灵柩北归。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7日，灵车驶离上海，9日晚抵达天津，即受到中央驻华北最高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军和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将军的代表以及津门故交的恭迎，并于翌日举行了隆重的公祭。11日一早灵车离津，两个半小时后抵达北平前门站，规模盛大的迎梓仪式登时开始，平、津、冀、察最高行政长官及市民三千多人到场，可以想见场面之盛。
移灵时，段氏子女手捧先父遗嘱齐刷刷跪在站台，二十一声礼炮依次震动着古都，宋委员长以山东话诵读的《祭文》让许多人在猎猎风中为之动容。宋氏祭文称颂逝者“有大功于国家者六”，除“三造共和”等五项外，其中一项竟与我家乡青岛有关：
欧战既起，公独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实行参战。公理战胜之后，我乃能出席巴黎之会，遂使青岛全区、胶济一路，收回主权，德奥俄三国取消租界，国际地位，由此增高，此公有大功于国家者五也。
之后，在中山公园举行的盛大的公祭仪式上，宋委员长再致祭文，历数段氏的国家功绩：
呜呼！先生命世之英，重光华夏，拯我 民。开陈大计，应天顺人。整军经武，陶铸群伦。誓师马厂，凶逆荡平。参加欧战，国体愈尊。复我祖地，还我胶青。通商裕课，力尽齐盟。凡兹大节，施乾转坤。丰功伟烈，永垂汗青。……
伏维尚飨！
尚飨！芝泉老人！自诩对历史有兴趣的青岛人，竟从未深究家园复归祖国与段氏有多少关系。以往对段氏力主参加欧战，并因之与大总统黎元洪闹翻一事，每每陷于“府院之争”的细节里而一脑子浆糊，却从未从国家与民族的高度厘清党同伐异之浮云，看明白此公参战决定之伟大、光荣与正确，实在抱愧先贤！
我欲因之思路名，想起青岛芝泉路的命名，顿时豁然开朗——芝泉老人在世时，尽管已远离政坛，但其功德已有口皆碑。青岛市政当局以其字命名一条新路，既是对老人施善义举的适度褒奖，更是对斯人赢回青岛的一种恒久感戴！
段氏努力使中国参战，未发一枪一炮成了战胜国，因而顺利收回了青岛，难道不值得纪念吗？
欧陆参战，俾国际地位之提高，眷怀前徽人已渺；
马厂誓师，使共和肇基焉底定，言念后死责方殷。
这是担任过段内阁时的代秘书长和内政部次长的薛笃弼先生的挽联。他比宋哲元更简约，把段氏的历史功勋凝固在了“欧陆参战”和“马厂誓师”两件事上，足可见民国时期的段氏的公众形象确实与我们所知的那个委琐反动的军阀头子模样相去甚远！
八十人抬棺的规模，成了中华民族“皇杠”的谢幕之巡行。之前，此杠房倾巢出动，抬过光绪，抬过慈禧太后，抬过袁世凯，也抬过孙中山，段祺瑞是最后一位享受这种哀荣的中国人。
三日公祭之后，段氏被停厝于西山卧佛寺旁新建的屋子里（建房费是宋哲元将军筹集的），以待日后隆重下葬。《北平晨报》已经发出消息《段前执政决明春国葬》。
然而，明春，北平情势越来越令人窒息。未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极快地占领了北平，并征占了西山。段氏的棺木不能继续安放于古刹旁边了。段宏业无奈，只得将亡父匆匆葬于白石桥附近的一位亲属的坟旁，待抗战胜利后再正式礼葬。
这一埋，就是十几年！
抗战结束，百废待兴，但内战硝烟弥天而起，国府节节败退，哪有心思顾得上安置段祺瑞？一年，两年，三年，开春时，西山成了中共中央的驻地，段氏遗骸不可能再回西山矣！直到1964年，经最高领袖同意，段宏业才在距西山脚下的北京万安公墓里安葬了父亲。
不过，若非知道段氏的字，即便走到其坟前，也仍不知“合肥段公芝泉之墓”里埋的是谁。
我是无意中在万安公墓里碰上段祺瑞的。那是在1998年9月24日中午。知道这是一所民国时代的名人墓园，却不知道段氏也埋在这里。
那天一早从北京劲松的陕西汉中市驻京办出发，一路问了不下十个人，总算找到了万安公墓，不过，天已近晌。当时，万安公墓已经恢复对外销售墓地，见我不请而至，销售部里坐着聊天的两位女子有些喜出望外，忙站起来问我：是给老人选地儿吧？接着就把我往墙上的墓穴图表前引。我忙说明来意：想看看李大钊的墓，或者还有其他名人的墓。她俩的热情陡然消退，而且一退就退回座椅上，说，进去找吧，不少解放前的名人都埋在这儿呢！
于是，阒无声息的万安公墓里，就我一个游人，开始漫无边际地寻找。众冢连绵，除李大钊烈士墓有指示牌外，其余的上千座墓皆无指南。从墙上的图表上我已经知道，该墓园以“金、木、水、火、土”排序，在“金”区“舜”组的最西北角，有一座墓与众不同，墓碑是背对众墓——坐南朝北，向隅而筑，一副坚决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死者是谁的架式。因好奇，我走过去，却极意外地见到了不大的石碑上刻着“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谁能知道，这就是堂堂一代民国军政巨头的归宿！简陋的碑面背人而立，我差一点就从其跟前拔脚而过。
而且，段墓跟李大钊的墓，相距不远，最高统治者和被他下令通缉的国家要犯，竟同眠于这块土地上了！
最初的墓，就是如此的普通。满目荒芜，无人问津。
拍了几张照片，我默默折回。那一次造访，我还不知道此碑乃段之老友章士钊所题。
1963年，正是段宏业找到章士钊老人，章请示了毛泽东以后，有关部门才准其遗属在此购买了墓地。也幸亏“文革”时进万安公墓“破四旧”的革命小将们均无文化，不知“合肥段公芝泉”何许人也，故而段墓得以不动声色地避在墓园一隅，侥幸躲过一劫——国家与民族之空前大劫。
2003年9月，我二访万安公墓。找到段墓时，但见圹位已扩为标准的双人墓，墓碑也更新为更高的水磨石碑，碑文依旧像章士钊的手迹，却多了不少字：
段公芝泉
母张佩衡 之墓
男宏业
范及诸孙敬立
墓前，有白酒一壶，酒盅两个，有一小束枯萎了的花儿。显然，墓主人的孙辈或曾孙辈后人来过。威风凛凛的段祺瑞，死后如此凄惶，这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此地此墓，当然与逝者生前的身份不符。一位国家元首级历史人物的身后事，历来应由后世的中央政权料理，而非孑然遗族来延续香火。当然，文明达不到一定高度的社会，是没有人敬畏历史的。
也许有一天，此墓主会再被迁葬，或迁往西山卧佛寺旁的某处宽敞的“风水宝地”，或移柩于黄山怀中。那时，一定是堂堂正正的礼葬；之后，一定是体体面面的景区。
在同一个“金”区里，我还见到了两位名噪一时的民国军人韩复榘和马占山的墓。那边更新也更大的一座，是数年前过世的作家萧军的墓。比比别人的永久住处，老段那向隅独居的家，益发显得寂与冷。
回城里的时候，我让朋友杨志鹏的“帕萨特”多跑了点儿路，从平安大街又走了一趟，为的是经过那座硕大的灰砖影壁和宏伟大门时，我再看上一眼。
2003年8月，我第二次到北京万安公墓时，意外地发现段祺瑞墓已经重修，而且，墓前还摆放着一壶白酒。
还是那垛重见天日的巨大影壁，还是那座气宇轩昂的旧朝衙门。
其实不看我也知道，眼下这里不会有变化，门口的文物保护牌也还没来得及更换呢！
现在人们还顾不上建一座“北洋政府博物馆”，更不屑于重新描摹一个耿介的军人执政者的画像。
2000年6月29日完稿
2005年7月19日修订
2011年7月22日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