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西侧，还有半爿灰瓦红柱的老房子，与我们看过的东院遥遥相对，只是已经不似东院这般完整了。一东一西，两簇清代旧房被大院当中的五层鲜亮的主楼衬得十分猥琐，而主楼前正触目惊心地堆放着一垛红砖与一垛方方正正的花岗石——无疑，“破旧立新”的工程尚未结束，工作在昔日名宅里的人们仍要继续毁坏。
刘建国是破坏的见证人与参与者之一，他指着主楼前的篮球场，说着几年前愚公移山一般毁掉此院内的大片假山的痛心旧事——
都完蛋了，八个院儿好歹留下了你们看过的那么一个小院儿，还是我们单位自己出钱修的，至今也不是文物保护单位。
我忽然悟出，整个吴氏帅府应该很大，甚至现在这座巍峨的主楼也不会是当年主人的正屋位置，因为按北京四合院的布局，临街大门正北方的小院儿不应该是豪宅的正屋，正屋理应在大门内的西侧。如此说来，刚才我待过的那个小院儿可能只是吴佩孚的“八大处”之一处——成为寓公的吴子玉仍像当年一样，在自己身边保留了完整的政务、参谋、秘书、交际、军法、军需、军医和副官八个处。没有子女的吴佩孚正好可把他的八大处分配到八座相似的小院中。除八个小院之外，吴佩孚应该有自己的会客大厅、卧房，应该有自己的后花园；众多依附于他的门客和三百多官兵的卫队，也应该有足够大的生存空间啊！
也就是说，我看到的，只是当年“花园”的一小半儿而已。
握别刘建国，回到什锦花园胡同，我对着已经堵死了的原此院大门拍了张照片。灰墙灰瓦，貌不惊人，只一辆废弃了的“拉达”蓬头垢面地厮守着。谁也看不出，这里曾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特立独行的大帅的府第。
相邻的一个“广亮大门”，即路口标牌标明的那座19号四合院。“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在斯，但没注明是哪位大人物的故居。石阶未损，朱门紧闭，绿框整洁，描檐工丽。京城胡同里常见这种风景，即表面上虽如旧宅，但整修一新的门窗墙瓦和紧闭的大门让人敬而远之——里面住着的一定不是平民百姓。我们正要掠门而去。不想一辆送液化气瓶的小卡车在门前停住，下来两人叫开大门，称是“送气儿的”。里面马上闪出一个年轻人，验明来人身份后，遂大敞其门并卸去高门槛，帮来人从车上往下卸一罐罐液化气，再一罐罐地往院子里滚。
我瞅着空当，言明来意。青年门人乃准我等入内一览，并说这是张部长的家，不让人参观，但记者嘛，看一眼无妨。至于张部长是什么部长，小伙子也说不清楚，只说是部队的，当过中央委员，九十多岁了，住在第三进院儿里。
后来，从《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里，我查到了有关什锦花园胡同19号的文字，称其为晚清建筑，保存完好，曾于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亦即令人恐惧的”军统”）接收，是戴笠在北京的住处。
吴氏旧宅的位置如此之重要，大大地令我开悟：往北，仅隔三条胡同，就是原先的铁狮子胡同！也就是说，不管是北洋时代的国务院，还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面南而堵的，正是咄咄逼人的吴大帅府。有老吴在斯，哪个当政的北洋总理不忐忑？那些异族的占领者更是终日惴惴不安！
所以，吴佩孚只要待在这个偌大的院子里，一股子森然的正气就像院内的那株古树一样，深深扎根于旧朝帝都中心，并且，超然于市井之外。旧时的建筑可以修复，但古树却无以再造，树对于时光之忠诚是万难作伪或克隆的。所以，我不再吱声，只是回望着院中央那株残存下来的弯木，默默地行了一个注目礼。
和什锦花园胡同一样，魏家胡同也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路边也是一排散漫而蔫巴巴的白杨。数年后的一个夏日，为找章士钊在北京的旧居，我和同伴走进这条小巷。
路南，一溜高墙和墙上方露出的高大飞檐让我感觉到了一个旧朝豪宅就在跟前，破墙而立的大门外果然有一方“旧宅院”的文物保护铭牌。我问一位路过的老太太，这里曾是哪位大人物的住宅？老人边走边努努嘴说：这里头是中南海的宿舍。
我们硬着头皮走进去。没有人阻拦。
院子极大，也极破败，虽说院落一个套着一个，一两幢高大殿宇的屋顶还在，但都被后来搭建的大量砖房挤兑得没了脾气。往南走去，一株森然的古树还在显示着此院的沧桑与傲然，但树下的方亭却被砖墙砌成了今人的住宅，亭前是一堆垃圾一般的破烂儿。那边，一截长廊已颓败成一触即坍的模样。唯见完整的是东侧的一个月亮门，里面是两个套叠的小四合院。只是家家无人，空有蝉噪。正欲退出，但见一位清秀的姑娘推自行车回来。问她：这是单位宿舍吗？她答：是中央机关工委宿舍。再问：大院以前住着什么人物吗？再答：住过毛主席的亲戚。至于此宅解放以前曾是哪位大人物的宅子，她便摇头不知了。
正怏怏退出此院时，又见到一位也是推车回家的中年女子。她倒是对此院知根知底，也待人热情。这位姓张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蛮热情地告诉我们：她的父母都是“中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从一“进城”就分在这院儿里居住，毛主席的亲戚是指杨开慧的哥、嫂，两位老人曾长期在月亮门里的小院儿里住，老人过世后那里就成了单身宿舍。不过这里已经不再是清一色的中央机关的人家，有的因提拔而去了别的地儿，有的嫌住宅太挤便在空地上建了违章房，有的明明已经搬走却把房子租给了外人——住在古树下的那一户就是四川来京打工的农民。至于这里解放前是谁的家，该女子答：“听说是大军阀吴佩孚的家。”
不过，住在另一栋旧廊房里的一位中年男子却不以为然，告诉我们：这里是清末一个姓马的大营造家的宅子，吴佩孚不住这院儿，住在南边那个院儿里。
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南面不正是什锦花园胡同嘛！堵在此院南边的那栋高楼，不正是国家经计委运输研究所的办公地嘛！也就是说，此院正是吴佩孚的什锦花园的后半部！
后来，北京市总工会的丁欣先生对我说过，他家就在魏家胡同西端住，他从小就常到旁边的这所大宅子里玩儿，里面有很大的假山，有好看的水池子，当然更有很多的清代的房舍和长廊。
什锦花园如此之大，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走遍京华，规模如是者十分罕见！修复已无可能，重建实在不值，好大一片地儿，就只能任其颓败矣！
还在初访什锦花园的那个岁末，我请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好友李信伟驾车陪我去京西找吴佩孚的墓。借着顺利找到吴氏故宅的运气，我想再试一把儿。
京西多古墓，吴佩孚也埋在那一带，书上说，吴墓在海淀区的一个叫普兰店的村子外的果林里。仅此而已。
李信伟“玩车史”比较长了，下乡时即把村里的一辆趴了窝的手扶拖拉机鼓捣好，并因此当上没有驾照的司机。他相信我的“考古”直觉如同我相信他的娴熟车技，所以一路上不停不问，“捷达王”直奔玉泉山下。
在一条两边有粗大杨树的柏油路上疾跑了一会儿，我感觉快到目的地了，便在一处村外停住车，进路边一家小店打听普兰店村在哪个地方。
屋里面烟雾弥漫，店主正与一帮哥们儿在“砌长城”，他叼着烟卷儿头不抬眼不睁地回答我：这就是普兰店。
我怎么这么好运！
但再问他吴佩孚的墓在哪里？他却摇头说：这人是哪里的？村里没有这人的墓。
车进村庄，顺道绕弯，路边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两个南方人模样的青年夫妇在晒着太阳聊天，南方人应是在此租房的打工一族。停车再问附近有无一座旧时代的大墓？南方人不晓，倒是那位缺了牙的老太太嘴巴一撅：那边就有个挺大的将军墓。
窃喜。拐弯便到。
村东土路边，是一片苹果园，三五青壮年农民正在拾掇农活。园中，一座有些规模的穹形圆墓背路而筑。
我不禁小跑过去，为吴佩孚墓的表面完整如初而颇感意外。但到了近前，才知并非吴墓，是“显考曲公同丰伟乡将军之墓”。
曲同丰？我怔了一下——不就是段祺瑞手下的那员皖系大将嘛！那个被学生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的前保定军官学堂的老师嘛！那个在惨败后求见孚威将军却被拒见的皖军前敌总指挥，那个当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航空署署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北洋集团里的重量级人物，他怎么也埋在这里？这个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湖北军人，直皖战争中受尽凌辱（吴军的士兵们竟上前来一根一根地揪他的胡子玩儿），虽说后来东山再起当过张作霖麾下的“安国军”某军军长，但毕竟元气大伤。按说，他恨死了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吴佩孚，却不料，他与当年战场上的死敌同眠一地了！
皖系，直系，都成“黄土系”。
曲墓显系近年新建的，从墓碑上看，是其子女集资重修的。原墓想必毁于“文革”。同是京西名人之墓，“破四旧”时，连附近的万国公墓里的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烈士的墓碑都被推翻了，何况一个军阀的土丘？
打听农人，吴佩孚墓何在？一位农人遥指村外路北。
我们复驱车横穿公路，远远见荒野里有一半圆形建筑。
驶上一座入村的小桥，见两位穿迷彩服的年轻士兵在压腿弯腰自我操练，便问军阀吴佩孚的墓是否田野中的那座大“馒头”。军人相视摇头，说，听说过吴佩孚的墓就在这一带，但不知到底在哪儿，田里的那个圆堆不是墓，是座老碉堡。
瞻前顾后，再无明显土堆，唯那座“碉堡”似墓，复下路请教一位正在疏林里耕作的老农。老农抬手一指那孤零零的圆物：那就是嘛！
果真是它！
一旦踏着软软的松土真的抵达吴佩孚墓下，我反倒有些踟蹰了。这位民国英雄的归宿虽不出意料的惨淡，但所见还是让人略感酸楚——
半圆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墓没有任何标识，更没有名人之墓应有的一些附属物（如围墙，如松柏，如守墓的房屋），上部的表皮剥落得极为褴褛，下部干脆全然裸露了，只余那些嶙峋的大石子儿在不停地硌眼；更惊心的是墓身上有两处被凿开的不规则的洞，如同两只被戳瞎了的眼窝在幽幽地瞪着世人。
我知道，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在毁灭历史方面，史无前例的那场“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化大暴行。
我绕墓一周。北面有两扇水泥墓门，为粗壮的铁箍所固定，门隙间有砸过的齿痕；其上，是一长桌状水泥台，疑是当时的供台。我跃上台子，摸了摸早已凉透了的墓身，心里越发冷了。墓南侧有个更大的洞，大到足以让我和同伴把头伸进去看。只是墓室里太黑，得定一会儿睛后，才能看得清里面——
偌大的墓室里空空如也，高旷的内壁上有几行看不清的标语遗痕，再往下，一地乱石。没有了棺椁。
冬日的太阳，早早地倦怠了，才下午三点多钟，就恹恹地要回西山了。旷野风起，疏枝齐瑟。北面是著名的玉泉山，那座有名的宝塔正无奈地瞅着我们几个探墓者。从半个多世纪前吴佩孚被轰轰烈烈地送到这块地上起，此塔就目睹了吴墓的沧桑。
当年，噩耗传出冷清的什锦花园吴公馆，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立马隆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西尾寿造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致哀。
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在大陆和台湾都被认同的一种说法。
一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汉奸报纸上的说法。
还一种，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乍看起来，后两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蒋介石怕有影响的“旧人”与日本人合作，确有过此类“前科”——汪精卫逃到河内后，他即命令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局前身）的人员前往制裁过，只因汪氏命大才侥幸苟活了下来；与吴佩孚一并被日本人考虑的前北京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也是刚刚与日本人在上海滩密晤后便被人枪杀的（可见戴笠先生也不是吃素的）。但明眼人都知道日本人的一贯把戏，十一年前的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时，不也曾被日本人宣称是“南方便衣队”所为？所以，尽管后两种猜测属合理想象，但没有谁会相信只害了几天牙病的吴大帅会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