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离京前，安国军并未被打垮，败退的只是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军队。安国军主力部队奉军在直隶、察哈尔、绥远和豫北地区与各路“党军”对决，按奉军将领于学忠的话说，是“旗鼓相当，时有进退”。戍守京津的奉军尚未与北伐军接火，而留守关外的奉军更是保存完好。也就是说，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与“党军”决一死战，豁上玉石俱焚也不肯退出最高权位，则其手中掌握的三四十万大军与国民党军死磕，北洋时代或可延续下去，中国版图上是否于20世纪前期重现南北朝亦未可知也！
时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傅兴沛，在共和国初期，当过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北洋人士话沧桑》的作者王毓超老先生记录过傅先生的话：
据傅兴沛说：正当安国军与北伐军在华北平原进行决战之时，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开入胶东青岛，继而进占济南。张作霖等考虑国家前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义，曾召开府院联席会议，决定由秘书长任毓麟、外交总长罗文干主持，分别向日本政府和驻华使馆及其驻屯军提出抗议。
多么要紧的一段史料线索！可是，竟从来没有所谓的“正史”提及过！
正是因见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犯，西边的阎锡山亦加紧向北京压迫而来，见大势已去，张作霖不愿糜烂京津地方，才决定将安国军全部撤往东三省。
从5月20日他主持军政会议定下撤离，到6月3日晚上他登上返奉的专车，十余天的时间里，他拜会并宴请京城绅耆名流，接见并回访各国公使，甚至筹划将故宫里的文物悉数带回奉天保存，以防蒋介石把这些珍宝卖给俄国人换武器来攻打自己。只不过，在掌管故宫钥匙的北洋元老王士珍的一番劝说后，他才打消此念。
应外交使团和绅商代表之邀，他还安排一旅军队留京维持治安以待“党军”入城。
就在这时，可恶的日本人又跳出来了。他们乘机要挟张作霖，让张在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与关东军草签的一份条约上正式签字，并要出关的奉军解除武装。
原东三省交涉总署行政处处长罗靖寰对此有详细回忆：
1925年冬，郭松龄反奉时，……奉天省城留守军力薄弱，人心惶惶。张除电告吉、黑两省速派军队救援外，并拟在危急之时逃往旅顺或大连暂避。一天，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奉其司令白川义则之命，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时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笔者注），通过张的日籍顾问野町武马约张作霖会晤于南满铁道会社所设的沈阳旅馆内。
斋藤以郭松龄率军叛乱，主动向张作霖说：如需关东军帮忙，请勿客气，尽管提出，我们可以用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为理由，叫他不能前进，必要时还可派关东军出兵阻击。
张以吉、黑两省部队虽已出动来援，但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遂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拟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于是斋藤乘机将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提出，让翻译田中念给张听。张听完了即不加考虑地完全答应，随即在上面签了字。
然而，过后，罗靖寰等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副领事田中喜市进行正式谈判时，发现日本人的要求令人无法接受，其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将吉林至敦化的铁路延至图们江与朝鲜铁路接轨，洮昌道各县设日本领事馆。罗向张汇报之后—
他才恍然大悟地说：“我原来认为让日本人租房地做点买卖，同意他们在延吉、珲春派驻几个警察管理朝鲜人维持治安，那有什么关系呢？不料内容是这样啊！你们的报告和解说，跟我当时听到他们念的根本不一样！”随即大骂：“日本人没有好心肠，全是插圈设套转弯骗人。”
记住了！日本人乘人之危时念给张作霖听的，与事后提交的正式外交文件，“根本不一样”！所以，张大帅嘱咐罗等人：
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免得东三省父老兄弟骂我是卖国贼！
按张大帅的指示，罗靖寰等人一直以拖延战术敷衍日本人。此次张作霖要回到奉天了，日本又乘虚而入，逼他在那份既是欺诈又是霸王的条约上正式签字。
与张家有世交的大元帅府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
当时听到张作霖大声嚷着说：“你们这样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此前，他甚至当着这位日本使节的面，怒不可遏地摔了自己的旱烟袋，那个名贵的翡翠烟嘴竟被摔成了两瓣儿！
比忌“胡子”（土匪）更甚的是，张作霖最怕背负“卖国贼”骂名。还在段祺瑞执政时，张作霖就痛骂过前来解释欲与日本签订黑龙江、吉林省金矿森林借款协定的段的亲信：“我姓张的治理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你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和老百姓的祖坟都卖了！”说这话时，张的腰杆子一定是直的，他有资格骂别人啊—“我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们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
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不会有什么政治智慧，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越折腾越厉害，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大元帅后，方知他们遇到的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太极拳高手，一位不可能向他们低头的血性男人。
卑鄙的日本人只能靠谋杀来解脱困境。罗靖寰即分析过，此条约未签，“无疑是日本害张作霖的原因之一”。
在离开人世之前的几年，老迈的张学良曾颤巍巍地告诉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父亲“有宏才，度量大，但没有大略”，而蒋介石“有大略，无宏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不仅可以征服中国，还可以征服世界”。张学良还认为：父亲非常爱护老百姓，东北人拥戴张氏父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刮地皮”；实际上父亲是爱国的，他只是表面上应付日本人，并不真正答应他们的要求；日本人感觉上了张作霖的当，后来便下手害死了他。
是呀，这么现成的答案，为什么总不被权威教科书采纳呢？一说到张作霖之死，为什么总要绕舌说上一通似是而非的原因？
张作霖署名的最后一份声明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2日发表的《息争通电》，他宣称将退出北京，此后国事“悉听国民裁决”。此前，这位仿照老友孙中山模式担任了“大元帅”的大军阀，已经做出比较开明的政治决定：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以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南北双方停战；合并南北政府等等。
一切安排好后，他才登车而去。非“仓皇”也，实“从容”也。
因大元帅的一声令下，安国军—最后的北洋军—全线停止了军事行动，逐次退往东北方向，不断有不愿出关的将领被蒋介石和冯玉祥以重金收买，率部“反正”，编为国民革命军，追击从前的友军。因而，收尾时的“北伐”战争，实际成了“党军”各部欢声笑语的扩军之旅。
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同胞厮杀的内战惨剧，因张作霖的主动退避而猝然停演了。张氏所为，正如同十四年前隆裕皇太后拍板清廷逊位一样，都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历史性选择。因退让，兄弟不再相戕，人民不再牺牲，社稷得以保全，国脉得以延续。功耶？过耶？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凌晨一时，张作霖神情黯然地离开了现在全国政协办公大楼的这个地方，专车碾着太平桥大街上专为他而铺洒的黄土，穿过一个个奉军守兵的背影，驶向火车站。
月台上，由二十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已经在呼哧呼哧地叹息着了。他强作欢颜地与暂留京城的总参议杨宇霆、军团长张学良等要员们作别，自兹一去不复回。
谁也不曾料想，日本人已经为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张作霖出京，标志着北洋时代已经进入弥留阶段。
他将其陆海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政府总理的印信、令旗等，都带上了车。不知是为了留作纪念，还是为了卷土重来。
凭武力和阴谋统一了中国的中国国民党人，把乱纷纷的“北洋”的大幕落下了。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使命也告终结，人家看好的是孙总理生前定下的南京。“北京”因之改名“北平”。待“党国”的大幕在南京重新拉开后，民国的主席台上已经换了一班人就座。易帜后张学良被安排在了蒋中正的副座，成为威风赫赫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回到北平，成为整个北方的第一号军事领袖。“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他竟然指示所辖的东北军不准抵抗，致使东北迅速沦丧，因而成为千夫所指的“不抵抗将军”。从二十九岁那年他率兵入关参加拥蒋战争以后，就再也没回故乡，当然也一直未让其父入土为安。
整整一百岁的“少帅”以基督教的仪式下葬于太平洋中的异国小岛上，他永远不会回家乡为父亲迁葬了。现在的大帅府里的照片告诉人们，张作霖在原籍辽宁省凌海市（旧称锦县）石山镇驿马坊的苹果林里，与他的结发妻子赵春桂相会于九泉下了。那里，还有他患难与共的二哥张作孚。
抚顺城外的“元帅林”永远不会有主人了。
没有主人的“元帅林”不是地图上的圆圈，它小得连黑点都不是。但在中国近代史籍上，它应该是个圆圈，一个虽说并不圆满但却决不能忽略的圆圈。
一个北洋时代的句号。
草莽里的元帅林告诉我，注意到这个句号的人，还不是很多。
2002年2月23日完稿
2005年7月25日修订
2011年6月25日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