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的石牌楼只剩了石梁石柱的骨架，应有的门扇全不见了，虽说每根石柱上都覆着一层水泥，但斑驳破损处总是露出荒唐年代的破绽——每根柱上都有用黄色油漆喷涂着的“文化大革命”的口号。神道两边的石像也不规矩了，虽然也有石柱、石马、石狮、石虎，但到底不若从未被破坏过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数石像是被重新修补过的。
“史无前例”的人类文明浩劫之痕，又哪是水泥所能掩盖的！
有意思的是民国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带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则全是过膝军装、圆筒高帽、外加一绺鸡毛帚的北洋军官模样。逝去了的时代一下子通过这五对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现于世。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守陵者个个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长腿短耸肩无脖——是洋设计师独具匠心地要表现一种艺术上的古朴美呢，还是有意将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显形于阳间？
神道之北是锁起来了的碑楼，楼内循例有巨大的赑屃托起的巨大碑石，碑文为其老友徐世昌所题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既无谥号，便不似皇帝们的碑文那么复杂，像那个窝窝囊囊的光绪皇帝的谥号，就是长得让人读不下去的“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若不加上顿号断句念，非把人憋死不可。
碑楼的外墙涂着厚厚的朱砂色涂料，但依稀能读出斑驳的“毛主席语录”，这边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现在竟在这里让我来重温。
碑楼后有殿堂一座，应是供奉墓主人的享殿，虽雕梁画栋蛮精致，但其间空空荡荡。袁林自建成后，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洪涛的冲决，岂能不空荡？
出一旁的圆门，绕过殿堂，刚拐过来，便被那座与中国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宽绰的石台上，赫然入目的先是两扇铁栏门，门虽残败且已锈得不可开关，但铁骨犹坚，其造型也精美，实为中华大地所罕见；而绕墓台一圈儿的护栏，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过从仅余的粗铁链来看，那时的冶炼、翻砂技术还是十分高明的。宝顶（坟丘）很大，据书上称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圆。大则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样的帝陵却又小得多。墓室周遭都是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匝墙，若是特意来破坏，也够费劲的。
果然，安阳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朱女士告诉我说：“文化大革命”时，当地的“红卫兵”来掘过袁墓，但因没有炸药，全凭镐刨锤砸，所以，“造反”很不彻底，忙了一阵子只好撤走了。
在空荡荡的享堂里值守的一位中年管理员则告诉我：当时要是照死里弄，还能挖不开？只因为有个人忽然想起“最高指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像说过，要留作反面教材。正累得精疲力竭的学生们这才顺坡下驴鸣金收兵。
呜呼！幸亏安阳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土著”红小将们的“革命干劲”又不甚大，而且在关键时刻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所以，中国近代头号大坏蛋居然极为侥幸地保留了全尸，阴魂至今未散！
墓圹上方是一周探出头来的青石块，正面一方石块上镌着这样几个字：
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兴修
越二年六月望告成
也就是说，袁林是袁世凯死后的两个月里开始施工的，耗时两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6月份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设计师为死者本人生前聘请的一位德国人。能请洋人为自己的陵寝绘制蓝图，这起码表明了百年前的那个矮胖的河南老头儿思想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么保守。这可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国人设计的君主陵园。
按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规矩，袁世凯的儿子们并没等墓地全部完工后才将亡父下葬（那样的话，老袁岂不要遗臭两年？），而是早在当年的8月24日就先将那个阴沉木的大棺材送进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设计的建筑，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狮头像——这难免让人想起欧洲那些老房子门口上方的装饰性动物雕塑。设计师真的把这里当成了死者的家。
不过，说来也真是和狮子有点缘，袁世凯待过的地方，门口无不有石狮庇佑。至少我见过的就有这几处：天安门城下有两尊石狮，民国二年（1913年）10月10日，他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仪式就是在天安门身后的太和殿前举行的，然后，他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他的北洋大军；铁狮子胡同的前清海军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他从天安门下来后就去了那里办公——最早的总统府就设在那个大院里；天安门西侧的中南海门前也有两尊石狮，逊清王室把西苑（即中南海）让给民国政府后，老袁就把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搬了过去，并把南海南岸的宝月楼破墙改为“新华门”，把该门西侧的那条街改叫“府右街”（总统府右边的大街），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现在。
然而，张牙舞爪的东方神话里的狮子没能保佑他。所以，灵魂出窍的他被专列运抵安阳，又被八十人的“皇杠”抬到这里后，便又有了这尊西洋式的逼真的狮子相伴。
石狮上方，墓草萋萋。
对了，袁林还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园里外，到处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树。最初的袁林，因经费紧张，树稀难成林，是袁家自费移种来很多树，才使这黄土地上有了一方绿洲。这是袁静雪告诉我们的。老袁有十个妻妾，三十二个子女，四十九个孙子孙女。若每个儿孙种上十棵树，那就是八百多棵树啊！单从绿化工程上来讲，还真是多子多荫。
但袁墓称“林”，不是因为树多，而是另有故事。这是我在袁林里的小摊儿上买到的一本小册子上读到的。
此书说，“袁林”是后来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后，袁的长子袁克定理所当然地请“世伯”徐世昌题写“袁陵”二字。
徐世昌乃出生于附近的卫辉县书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东各县以当私塾老师和县政府文书为业，偶然游历袁家花园时，与慕名已久的袁世凯相识，两人“纵谈古今成败、中西奇异”后，遂结金兰之好。他大袁四岁，当时就认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后来，正是仗义疏财的袁世凯出资供他去北京赶考，他才一步登天，成为帝都里的翰林。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后，又是奉命办新军的袁世凯奏请徐翰林来当自己的“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即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才走运于官场，从袁氏的头号军师起步，官至东三省首任总督、邮传部尚书、协理大臣，授太保、太傅。因其精明过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并得到官场认同，其为人可窥一斑。
精明的徐世昌告诫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非帝王，称“袁陵”不妥。袁克定争辩说，亡父大敛时即身着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来因老袁死时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尸身暴胀得没合适寿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称帝时做的冕服；二来老袁着帝制服饰入敛是藏在棺内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梦摆在阳间炫耀，却万万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中，陵与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却有陵之实，就称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还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阳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这空前壮观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这近一百四十亩地外，袁家还买断周围泱泱上千亩地为祭田。
当年民国政府为先大总统发殡时，只批了五十万银元建墓。对这样一座宏大的陵园来说，这笔钱根本不够。是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和负责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长）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旧部又共同集资了二十多万元，“萃袍泽三十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田向政府报告语），才得以将袁林建成。
我见过不少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墓讲的是封闭——大门紧关，高墙屏障，外头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里面的；而洋式的则是开放型的，铁栏门和铁栏杆只为界定范围，却不是为遮挡人们视线的。
袁墓为洋式，一目了然。
虽说袁世凯生前即请风水先生在此选定了位置，不过，没等破土动工，他就一命呜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没料到，故土会提前召他回来长眠。因是洋工程师所绘的蓝图，但又要表现出中国君主的气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后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前半部祭奠区是传统中国皇家式的，后半部墓葬区是典型西洋国王式的。
老袁不正是这么一个半土半洋的矛盾统一体吗？
皇帝梦
说袁世凯，怎么也抛不开“好人”、“坏人”这个古老的命题。袁氏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坏人。细读他的一生，其实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人们在评价历史舞台上的“角儿”时，往往依据他谢幕前的扮相而认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场扮了回大白脸，这骂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辈辈沿袭，谁也不改口。
当初，袁世凯是怎样动了称帝的念头的？一个以“缔造民国元勋”而被时人推崇的国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讨天下人的嫌，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举实在不值。
今人已经看不出近百年前的“大总统”和“大皇帝”之间有什么不同了。
其实，二者之间决不仅仅是名分上的不同。
从君主专制到共和国体，从“真龙天子”到“民国公仆”，从向来一人专权变成议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这一切，对昨天还是大清国臣工的衮衮诸公来说，尤其对袁世凯这个前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来说，是多么的不适应啊！不能指望习惯于跪地咚咚磕头的人们会适应比肩而坐投票表决国是，须知，西式黑呢高帽罩着的是刚刚剪掉辫子的脑袋。现在的人们，若不静下心来，恐想象不出当年天大的不同。
对袁氏何以称帝，袁的亲属及亲信都说，主要是吃亏于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与所有的专制者一样，袁世凯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儿子。但就在其长子极力鼓动他当“中华帝国”始皇帝最热闹的时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绝境。
事情败露于偶然。
就在袁世凯屁颠儿屁颠儿地忙碌着登基的时候，全家女人们也都跟着乐呵呵地订制娘娘和公主服饰的时候，未来的三公主袁静雪瞅着丫鬟买回来的五香酥蚕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严，自家的女人，无论大小妻妾还是哪房女儿，一概不准抛头露面，所以，袁静雪想吃蚕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买。袁静雪无意中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竟然与自家的《顺天时报》完全不一样！外边的报纸上多是反对父亲称帝的报道，而自家看到的“舆论导向”却全是拥戴老爸当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当晚例见父亲时，就把包蚕豆的报纸递了上去。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张销量很大的中文报纸，老袁公余之暇时常读之，借以了解社情民意。原来，老袁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为他单独印制的假报！联想到这一阵子老有“请愿团”（甚至妓女们也组成一团）到“公府”（总统府）门前“劝进”，各地拥戴他当皇帝的好消息一篇接一篇，老袁恍然大悟：都是他娘的大儿子捣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凯召来袁克定，越说越气，甚至亲自动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且边挞边痛骂其“欺父误国”。
迟至此时，袁世凯才明白：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也有人替他惋惜，说，他是上了“筹安会”的当。湘籍才子杨度和他的老友、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等拥护帝制的“六君子”组成的这个劝进组织，一心忙着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们欺上瞒下，大造气氛，终于使得整日待在深宫里的老袁头脑发热，“勉顺舆情”，放着牢固而舒适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偏要改坐满人让出来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开国元勋了吗？
斗胆称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丧尽！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
袁的第七子袁克齐详细回忆了袁的弥留之际：
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看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袁后悔了。“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杨度等筹安会的帝制干将。
还有人说，老袁还曾于昏迷中嗫嚅：“杨度害我……”
徐世昌应召从隐居的河南卫辉赶来，见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悬一线，不禁老泪纵横。当着在场的袁克定、段祺瑞的面，徐世昌轻声问老袁：“总统有什么交代的？”老袁喘息着，吐出了两个字：“约法。”
这就是袁氏的政治遗言。
就在袁氏尸骨未寒时，徐世昌、段祺瑞、袁克定等人打开了他生前写就继任者名字的“金匮石室”——这套由上一任元首指定传位于某某人的方式，还在沿用清室的老办法，但中华民国的约法上就是这么规定的，只不过候选名单不止一人，而是三个，即大总统可以指定三个人为其继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办事。
看来，至少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辜负过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家元首，总算尊重并维护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张纸上并没有传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总算还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翌日，总统府发布了死者的遗嘱：
先大总统遗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