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果然为袁世凯晋级，授其五品同知衔，并赏顶戴花翎——清制，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吏才有资格在红顶子上加戴雄孔雀尾毛。一直耻于没有学历的袁世凯，终于凭自己的实力，实现了为国效力的理想，并获得多少读书人奋斗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虚弱的清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袁世凯奉命回国后，曾向李鸿章上书，建议“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颇值一提的是，当年，正是袁的叔父袁保恒最早上疏皇帝将台湾建省的，袁少时曾被叔父带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然知道台湾建省与自家的某种关系。
但朝中唯一了解世界大势的李鸿章，正遭受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忌恨和那班“清流党”言官的无妄指责，哪有心思把属下一个武官的大胆倡言转奏朝廷？而且，南陲的法国（时占据印度支那），北疆的俄国，正在纠缠我中华的领土，朝廷也实无精力三面应付。所以，朝鲜没像新疆、台湾一样建省，这便留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
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德高望重的李鸿章乃清王朝里地位至崇的汉臣，因有最高一级的太子太傅和文华殿大学士头衔而被称为李傅相、李中堂。清朝不设相位，大学士即相当于前朝的宰相。李相国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上中央帝国驻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大臣。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有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稍解忧烦——清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以示羞辱中央帝国！
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大臣，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
自兹脱离中国，独立自主……
嗣后，甲午战争爆发，清国惨败，向日本国割地赔款，凡有血性之国人，莫不痛感耻辱。在藩属国受够了日本气的袁氏岂能例外？于是，就有了他痛定思痛后写下的关于新建陆军的报告。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折冲樽俎，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19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视野的根本原因。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清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根据德国顾问汉纳根建议，奏请朝廷速练精兵十万。朝廷诏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分别于北南两地着手实施。谁都知道，大清国的国防力量早已不可依恃！八旗军、绿营早在与太平军、捻军交锋时就溃不成军，曾国藩的湘军也渐显疲态，唯有李鸿章带起的淮军尚可指望，若再不练成一支精兵，则国将不保矣！
于是，李鸿章派淮军大员，时以广西按察使衔在天津“督粮台”（任后勤部长）的胡燏棻，招募了近千名壮丁，编为十营的“定武军”，在津南马厂（地名）建置，后因马厂地方局促，遂移师交通便利的新农镇，借淮军废弃的旧兵营操练起来——因该镇有天津至大沽口铁路上的火车站，是个小站，后新军官兵便以“小站”代称新农镇。久而久之，“小站”竟出了大名，成了袁世凯及手下若干人走向军事政治巅峰的大站！
稍后，张之洞则在南京编成两千八百人共十三营的“江南自强军”。
不过，为时太晚！等是年岁末，两支新建部队刚组建好，战争胜负已经见分晓。
战争结束后，为救亡图存，朝廷匆匆设立了督办军务处。此“处”级别极高，由位尊望重的恭亲王奕领衔，庆亲王奕劻为会办，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 和步军统领荣禄、户部右侍郎长麟组成，唯独长期“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第一汉臣李鸿章因战败而被排除在外。光绪帝授予了该“处”最大的军事干部调动权——“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
就是在此时，从奉天凤城的前敌营务处回到天津的袁世凯，给朝中排位第一的汉族军机大臣李鸿藻写了一封信：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
真够放肆！他指责的不是战争期间军事部署的失当，而是现行体制的落后！问责体制，说到底，不就在指责朝廷嘛！在一个处处讲究规矩的中国官场，这可是要有足够的勇气。
话锋一转，他写到了具体的建议：
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有病乱求医的朝廷读到了这个披肝沥胆且卓有见识的“药方”后，马上将袁氏调入军务处，职与称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即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军务处工作。前一项是实职，后一项是没有编制的临时性质的岗位。有清一朝，非常时期，常以这种虚实结合的人事政策来解决一些干部的待遇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位胡燏棻也是如此。后来，袁氏还曾任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都是为解决省部级待遇问题，其本人一直在小站督练新军。此乃后话也。
进入军务处以后，袁氏便有了向更高层进言的机会。国家危机让这位有“非唯知兵，且谙外交”名声的三十六岁的政治明星走出直隶，也走出李鸿章的阴影，进入中央。
一边是编练新军的进展并不理想，一边是有“知兵”之誉的袁某被闲置在军务处。所以，在皇上颁诏要封疆大吏广荐人才之际，几位重量级的总督，不约而同地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
且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的一段话：
际此时局艰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
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荐举理由更是直截了当：
（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
在朝中重臣与外省疆吏的共同举荐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这个声誉鹊起的少壮派将领，并命军务处五大臣责成他起草一份新建陆军的详尽方案。
好一个袁世凯，深思熟虑后，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想和可行性报告呈送五大臣。袁氏建军思想可概括为：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按外国军队编制、装备与规章制度，新建一支陆军。
五大臣随后上疏皇上：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救亡心切的光绪皇帝登时降旨批准。
于是，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奉旨离京，去了天津郊外七十华里的新农镇，接任了定武军统领。他的前任“胡司令”，则转任芦津铁路督办去了。
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手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余人，又新募得两千五百余人，聘来众多德国军事顾问，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重建了这支新军。发愤图强的袁司令，就以这七千人的新式军队为基础，练成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这些人对袁氏的崇拜和拥戴，多年未曾改变，即使在袁被迫下野后。以致当时都有过一句对袁十分不利的流言，曰：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袁曾被皇上授予太子少保的头衔，故官场人称“袁宫保”，他也一向喜欢部下这样称他。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两手都很硬。但他不是靠频繁开会、组织官兵学习皇上各类批示来收拢人心，而是亲自动手编写了一首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用上了！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走向权力巅峰的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武卫右军（新军的正式名称）总统而山东巡抚，而练兵处大臣，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终至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
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最大的汉字，是在当时称汉城的韩国首都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占地规模还是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还真的很难说哩！
法华寺
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辅佐下力挽狂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若果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再次破格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且一连两次，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