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操盘庆历新政：被“党争”摧毁的公司组织变革
王安石操盘北宋公司变法：识用变容四误，“操盘力”极度欠缺
张居正操盘明公司组织变革：“铁三角”人事间架定成败
范仲淹操盘庆历新政 文范军
被『党争』摧毁的公司组织变革
导读：
公司组织变革说到底是公司组织内旧平衡的打破，以及新的更加优化的平衡建立。如果在这个定义下看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变法”（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变法），毫无疑问它们演绎了公司组织变法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或在朋党之争中功败垂成（范仲淹变法），或因操盘手个人能力欠缺酿组织变革悲剧（王安石变法），或在构建组织人事新框架的过程中体验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张居正变法）。而从组织平衡的打破到重新建立，那些外力介入的角度、速度与深度以及组织内阻力的抵抗姿态，构成了公司组织变革的全部情节—激烈而充满悬念。这一章，我们就从公司组织变革的视角来剖析这三次“变法”。
庆历新政是宋仁宗支持、范仲淹主导的一次公司组织变革，有欧阳修和富弼等人的积极参与，在反对派首领吕夷简退职养病的背景下，此次变革本来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由于改革派不避朋党之嫌，公然作《朋党论》上奏仁宗，再加上前朝老臣夏竦的从中作梗，迫使仁宗皇帝把消除朋党之争的棘手局面放在首位，导致组织变革昙花一现，功败垂成。
可以说，庆历新政是一场党争导致的公司组织变革败局。人事派系本是公司组织里的普遍现象，在组织变革的利益调整、动荡期必然表现得更为突出，但为了组织变革顺利进行，需要变革操盘手控制好火候，有主有次，尽最大可能争取多数支持。而范仲淹等人的做法则提供了一个反面案例：范仲淹、欧阳修首提“君子党”和“小人党”的说法被反对派授之以柄、欺之以方，被董事长仁宗皇帝先敬后疑最后再驱逐之，充分说明公司组织变革者需要谨言慎行，既要了解组织当中平衡手（仁宗皇帝）的两面性，又不能授人以柄，目的和手段的正当性必须保持一致。
§§§第一节
“被朋党”：
公司变革操盘手范仲淹的危险“前科”
庆历新政之前的范仲淹“被朋党”案，其实是庆历新政公司组织变革中“君子党”的预演，也在某种程度上变相成为范仲淹团队的危险“前科”，直接影响庆历新政的成败，是为该次公司组织变革败局的前因。
庆历新政前夕，反对派首领吕夷简的罢相为范仲淹等人的复出提供了组织条件。但很快，夏竦落选枢密使事件则为保守派推出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庆历新政遂在“党争”的不明前景中展开。
公司变革伏笔：范仲淹团队“被朋党”、“被平反”
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九日，北宋仁宗公司的组织人事突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动，范仲淹因坐“朋党”之罪而落职，一个事关公司组织小宗派、小团体之争的敏感话题浮出水面。
此前，权知开封府—相当于现在开封市代理市长的范仲淹向北宋公司董事长宋仁宗递交了自己亲手绘制的《百官图》，实名举报宰相吕夷简掌控朝廷内外官僚的升迁，以权谋私，并建议仁宗，公司组织人事权“不宜全委宰相”。而吕夷简则针锋相对地反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
当时，范仲淹权知开封府，并非谏官，按职能没有言事权，“越职言事”的确是事实。也正是这个罪名最终被仁宗肯定，范仲淹被撤销开封市代理市长职务，贬至饶州（今江西郡阳）。至于“引用朋党”之说，吕夷简虽未说明具体为何人，却暗指朝廷中一批追随范仲淹的台谏官们。那么，范仲淹真的有一批朋党追随他，为其鼓与呼吗？
应该说，这一场互指对方为“朋党”的风波其来有自。三年前，即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发生的宋仁宗突废郭皇后事件成为这场朋党之争的最初源头。宋仁宗之所以突废皇后郭氏是因为吕夷简从中作梗，他与刘太后有勾结，与皇后郭氏之间则有矛盾。但时为左司谏的范仲淹认为废郭皇后之事不妥，便联合御史中丞孔道辅，并率领台谏官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等到垂拱殿前“伏阁请对”，让吕夷简十分难堪，向仁宗告状称台谏官“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这些台谏官个个以君子自居，成为日后欧阳修所言“君子党”的雏形。
事实上，范仲淹和这些台谏官们并非通俗意义上的所谓“朋党”，只是对宋仁宗突废郭皇后事件不满，出于义愤走到一起来了。但此次事件后，人事之争或者说范仲淹“被朋党”的历程并没有就此结束。景祐三年（1036年）五月，范仲淹“被朋党”风波就是一个明证。
但是谁都没想到，此次范仲淹“被朋党”竟然牵连了若干真“朋党”出来，并被一一发落。
范仲淹被贬至饶州后，范仲淹的“朋党”一个个主动出笼。“朋党”之一是天章阁待制李纮，在众多明哲保身官员不敢为范仲淹送行的背景下，李纮主动站出来为范仲淹饯行；“朋党”之二则是集贤校理王质，范仲淹获罪后，王质在大庭广众下说“范希文乃贤者，得为朋党幸矣”；“朋党”之三是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他上书为范仲淹辩白，请求仁宗追改前命，甚至大胆称“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结果余靖被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税；“朋党”之四是馆阁校勘尹洙，他认为余靖与范仲淹私人关系极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党”的罪名而被贬的话，那么他也自愿要求加入“朋党”行列，因为他自称与范仲淹“义兼师友”，结果随后尹洙被贬为郢州（今湖北钟祥）监税。
当然，范仲淹最大的“朋党”当属欧阳修。欧阳修时任馆阁校勘，为鼓动谏官高若讷上谏，欧阳修写信激他—身为谏官，却不知羞耻，居然在范仲淹被贬后不劝谏皇帝。高若讷随后将此信上交，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针对范仲淹及其“朋党”的陆续出现，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加以褒贬。“四贤”是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野内外的朋党之论，以至于宋仁宗不得不下诏书称“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这场范仲淹“被朋党”事件在发酵之后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命题，横挡在即将到来的公司组织变革前面。
但是到了两年后的宝元元年（1038年），事情开始有所转圜。这一年范仲淹、韩琦被拜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在对党项族酋长元昊的边防战事中起着重要作用。范仲淹忠于朝廷、为国分忧的举动证明，他不是蝇营狗苟于私利的“朋党”之辈，两年前关于“朋党”一说或许是吕夷简的一个概念炒作而已。这年十月，参知政事李若谷提到了这样一个话题，说“近岁风俗薄恶，专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仁宗听了此话没有表示反对。而知谏院富弼则借日食之机进言，称“通天变莫若通下情”，劝仁宗下诏解除“越职言事”之禁。仁宗照办。由是，范仲淹此前的“被朋党”案迹近平反，也为即将到来的庆历新政扫清了障碍。
夏竦上位未果，反对派新首领出炉
庆历新政之所以会在庆历三年（1043年）启动，实在是因为北宋公司组织问题成堆，麻烦大了。
早在宝元二年（1039年），宋、夏战争爆发，北宋公司组织的养兵费用日益增加，公司不堪重负。三年后的1042年，契丹也趁火打劫，“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派出使者索求属于宋公司的关南之地，宋仁宗最后答应“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得以了结。与此同时，北宋公司的官员人数过多，俸禄等开支太大也导致国库空虚。知制诰宋祁为此上《三冗三费》疏，指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而帝国境内人民起义时有发生，包括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的京东王伦起义、八月商州农民起义、九月光化军（今湖北均县）兵变，这些公司组织内外的不稳定事件提示组织变革已经迫在眉睫。而该年三月吕夷简的罢相，则为范仲淹等人复出提供了人事条件。
宰相吕夷简因对西夏的战争中让步太多，岁输银两、锦帛过巨，导致台谏纷纷上疏抨击。不得已，已年过六旬、曾三次为相的吕夷简上疏自求罢相，仁宗恩准。吕夷简的罢相从组织条件看，给新的组织变革领导人提供了权力空间，因为位置腾出来了；与此同时，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范仲淹进入仁宗视野。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格局下，急需一位特立独行者来破局。范仲淹在士大夫中有清誉，行事不墨守成规，仁宗开始重点关注并提拔他。
庆历二年十一月，仁宗提拔范仲淹、韩琦为陕西经略招讨使（西北边防军统帅），而此前这个位置是夏竦的，他因指挥不力在一个月前被罢帅。此后，在吕夷简罢相仅半个月后，仁宗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随后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令其着手实施公司组织变革。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与富弼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从而正式拉开庆历新政的序幕。
《答手诏条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内容，其核心是向公司陈旧而缺乏竞争力的组织人事制度开刀，尤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任务。比如“明黜陟”针对文官三年晋升一次、武将五年晋升一次的论资排辈式官僚提拔制度进行改革，对不合格的官员予以罢黜；“抑侥幸”则拿恩荫制开刀，减少官员恩荫人数，延长恩荫时间，缩小恩荫范围，并对恩荫做官者进行严格考核，目标直指中高层官僚子弟的既得利益；“择官长”规定凡是知县、县令一级的官员必须由上级官僚保举，如被保举的官员才能有限或犯了错误，保举者也将受到相应惩罚；“精贡举”则是改革科举制度，规定成绩优等者才能做官，并逐步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公司组织里长期存在的官多为患问题。
从以上几项制度变革可以看出，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从各个方面拿官僚组织开刀，动作凶狠，不留余地。庆历三年（1043年）年底，他派出一批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的才能，自己则坐镇中央，将按察使报上来的不称职官员名字一笔勾掉。枢密副使富弼目睹此景，很担心范仲淹的改革举动太过猛烈，劝他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这个回答貌似理直气壮，但其实在当时背景下，北宋公司延续了数十年的中高层官僚特权一下子受到抑制，必然会激起强烈反弹。而此时发生的夏竦落选枢密使事件则从组织准备上为保守派推出了一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重量级人物。
夏竦资历很不简单。他是前朝老臣，曾两任枢密副使、一任参知政事。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曾经被选入资善堂讲书，是幼年仁宗的老师，所谓帝师也，仁宗皇帝对他一直很照顾。庆历三年调整内阁，仁宗本打算任他为枢密使，但余靖、欧阳修等先后上疏反对，他们两人都发了狠话。当时夏竦还在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任上，主持西北防务，获知仁宗有意提拔，便星夜回京。余靖上奏说：“（夏）竦累表引疾，及闻召用，即兼驿而驰。若不早决，（夏）竦必坚求面对，叙恩感泣，复有左右为之解释，则圣听惑矣！”意思是夏竦老是称病引退，一听说要重用他，就不顾西北战事紧急连夜赶回来，有问题啊，皇上还是早做决断比较好，免得他到京后唧唧歪歪烦死人。而欧阳修话说得更干脆，他上奏称夏竦“挟诈任数，奸邪倾险”，“方今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怀诈不忠之臣，何以求治？”这些奏疏，夏竦事后都曾看到。
夏竦作为北宋公司高级官员，一方面在这场“党争”中落败，另一方面还要直面范仲淹庆历新政带来的官僚特权大剥夺，双重受挫感必然导致他做出强烈反应，从而在事实上成为继吕夷简之后新的反对派首领。
由于本次组织变革是宋仁宗本人积极支持，范仲淹等人又履新不久，凡事从公事出发，于私德并无过错，夏竦等要反击，还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借口，事情便僵在了这里。但谁都没想到，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欧阳修突然抛出《朋党论》一文，自证君子党的存在，从而给夏竦等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导致组织变局出现了异动。
§§§第二节
意气用事，范仲淹操盘公司变革犯大忌
被利用的“党争”：庆历新政中盘逆转半途而废
庆历新政这一公司组织变革中盘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