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官：“本场是学术水平考试。试以《尚书》为据，论述和谐治国之良策。”
考生甲：“根据欧阳《尚书》之精神……”
考生乙：“欧阳《尚书》乃是曲解，依今文《尚书》原意来解似更为妥。”
考生丙：“今文《尚书》残缺不全，断不如古文《尚书》说得清楚质朴。”
考生丁：“熹平石经早就确定了《尚书》国标，你们怎么还在滥用家法？”
考生戊：“熹平石经乃前朝伪标，焉可用得？本朝既然没有官定版本，自当以考官大人的家法为准……请问考官大人祖述的，是欧阳版、郑版还是梅版？”
场景三。
考官：“本场是政论文写作考试。现根据抄经规范，为大家准备了二尺四寸长的竹简，每人一百斤，笔一支，墨若干，刻刀一把（削改错字用），请各位考生自去场外挑来。”
考生：“……”
如果照这样子搞干部竞聘，那么帝国公司的机关楼里（丞相掾属），整日间就只剩下鸡同鸭讲的纷扰，再甭想干正经事儿了。所以，从“世家政治”进步到“科举政治”，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思想的统一、语言的统一，以及IT技术的支持（造纸、印刷、出版及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思想的统一”，我们很容易理解—不就是编个《氏族志》，定个《十三经》吗？可是什么叫做“语言的统一”？难道隋唐之前人说的不是汉语？
如果你问临淄人什么是汉语，那么他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说的就是汉语—可麻烦的是邯郸人、宛城人、会稽人也都这么认为！
然而，严酷的事实是，他们所说的“汉语”，都和长安人或是洛阳人说的“汉语”相去殊远。而这些外地人之所以会这么以为，也只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那样的语境中，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真正标准的“汉语”。
更要命的是，即便是那个时代最博学多识的学者，也无法制定出一套权威的“汉语”读音国家标准。因为他们手里，压根儿就没有一把规范语音的标尺，于是他们只好模糊地约定俗成—皇帝说的话，也就是长安话（等到皇帝搬家去洛阳后，就变成了洛阳话），就是标尺。
那个时代的人，当然知道“我爱北京天安门”用自己的方言怎么念，但他们不知道长安人怎么念这几个字，也没法在遥远的地方天天碰上会说长安话的讲师，他们没有《新闻联播》可看，更没有随身听可供私下里开小灶，所以在刻苦学习之后，读出来的却仍然是“乌矮背经田暗闷”……他们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东汉明帝时，一切才有所改观。有两个身毒国和尚，牵着一匹白马，扛着佛像和《四十二章经》来到了中土。大皇帝怜悯远道而来的洋和尚，在京城给他们修了房子养马，这就是如今的洛阳白马寺。
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和尚跑到中土来传播他们的教义。这些洋和尚为了让中国人理解他们伟大的思想，孜孜不倦地学讲中国话，还取了中国姓名：天竺来的自称姓“竺”，康居来自称姓“康”，月支来的自称姓“支”，还取个文绉绉的名字，与文人雅士讲俏皮话斗机锋也丝毫不落下风—足见这些老外的汉语学得相当棒。
一帮老外，普通话说得比中国人还要溜？在刻苦钻研之后，好事之徒们终于发现了秘密所在：洋和尚们原来是掌握了一种独门兵器！他们把汉字读音分成声母和韵母两大部件，这样，就可以用有限的几个拼音，把无穷的读音组合标注出来（用语言学术语讲，这就叫做“语素的分解”）—而不是像中国同学一样，呆呆地逐字记读音—而这种思维方式，自然是源于他们拼音化的母语了。
受到启发的中国人，遂袭用此法标注自己的文字。他们用不来歪歪扭扭的洋文，改而用中国式的“拼音”去替代。比如某甲不知道“东”字的读音，就旁注为“德红切”—亦即用“德”的声母，“红”的韵母，切读就得到“东”。这就是“反切”法。
当然，这种“山寨”注音法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如果“德”、“红”两字读音，你都吃不准，那么“东”你就读不出，或读不准。但不管怎样，“反切”法至少为那些困在语言学的黑暗中完全找不到北的可怜虫们，提供了一套最起码的解决方案。
然而“反切”法出现得太晚，在它没来得及规范“南腔北调”之前，帝国就分裂了。政治上的分裂，使得人们无法逾越列国疆域上的鸿沟去统一自己的语言—直到隋唐盛世的到来。
话说大隋朝开皇年间的某一天，长安城里一群不务正业的瘟官下班后闲极无聊，就跑到太子洗马陆爽家里蹭饭去了。
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让我们一个个数来：
仪同刘臻，这厮先后做过南梁、西梁、北周、隋四朝的官；
前武阳太守卢思道、著作郎魏澹、咨议辛德源、内史侍郎薛道衡，这四位均为北齐、北周、隋的“三朝元老”；
国子监萧该，南梁、北周、隋的“三朝元老”；
常侍李若，仕宦履历不详，但也少不了北周、隋两朝的履历；
最传奇的是外史颜之推，此公前后换过南梁、北周、北齐、北周、隋五个东家，差点儿就在当世所有帝国公司里，轮转跳槽一整圈！
所谓物以类聚，这主人翁陆爽自也不会是什么忠良之辈了，他也是混过北齐、北周、隋三朝的主儿。
原来是一帮子“三姓家奴”，这帮人聚一块儿那是相当可疑啊！要在大明朝，锦衣卫的探事番子铁定就偷偷跟着去了。不过大隋朝的头头儿们还想不到这个，那年头讲究海纳百川，政治胸怀尚不像九个世纪后的朱皇帝那般狭隘。然而，还是有人记录了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
一切一如既往，先吃饭，再喝酒，酒劲上来了就骂娘。因这帮家伙不是搞文秘、培训的，就是搞外交的，又多有天南海北跳槽的经历，所以骂着骂着，就扯到当时天下语言之纷乱，“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大家就这样从江浙人骂到河北人，从陕西人骂到四川人，骂完全中国后才吃惊地发现，这天下竟然就没有一种标准汉语！
这还了得？目前帝国公司并购整合是大趋势，今后万一北京人碰上广东佬，政事堂里一番南腔北调，大家不是鸡同鸭讲，猫对狗说吗？不怕你写大字报，就怕你说客家话啊！要解决纷乱的语言问题，首先就该制定一个权威的语言标准。于是，此夜无寐……
一眨眼，十来年就过去了。到隋文帝仁寿元年的时候，那天晚上负责会议记录的陆法言（陆爽之子），以诸贤的见解为纲，又辅以自己的苦心研究，终于整理出了一部韵书—亦即隋朝版的“国标拼音”。而那一夜的故事，则被他写入了《切韵序》中。
就如“三姓家奴”们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天下的统一，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们，立刻就意识到了统一口语的重要性。
为了在召开政事堂会议时不至于南腔北调鸡同鸭讲（对从小受到家教熏陶的世家子弟而言，讲一口流利的“官话”不成问题；但对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士子而言，这却绝对是个很值得挠头的问题），大唐朝在干部资格竞聘考试中加入了律赋和律诗项目。所谓“律”，即韵律，律赋、律诗都必须在限定的韵律和规格下完成，出韵、出律就是个落榜。
而“律”的标准，正是“三姓家奴”们制定的那套“国标拼音”（《切韵》）。从此往后一千年，《切韵》系统的子子孙孙一直是主宰科场成败的“终极判官”—文章差一点尚可，出韵、出律就必定落榜。诗家所传“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典故，就来自清朝大名士高心夔两次科考，均因“元”韵玩不熟而落第的笑话。
用今天的话说，这考的就是个“普通话”水平呢！
就技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大唐公司无疑是个幸运儿：东汉为她引进了拼音技术，魏晋则帮她山寨出了“反切”法，隋朝再进一步，帮她制定了汉语国标，甚至连身残志坚的公公也有贡献，由蔡伦出手帮她创制了廉价造纸术……
于是，当技术跨越瓶颈跃上新台阶之时，帝国公司的政治组织模式也就必然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
大唐版“干部资格竞聘”启动
魏晋以来数百年中，一直与世家大族博弈着的帝国公司董事长，也逐渐嗅到了IT技术成熟的气息。正处强势地位的大唐皇帝，遂悍然触动世家的利益底线，一改传统干部选拔中的“组织推荐”（即世家政治下的“九品中正制”），转而试行“资格竞聘”（即“科举制”）。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在隋代科举雏形的基础上，启动了大唐朝的首次“干部资格竞聘”。不过此科影响不大，总计才录取五人（秀才科取一人，进士科取四人），尚属于试验性质。
到唐太宗时，在这位一心削弱世家政治基础的老板之大力推进下，科举制度日趋稳定。贞观初年，太宗于放榜日亲赴端门观望，见新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不自禁地对侍臣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算是以最高指示的形式，肯定了这种“干部资格竞聘”的价值。《唐摭言》评价为：“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
大唐公司科举，打破了魏晋以来干部选拔中的种种门第资格限制，为庶民出身的寒门士子，彻底敞开了参与帝国公司政治的大门—只要个人政审过关（未犯过国法，且非谋私利的工商业者），皆可“怀牒自列”，自由申报“干部资格竞聘”，参加帝国公司培训部（礼部）定期举办的考试。
初起时，大唐礼部考试门类繁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大常设科目；有选拔天才儿童的神童科；有照顾皇亲和三品以上官员子弟的弘文、崇文生举（参照明经、进士考试办法，但要求较低）；偶尔还有些专业科目选拔（制科），如志烈秋霜、词殚文律、抱器怀能、茂材异等、才膺管乐、道侔伊尹、贤良方正、军谋宏远、明于体用、达于吏理之类。
因为分科制举，所以称之为“科举制”。
既然入仕资格考试种类繁多，且各科在进身道路上也有明显的快慢之分，时日一长，考生便自然出现分流现象—
秀才科，入职就是正八品上的官阶（上上第），较同等成绩的明经生要高出三阶，但因难度实在太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素养、道德操守、笔头、口辩，几乎无一不考，有时甚至考官干脆就是存心刁难），导致及第机会过少，考生皆视为畏途，很快无疾而终；
明经科，考传统政治范畴内的填空题及名词解释，自然成为娴熟传统政治、稳重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爱，入职官阶略高于进士科，从八品下叙官（上上第）；
进士科，主要考文学才华，入职官阶较明经科低一等，从九品上（上上第）。但因为应试全无门槛，所以成为寒门庶族子弟的首选；
明法（法律）、明书（书法）、明算（算数）三科，都属于偏门的专业技能考试，所以考生不多，且发展空间也较狭窄，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一般说来，礼部考的是干部苗子对帝国公司企业文化及经营传统、风格的认知、掌握以及发挥，士子通过礼部考试便具备了“提干”的资格，称为“进士及第”。但实际任用如何，去哪个部门服务，入职享受何种待遇，则尚需由人事部（吏部）复试决定。
吏部的考试较礼部简单，面试为主，穿插笔试—考题更像如今的职业能力倾向测试，偏重于潜力考察。根据各人的仪表、对答、公文处理等能力，给予不同的岗位分配。
培训部（礼部）把入门关，人事部（吏部）把分配关，从唐至清，虽然科举内容一变再变，但这套公司人事录取、任用体制却基本延续未变。
帝国公司的“干部竞聘”，初起时虽然科目五花八门，但经过一番筛汰后，最终只剩下了明经与进士两大科—“明经科”背靠的是职业经理人集团的家学传承，而“进士科”则依托于普通员工庞大的群众基础。
§§§第三节
废不掉的低效人才选拔法？“干部竞聘”：
大唐公司的平衡术与泄压阀
世家大族对科举这一“干部竞聘”人事制度改革的攻讦从未止息，而“进士无行”（靠舞文弄墨进入公司管理层后却并不擅长公司管理）的客观劣势也逐渐暴露，但大唐公司以“进士科”为代表的“干部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为何？这就要深究“科举竞聘”这一公司人事制度改革对大唐公司格局的实质性作用和影响。
废不掉的低效人才选拔法
帝国公司的“干部竞聘”人事制度改革，初起时虽然科目五花八门，但经过一番筛汰后，最终只剩下了“明经”与“进士”两大科—“明经科”背靠的是职业经理人集团的家学传承，而“进士科”则依托于普通员工庞大的群众基础。
明经科，考传统政治范畴内的填空题及名词解释，是娴熟传统政治、稳重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爱；而进士科主要考文学才华，因应试全无门槛，遂成为寒门庶族子弟的首选。
然而，帝国公司的领导干部岗位总是有限的，提拔干部究竟是更看重“院校”、“文凭”、“专业”（世家大族子弟具备和擅长的），还是更看重一考定终身的“竞聘成绩”（科举考试的文学才华）？管理岗位上，到底该提拔娴熟于帝国公司经营实务的“明经科”政治家们，还是成天奢谈聒噪的“进士科”文学家们？
大唐一朝，对此问题始终争论不休。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明经科”者一直稳占上风。
政治精英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酸丁，这是早有历史恩怨在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