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内相擅权，宦官乱政
在大唐“李记公司”内，董事长换成了李氏皇帝，CEO团队的权力分配也发生了变化—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由中书省颁发政令；门下省主复核，如不同意政令，有权“封驳”；尚书省则执行命令。中书、门下、尚书在汉代时都属于皇室私臣，现在却成了政府的正式首脑，即李记公司的CEO，当然也就不再是皇帝“身边人”了。
但汉代出现的产权所有人与经理层之间的权力争斗，在唐代依然存在。为了避免CEO团队坐大、摆脱控制，李唐王朝的“董事长”所想到的招数还是起用“身边人”。首先受到李氏皇帝青睐的“身边人”是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本来是由皇室供养的技艺人员，以供皇帝随时“召入禁中驱使”，就如企业的老板出钱养了一班闲人，有事时让他们提提建议，无事时则叫来下下棋。在唐高宗时代，皇帝已经常常将几个亲密的翰林学士召入宫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唐玄宗即位后，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立学士院，专掌内廷命令，标志着唐代“身边人控制”的制度化。此后，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皇后、定太子等重要诏书，都由翰林学士起草，用白麻纸书写，直接从禁中发出，叫做“内制”；而中书省起草的文件，则用黄麻纸书写，称“外制”。翰林学士也因此有了“内相”之名。显然，皇帝是要以近臣（身边人）来削弱外臣（CEO团队）的职权。
翰林学士毕竟是饱读诗书的儒士，掌权后尚不至于胡来，但这依然是因为人事不坏，而不是因为制度好。另一类“身边人”—宦官一旦窃取了隐权力或正式权力，情况就不一样了。
唐代宦官在李世民时代只是“门阁守御，廷内扫除，廪食而已”，但安史之乱后，皇帝因猜疑武将而宠信宦官，宦官不仅掌握内廷机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统，担任政府要职。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个“身边人”班底来牵制CEO团队，防止权柄下移，但是“身边人控制”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到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以至于“迫肋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不但CEO团队的权力被架空，不少翰林学士也成了宦官的鹰犬，就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宦官手中。
唐代的皇帝不是想以“身边人”钳制CEO团队、从而达到大权集于董事长一身的目的吗？但是他们低估了“身边人”领悟权术的智力。唐代宦官发展出一套窃取隐权力的理论—晚唐时，有一个叫仇士良的大宦官总结说，不可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闲暇就会读书、接近儒臣，这样一来，“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所以，要设法让皇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与外臣隔绝，不理朝政，如是，则“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仇士良的这套隐权力理论是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很有实用性，他弄权期间，“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而“恩礼不衰”。皇帝以为“身边人”更容易控制，但结果反被“身边人”操控于股掌之中。
综观汉、唐两代出现的王朝公司“身边人控制”及其恶果，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治理一个庞大的公司组织，制度重于人事。与建立在成熟治理结构、制度化运作的CEO团队相比，完全依赖于人事的“身边人”更容易失控，更不可靠。
§§§第二节
明清公司“身边人控制”达至高峰：
朱元璋始废CEO，私人班子侵夺正式职权
明清是“身边人控制”的高峰期，朱元璋废宰相，相当于董事长干脆将CEO废掉了，自己兼任CEO，但又打理不过来，更加恶化了“身边人控制”的局面，“身边人”（主要是太监）窃柄弄权，乱象纷呈。
清代设军机处，依然走的是非正式私人班子侵夺正式权力系统职权的套路。
明代的内阁制与太监祸国
汉唐时代的帝王，尽管欲收宰相的权柄，但宰相在法理上始终还是作为政府的首脑存在着，皇帝的惯常做法只是起用皇室“身边人”，另立一个非正式的领导班子，以分宰相之权。也就是说，不管这天下产业的所有权归刘姓还是归李姓，至少在名义上是由CEO负责具体治理的。
但这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帝国治理框架到了明代，终于被太祖朱元璋以铁腕打破。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诛杀了权力膨胀的左丞相胡惟庸，然后干脆废除宰相制，还下发诏书：“今罢丞相，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董事长下令废掉CEO一职，以后由董事长本人兼任CEO。这当然是为了达到“事无大小，咸决于上”的独裁目标，皇权专制在明代发展至高峰。
四年后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下令命人铸了一块铁牌，悬于宫门，上面铭刻着十一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内臣，即宦官、太监。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明代这个开国皇帝，跟临终前杀了太子生母，又不得不倚重内朝的汉武帝有着同样的双重焦虑：一方面，担心出现“身边人控制”，另一方面，又对以宰相为首的执政系统充满强烈的不信任感。朱元璋费尽心机要为他的子孙打造一个大权不容旁落的独家控股产业，他能如愿吗？
将他的那份禁议置宰相的诏书，跟那份禁太监预政的铁牌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内在的矛盾不可调和。
皇帝既然废除了宰相制，自己揽过宰相之职权，这就要求每一任皇帝都必须具有宰相的才干与精力，但对于世袭制下的君主来说，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朱元璋本人倒是精力过人，尚可以做到亲裁政务，但也有忙不过来的时候，比如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至廿一日，短短八天，内外诸司呈送皇帝的奏章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大大小小共请示了三千二百九十一件政事。皇帝估计要变成八爪鱼，才能及时批示完全部奏章。所以，皇帝需要一些助手。
助手从哪里找？朱元璋的做法是效仿唐代任用翰林学士的故例，在洪武十五年置立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让他们“特侍左右，备顾问”，此为明代内阁制的滥觞。成祖朱棣上任明帝国董事长之后，开始从翰林院中挑选一些“笔杆子”进入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务，标志着内阁制正式成立。
“内阁大学士”的名字似乎很动听，但说白了，不过是皇帝身边的私人秘书而已。终明一代，皇帝始终不肯给予内阁学士高一点的品秩，一直都是五品，而且不准他们成为政府的领袖，即所谓“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这当然是皇帝出于防止内阁学士位尊权重、尾大不掉的考虑。皇帝安排给内阁学士的职务是起草诏书，以及替皇帝草拟批答奏章的意见稿，时称“票拟”。“票拟”当然不算正式政令，需要皇帝用朱笔抄正（时称“批红”）之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如此，皇帝既可以减少工作量，又能将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但是，内阁学士的正式职权虽低，但隐权力却极大，因为他们“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机，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这样的权力位置是极容易转换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势的。所以后人说入阁办事的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明代内阁也确实产生了几名位极人臣的权臣，如嘉靖朝的严嵩、万历朝的张居正，史书说他们“赫然为真宰相”。“身边人控制”的痼疾还是无可避免地出现了。
“身边人”擅权跟宰相执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宰相的权力是制度授予的，而“身边人”到底可以掌握多大的权力，却不是取决于制度的规划，因此只能高度依赖于私人的隐权力资源。严嵩要在朝廷上呼风唤雨，唯有绞尽脑汁为修道上瘾的嘉靖皇帝写“青词”（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后来徐阶取代了严嵩的地位，也是因为“青词”写得比严嵩好；张居正欲把持朝政，则不能不勾结司礼监太监冯保。
原本朱元璋立下严令，禁止太监干预政事，但内阁学士毕竟不是宰相，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内阁与居于深宫的皇帝之间的文牍往来，通常又要经过太监中转，所以太监权位趋重。特别是，篡位上台的朱棣因猜疑官僚系统，任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明中叶以后，皇帝又让司礼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之权—这是因为朱家皇帝越来越不成器，沉迷于声色犬马，不理国政，于是将“批红”的辛苦活交给身边的太监代劳—于是“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遂成废话。正统年间，大权监王振干脆将那块铸着这句废话的铁牌盗走了。
废除宰相制的后果就是“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即太监）”。于是明代大权监辈出，“身边人控制”的恶果非常严重，如正统朝有王振祸国，成化朝有汪直弄权，正德朝有刘瑾专政，天启朝有魏忠贤称“九千岁”。继东汉、晚唐之后，明代出现了帝制史上的第三波太监乱政。与汉唐稍有不同的是，明代太监操纵不了皇帝的废立，反而高度依赖于皇权，皇帝一旦翻脸，即使是权焰熏天的太监也立马成了泥菩萨过江。
太监虽然威胁不到大明皇帝的安危，但他们对忠良的迫害，与士大夫的党争，却腐蚀了整个王朝的根基。明亡，有太监集团的一份“功劳”。
清代的军机处
清代，“家天下”的董事长换成了少数族裔的爱新觉罗氏。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制，只略加改造。就治理框架而言，清廷依旧不设宰相，继续保留内阁制。同时又将内阁大学士的官阶提至一品，正式授予大学士在名义上“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之职。看起来，内阁有点CEO的影子了。
事实上，内阁当然不是大清国的CEO。乾隆就很不高兴臣工将内阁学士称为“相国”，特别澄清道：“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仅票拟承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实际上，清内阁的地位虽然提高了，实权却大大缩小了，清初内阁所票拟的内容多是一些鸡毛蒜皮大的“官民奏闻之事”，用人行政的建议权是不容大学士染指的。
清代前期的几任董事长，从康熙到乾隆，都有着过人的精力，用康熙的话来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这可以说是“勤政”，也可以说是独揽朝政。但皇帝精力再旺盛，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所以，康熙又设立“南书房”，命翰林学士入值应召，常侍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有时也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与机务。这个南书房，简直就是明初内阁的翻版。
雍正当董事长时，又创建了“军机处”。军机处也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门，不配置府衙，也不设正式职官，而是由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等大臣奉特旨应召，以“值日”、“兼职”的名义，入值当差，供皇帝顾问。也就是说，军机大臣尽管参与机务，权柄极重，但皇帝并不打算赋予他们正式的宰辅之权，他们的预政大权只能说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权力。在法理上，军机处不能说是清帝国的CEO。清末的御史张瑞荫说得很清楚，“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
但是，但凡一个跟皇权如此亲近的机构设立之后，运行日久，总是会产生制度化的惯性，进而生出一定的独立性，加之世袭的君主不可能世世代代都具备高超的执政才能，于是原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皇权附庸，难免有了坐大的权势。西汉的大司马、东汉的尚书台如此，明代的内阁如此。军机处也不例外，“权臣”还是要冒出几个的。比较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固宠窃权”，“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因为权力膨胀，穆彰阿连皇上也敢蒙蔽。当时刚刚发生了鸦片战争，穆彰阿主和，东阁大学士王鼎则主战，为刺激道光跟英国人放手一战，王鼎“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但穆彰阿却封锁了王鼎自尽的原因，“灭其疏，别具以闻，上疑其暴卒，命取其原稿不得，于是优昭悯惜”。
清代作为自秦汉以来皇权最为集中的一个王朝（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身边人控制”是深为警惕的，乾隆说过，“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但这话有吹嘘的成分。康熙初年的鳌拜专政、乾隆朝的和珅弄权，都是亲信大臣“能荣辱人、能生死人”的“身边人控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