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据其理，既然儒家学派在历史上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它又具备哪些高出其他学派的优势呢？关于它的研究，会不会艰深晦涩、令人望而却步呢？实际上，儒家文化是一个由历史积淀下来的产物，是千千万万个儒家弟子所有学术的浓缩精华。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们在弘扬经典国学的同时，也在努力为我们阐述这样一个个通俗易懂，同时又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道理：什么是中庸之道？怎么做才能修身养性？儒家思想为何能得到大多数封建帝王的推崇膜拜？
1.儒家学说的三种主张——礼治、德治与人治
顾名思义，“治”指的就是治理国家，而“礼治”、“德治”和“人治”分别是治理国家的思想主张。这三种主张虽然都是儒家学说，但其核心思想却有所不同。北大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经提出，儒家的这三种治国方略，是根据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应运而生的，而它们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特点。
在春秋战国那个社会历史变革时期，中国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国家陷于一片混乱，各种社会制度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包括“周公所制之礼”。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儒家开始主张恢复礼法伦常，推行以礼治国。
礼治，核心思想是建立森严的社会等级关系，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使自己的行为有法可依、有理可据。据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考证，这一时期的具体社会制度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儒家认为，社会秩序到底是井井有条还是混乱不堪，就要看这种“礼治”的观念是否深入人心。为了保障这一观念的实行，儒家还对违反礼法的行为作出了相关处罚措施，从而针对“礼治”提出了“刑”的概念。梁漱溟教授也据此推断，儒家的“礼治”学说，和法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德治，就是要建立起严格的道德观念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一种超越法律，且深入人性的治国方略，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我国封建社会曾大行其道。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撰文指出，儒家的“德治”学说以“感化”为手段，使人知荣辱、明是非、懂善恶、存感激，是一种深化到个人心灵的社会改造。而作为强制手段，“德治”学说也将监督和惩处的权力下放给个人，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德治”施行的保障力量，也就相当于“礼治”学说中“刑”的概念。
人治，同样是一种顺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儒家学说。这一学说建立在“德治”的基础之上，其核心思想是注重那些道德高尚的人，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权力，甚至居于统治地位，进而促使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以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但梁漱溟教授曾经指出，从“德治”到“人治”的思想学术转变，实际上是从“制度权力”向“个人权力”的转变。这一转变虽然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但由于缺少约束力，掌权者只能依靠自身的修养进行自我制约，而儒家的“人治”思想，也逐渐沦为了封建君主的统治工具。
2.什么是四书？什么是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九部著作的合称，一向被儒家学派奉为经典。其中，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和《春秋》。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证，儒家最早奉行的经典书目还有一部《乐经》，和其他“五经”合称“六经”，但是这本著作后来失传了，所以就成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五经”。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该称谓始于战国，汉武帝后成为专授儒学的官名），宣布废黜百家思想，而只有儒家学派拥有合法地位。这让儒家学派得到了空前大发展，也为儒家学派思想影响整个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到了南宋时期，一代大儒朱熹将四书五经整理成为系统书目，并首次使用了“四书五经”的综合称谓，使其成为后世儒家子弟的“教科书”。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考证，我国汉唐时期儒家学子主要进行“五经”的研究，而从宋朝开始，则着重开始研究“四书”。
按照朱熹的说法，“四书”的阅读顺序应该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四书章句集注》）。
《大学》最早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在朱熹之前从来没有被单独提领出来。经过唐朝的韩愈、李翱和北宋二程（程颢、程颐）的推崇，朱熹才将其单独称“书”，并置于“四书”之首，认为《大学》是学习儒学的入门读物。
《中庸》和《大学》的来源相同，一般被认为是《论语》的精要所在。
《论语》无疑是儒家著作的重中之重，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且内容精练，语言规范。
《孟子》也被朱熹编入“四书”之列。明朝以后，《孟子》一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被抬升到了一个空前的学术地位。但《孟子》的刊印却并非朱熹首创，汉文帝曾为《孟子》一书置“传记博士”，后蜀末代皇帝孟昶也曾命人将《孟子》刻入碑文。
在南宋之前，各个朝代对各类经书的选用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些经书的内容多有重复，有些甚至是从另一部著作中提领出来的。“五经”的出现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除了传说中被秦始皇烧掉的《乐经》之外，其余五部经书成为宋朝之后的儒家经典。
《周易》，又称为《易经》或《易》，自古有“群经之首”的称谓。国学大师陈寅恪更是认为，它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根本。该经书相传为伏羲所作，最初只有八卦，周文王衍生出六十四卦，并加注了简单的卦辞，最后孔子著成“十翼”，进一步阐述了《易经》的内容。
《尚书》，又称为《书》或《书经》，从汉朝开始被称为《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上至尧舜下到春秋中期这段时间的历史。司马迁认为此书的编者为孔子。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说的“饱读诗书”，其中的“诗书”指的就是《尚书》和《诗经》。
《诗经》，又称为《诗》或《诗三百》。该经书共收录诗歌三百余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汇编集录。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考证，《诗经》的编者为孔子。
《礼记》，又被称为《礼》，是从战国到秦汉的儒家思想的汇总，根据编者不同分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小戴礼记》就是我们常见的《礼记》。“大戴”为西汉理学家戴德，“小戴”是他的侄子。
《春秋》，又称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古文》或《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著者一般被认为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春秋》一书本来并非儒学著作，但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五经》，后来又成为科考选材，所以它逐渐被奉为儒家经典。
3.什么是“内圣外王”学说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主要学术思想之一。“内圣”指的是君主对国家内部的治理调和，同时也被认为是儒家学子对自身品格的修行依据；“外王”指的是君主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战略，而在个人修为方面，也是儒家学子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指导。然而，这一学说最早却见于先秦时期庄周的《庄子·天下》，其文如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众所周知，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也主要来自老子，但这一点却没有影响其学术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儒道两家的关系，先有孔子问“礼”于老子，后来到了宋朝，儒释道三家学派逐渐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理学”体系，三家之间的学术思想也就不分彼此了，而“内圣外王”就是“理学”的主要思想之一。
孔子曾经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政治清明，社会秩序井然，就必须以道德为执政方向。只要将道德融入政治，就可以起到重大深远的影响，而如果政治没有道德作为支撑，那么就有失纲常，是无法长治久安的。孔子的这一学说，也是对庄子“内圣外王”学说的阐述，也为后世朱熹引入该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北大国学讲师张岱年的说法，所谓“内圣外王”，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先“内圣”，而后“外王”。张岱年先生的理论基础是“只有先将自己的修为做好，才能成功地治理他人”，而他的延伸意思也很明显，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所以，“内圣”是“外王”的前提，而“外王”也是“内圣”的保障，它们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实，这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道理。
4.什么是“中庸之道”？
“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雍也》，就哲学层面而言，讲的是一种大智慧、大境界。“中庸之道”也被孔子称为“君子之道”，是儒门弟子修身养性的至上法则。这一哲学思想由孔子提出，再由孔子的孙子子思加以阐述说明，最终得以形成一套“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天人合一”理论可以分为天道和人道。所谓天道，就是自然；而人道，包括各种行为准则。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曾做出分析，认为“天人合一”是指人类追循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一种“与天同在，与道同存，与万物同生”的思想境界和心灵高度。反映到个人修为上，就是适应自然变化，找出自己在自然中的合理定位，而后做到进退有据和行止有度。至于这里所提到的“自然”，实际上涵盖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而“追循自然”，是指找出事物规律，然后改变自己去适应它，并最终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子思在他的著述中具体阐述了“中庸之道”，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致中和”。子思认为，人只有在找准自己的合理定位之后，才能做出正确合理的行为，即“静”时“中”，“动”时“和”（行动前做足准备，行动中有据可依）。所以，洞悉事物的规律，而后找准自己的定位，是做出正确决定的前提和基础。《弓与禅》序言中所提到的“道也者，须臾不可离”，说明了“中庸之道”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处事都非常重要。
北大国学教授辜鸿铭曾用政治主张详尽阐述“中庸”的妙处。在他的理论中，“无政府主义”和“独裁专政”分别代表两个极端，无论是哪个制度都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地走下去，而最终的中和方案就是“民主集中制度”。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曾用实例证明，在实际事务当中，这种理论指导往往会被人们抛在一边，转而被眼前的得失所蒙蔽，既不能做到“静时中”，更不能做到“动时和”。
在日常生活中，“中庸之道”的意义也是随处可见。比如，一个人如果欲壑难填，那么他一定会被烦恼和忧愁所困扰；如果一个人无所事事，毫无追求，他的生活又完全会被百无聊赖所包围。这就要求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做到松弛有度，适可而止，并学会在得意的时候克制，在失意的时候自励，也就是能够洞悉“中庸之道”。
5.儒家思想中“德”和“智”是什么样的关系？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大论点，其中，“智”指的就是智慧。“智”是先秦时期儒家的重要思想，在诸多儒家著作中都有详尽论述。那么，智慧如何获得呢？孔子提出了一个与道德合修的理论，确切地说是用道德准则来规范智慧。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指出，按照儒家的思想，智慧的获得需要借助“仁”、“义”、“礼”、“信”来完成，或者说这五种文化就是“德”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融合在一起，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最终使人达到君子甚至圣人的境界。
因此，德包含智，智又体现德。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智慧达到目的，但如果具体的做法不符合道德标准，就要坚决杜绝，因为一旦做了，就超出了道德的规范，实际上也就远离了“智慧”的范畴，甚至“聪明反被聪明误”。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实际上就是说，要为智慧和道德提供一个参照和标准，或者说提供一个具体的行为规则。规则一旦被打破，势必会群起而效尤，因为违反规则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眼前利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排队和插队，插队的人当然要比排队的人节省时间，但是如果大家都插队，那么必然造成拥挤、无序的现象。规则就是用来遵守的，一旦被打破就会逐渐被无视，直到大家期望建立起下一个有效的规则。儒家的智慧修养，其规则和指引就是道德，只有在道德前提下，才能有智慧可言，而失去道德规范，智慧必然就会误入歧途。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智慧和道德的关系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是人之常情，道德规范并不是为了限制人们的天性，而是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秩序。比如，现代社会的一些官员贪污受贿，这种取财之道明显不符合规则，这种智慧就失去了道德的规范，也无法称为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取财之道必须是合理合法的，是可以公诸于天下的，是可以持续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人合法利益之上的。智慧的修为同样如此，“善欲人见，不是大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智慧不是要让别人颂扬的，而所有见不得光的事情又都是邪恶的。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应该包含在大智大慧者关于智慧的修为中。
智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儒学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德又是儒家所追寻的终极目标。但不管是智慧还是道德，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只有理清了其中的关系，恪尽职守，努力修为，才能最终得成圣者，成为先师。
6.“孝”和“悌”在儒家思想中的解读
“孝”和“悌”是一对相互并列的词语，在我国古籍文献中经常放在一起使用，称为“孝悌”。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表示，想要弄清孝和悌的概念，就必须先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家关于“三纲”的定义。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社会上的所有关系都可以总结为君臣、夫妻和父子，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和“父为子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这就是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矛盾。为了消解这一矛盾，儒学中又提出了“兄为弟纲”。其中臣子听君主的话，称为忠；妻子听丈夫的话，称为义；儿子听父亲的话，称为孝；而弟弟听哥哥的话，则被称为悌。
后来经过不断演变，忠义孝悌的意义不断衍变，但其根本意义都没有发生改变，而忠义孝悌也成为古代社会对臣子、妻子、儿子和弟弟恪守宗法纲纪的赞誉。隋唐之前，科考取士的方法还没有被国家推行，官员的任用除了继承外，主要依靠举荐，而孝悌就是举荐成为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之一。甚至在后世的科考取士中，儒家的孝悌思想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或者说科举考试本就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考察。
《论语·学而》中对孝悌有具体的论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意思是说，为人孝悌的人，极少有忤逆父兄的，而从来还没有见过极少忤逆父兄的人会犯上作乱或违反其他纲纪。由此来看，孝悌是君子立身的根本，也是奉行儒家思想的重要前提。这里所提到的“道”，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社会高度的规则和秩序，同时包含道德和行为两个层面，因为道德思想和行为举止实际上都是由文化决定的。所以，只要人人讲求孝悌，社会的根本规则秩序就可以建立，而根本的规则秩序，则是建立其他一切秩序的基础。
《论语·学而》中另有“入则孝，出则悌”的内容，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家里尊敬父母，爱戴兄长，那么他到了社会上也一定可以谨慎处事，有礼有节，像对待父母兄长一样对待领导和朋友。由此可见，孝悌就相当于儒家教育中的学前教育，而且由家庭成员代为执行，这也说明家庭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此外，孝行也被我国古代社会列入法典，比如古代官员的父母死后，要暂时弃官回家守孝，并且一守就是数年，守孝期间要素衣、素食，也不能有欢娱活动，名为丁忧。我国的丁忧制度从汉朝开始，一直沿用到清末，而且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一些官员贪恋权势，在父母死后不报告官府，按律要予以革职。当然，丁忧期满之后可以回到朝廷继续为官，如果实在国家事务繁重，也可以由皇帝下令不准丁忧，称为夺情，但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儒家思想以“仁”为本，而孝悌又是“仁”的根本，可见孝悌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乃至已经成为儒家的标志性文化之一。
7.儒家的“忠君”思想是如何成为统治工具的？
“忠”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仅《论语》一书中，“忠”便出现了十八处之多。北大教授翟鸿燊先生表示，儒家的忠最初并不是专指“忠君”，而只是一种君子修身的准则。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说，身为君子，要时刻保持警醒，反躬自省，防止自己出现不忠举动，对朋友不守信用或不读书。而这里对于忠的论述，也主要侧重于对人忠诚。这是对儒家弟子的要求，使他们做事尽心尽力，不要三心二意。《论语·子路》中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意思是说生活起居要有严格规定，做事要时刻保持礼数，和人交往更要时刻忠诚，即使到了荒蛮的地方居住，这些法则也不能丢弃。
孟子对于忠作出了进一步解读，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意思是说劝人向善，就是对天道的忠实，为天下人谋福利，就是仁爱。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又一大代表人物对忠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到，儒家所推崇的忠，仍然没有愚昧和迂腐的地方，甚至没有专门提到忠君这层意思。
对于忠君，先秦儒家也并不迂腐，因为当时的儒家思想虽然主张“忠君”，但却并不主张“愚忠”。比如，孔子主张“法先王”，也就是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应该恢复周朝时期的礼法，对于那些犯上作乱、破坏礼法的人，孔子十分厌恶。当时有一个诸侯僭（“僭”音同“见”）越礼法，按天子的规格使用仪仗，孔子就曾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斥。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行为都可以忍受，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忍受呢？但与此同时，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又有“勿欺也，而犯之”的言论。意思是说，君王有错误的地方，不要隐瞒不说，这样就等于是欺骗他，而要向他提出谏议，并且做好冒犯他的准备。此外，孔子还特意提到微子、箕子和比干。其中微子向商纣王进谏未果而退隐；箕子进谏未果而不问朝政；比干进谏彻底触怒了商纣而遭残杀。孔子认为他们对于天下苍生和天地大道都是忠的，而且也不认为他们对商纣王的冒犯有失礼法，反而大加赞扬。所以孔子又提出了“以礼侍君”和“以法侍君”。意思就是说，如果君主贤明，就一心侍之；如果君主不贤明，就只能按照礼法行事。
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思想的一次“大换血”时期。儒学大家迎合汉武帝，标榜君权神授，理出“三纲五常”。虽然儒家因此而一跃成为众家之首，并长期主宰我国传统思想，但儒学也从此成为了帝王的愚民之学。君权神授，就是把皇帝的权力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质疑。质疑就是不忠，不忠就要受到社会道德甚至是法则的责难，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皇帝的权力失去了监督和限制。而儒家思想，也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皇家统治工具，百姓却在统治者的淫威下越来越奴化，越来越愚昧，以至于要将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完全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贤明。
8.儒家关于“三戒”的智慧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在这里，孔子从人的生理周期出发，把一生的修身养性分为三个阶段：
人在少年的时候，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几乎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好奇。这个时候，因为不恰当的嗜好而造成行为失当，很可能会给人的一生带来灾难性影响。在这里，“色”指的是万事万物，因为世间的一切事物无外乎形色，所以古人常用色来指代万物，“戒色”就是要避免世间万事万物的诱惑。
人到了壮年的时候，不仅有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由于思维定型，通常会比较执拗固执，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一时期人们的身体成长要快于脑力成长，所以通常动手要多于动脑。如果自己不能有效控制，外力又无法加以正确引导，很可能使人养成靠暴力解决问题的恶习。所以，身处壮年时期的人要戒掉“遇事先做，做了再想”的习惯。年轻人确实是血气方刚，但不能痴迷于争斗。
人到了老年的时候，都会比较患得患失——既怕得到，更怕失去，因此往往会抓住某样东西（哪怕这样东西对他完全没有益处）死不放手。心智衰退是人老后最大的恐惧，老无所依则更加让人心焦，做事难免出错，但不做事又只会更加心焦，所以就会对能够使自己取得安全感的事情或者事物过度依恋。比如乾隆，在位六十余年，退位时已经是垂垂老矣，经常办一些糊涂事，而且一直将皇帝的权力死死握在手中，以至于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希望他赶快死去。由此可见，人老时最大的忌讳就是贪婪，而贪婪只会带来失控和歇斯底里，也就意味着失败。所以，老年人要戒免贪婪，而孔子将其称为“戒得”，也就是放下和顺应自然。
北大教授梁漱溟先生曾经教导他的学生，我们握在手里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好的东西，能够为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也并不一定真的能够为我们带来安全。所谓“吾生也有涯，吾学也无涯”，能够为我们带来快感和安全感的事物无穷无尽，但我们的经历却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在我们停下苦苦追求的脚步之后仍然存在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而那些停下来后就会立即烟消云散的幸福，再美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过眼云烟。
时刻感念“简单是真，平淡是福”，也许就可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了。其实，也只有明白如何得到真正的幸福，才是人生最高的智慧，而这也正是儒学中关于戒色、戒斗和戒得的智慧。
9.我国历史上对孔子的尊称
孔子号称“万世师表”，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教育引向平民。在孔子之前，读书是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事，普通人是没有机会读书的。孔子身处贵族阶层，饱读诗书却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开坛布讲，倡导有教无类，遂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最终使儒家思想遍地开花，长青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后世对孔子的众多评价中，最普遍地被人们接受的，同时也是评价最高的称谓是“素王”。这个称谓，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没有头衔的君王”，或者说他虽无君王之称，却有君王之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先生也曾指出，孔子撰书立说是开王者之道，行王者之事，具王者之风，无王者之称，所以可称“素王”。
在我国古代，君主的样貌有特殊标准，因为是天之骄子，自然不能与世人相同。比如脸需要是国字型，然后鼻若悬胆，眼角上吊，耳垂肩，手过膝，等等。而实际上这是刘邦的形象，汉朝的统治者为了神化君权和巩固统治才如此宣传。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孔子的形象居然和刘邦有些相似。传言，说孔子出生的时候天降麒麟，口吐玉卷，被上天封为“素王”，这个称呼也就这么流传下来了。后世君王大多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自然就要对孔子不断粉饰。当然，孔子德行高远，无需粉饰，也不会因粉饰而被玷污。古时臣子立下奇功，君王常会为其封地列侯，用以表彰和标榜贤能。各朝代对孔子追加封号，道理同样如此，也有安抚儒家弟子，让他们效忠皇命的意图在内。
汉朝时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其中“褒成”是古国名，“宣尼”是封给孔子的谥号，“公”是爵位（在我国古代社会，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其中公爵地位最高，男爵地位最低）。
北魏孝文帝封孔子为“文圣尼父”，其中“文圣”是对孔子的追封，而“尼父”只是一种尊称。
北周静帝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其中“邹国”是古国名，“公”是爵位。
隋朝文帝封孔子为“先师尼父”，“先师”和“尼父”都是尊称。
唐朝太宗封孔子为“先圣”，后改为“宣父”。其中“先圣”是尊称，“宣”是谥号，“父”是昵称。其子高宗封孔子为“太师”，是官位，俸禄和职务实际授予孔子的嫡传子孙，其他朝代的爵位同样由孔子的嫡传子孙领受。
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隆道”是谥号，“公”是爵位。
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文宣”是谥号，“王”是帝王，寓意和周文王、周武王等并列，将孔子的地位推崇到了极致。
西夏为巩固统治，尤其信奉儒家思想，对于孔子的封号，在继承唐玄宗封号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升，直接封为“文宣帝”。这一称号，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对孔子封号的最高级别。
元朝成宗复封孔子为“文宣王”。
明朝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属封号或尊称。
清朝世祖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改为“至圣先师”，属封号或尊称。
民国政府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同样属于封号。
10.古代的科举考试有没有年龄限制？
隋唐时期，国家开始用“科考取士”的办法招揽人才，一直到清朝末年为止，对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从来都没有年龄限制。
据史料记载，公元901年的唐朝科举考试时，唐昭宗忽然心血来潮，有感于那些出身卑微并且年事已高的考生着实不易，就下令录取一些年事已高却仍在坚持应试的落魄考生，用以表示皇帝对民情的体恤。于是，负责科考的官员按照皇帝命令，挑出了五个符合条件的老翁，由皇帝御笔特批，成为当届的及第进士。唐昭宗在批书中写道：“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将异恩，各膺宠命。”这段话就是让他们知道这是皇帝法外开恩，而且御批的条文还被称为“赦书”，可见此举完全是一种施舍。按照规定，唐朝的官员年满七十岁之后就要正常退休，称“致仕”。而此次上榜的五位老翁，年过七十的就有两个，分别为曹松和刘象，其余三位王希羽、柯崇和郑希颜也都年过六十。
宋朝时，据范正敏的《遯斋闲览》（“遯”音同“顿”）记载，程颢（“颢”音同“浩”）八十二岁考中进士，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他居然考中了当年的状元。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慨，程颢还写了一手《登科谢恩诗》。其中的最后两句是，“也只年少登科好，争奈龙头属老成”，道尽无限酸楚。
我国科考历史上应试年龄最大的是黄章，此人是广东佛山人，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参加科考，时年一百零二岁。据说黄章自幼读书，十六岁开始参加考试，却一直到六十岁才考中进士，几经周折才进入国子监，但当时他已经是八十几岁的高龄了，很多官员被他的精神感动，多有看望和馈赠。一百零二岁参加考试时，黄章已经视线模糊，稍暗的地方就看不清路，所以考试时只能由官府特批，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在前面牵引照路。其情其景，可谓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乾隆年间，同样是一位广东的学子谢启祚（“祚”音同“做”），以九十八岁高龄中举人，同样惊人听闻。不过此翁的心态比较好，他在中举后还写了一首诗，称为《老女出嫁》诗。诗文中谢启祚以老女自比，说道：“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科举制度为国家供应了大批的人才，也让不少人从落魄子弟成为达官贵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文明。但在此之下，却隐藏着千千万万命运悲惨的无助学子。他们背井离乡，花费数年时间在路上，途径数千里赶往京城参加考试，有多少客死他乡，又有多少老死京城，却都无人问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对此表示，科举考试没有年龄限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促成了人民的崇文思想，让很多优秀人才修习孔孟之道，不断为国家提供栋梁之才，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对当官发财的向往，很多人痴迷于读书考试，最后落得“读死书”、“死读书”和“读书死”的悲惨境地，以致让人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慨叹。
11.国子监是什么样的办学机构？
我国自古就有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机构，其中国子监最具代表性。不过，由于这个机构不是对所有人开放，所以它在我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提到，它也由此多了一丝神秘感。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先生介绍，我国最早的国子监出现在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后来国子监的名字几经更改，但最终还是沿用了本名。国子监的职能实际上有两种：一是全国各地官办教育机构（包括国子监）的行政中心；二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负责培养国家的后备官员。
国子监的负责官员分为两级，一级是总管，称为国子祭酒，是行政官员，但同时也是学问精深的讲师，除了负责全国的教育工作外，通常也会负责皇储的教导工作。国子监中还设有若干个部门，具体部门各朝代有所不同，每个部门设一名管理人员，但他同时也是这个部门的讲师。所以国子监的官员都是一职多能，不仅负责管理，还负责教授课业。就国子祭酒来说，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兼大学教授，当然他主要教习的还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其实，国子监的入学资格并不是凭借成绩决定，而是身份地位。比如宋朝时规定，只有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学习，其身份大体相当于地方应试的秀才。所以，国子监实际上是官宦子弟的学校。当然也有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的贫家子弟进入这里学习，但他们也必须有七品以上官员的举荐。到了各朝代末期，由于吏治腐朽，平民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多有通过行贿入国子监者。宋朝庆历四年（1044年），国家建立太学，国子监的教学功能被分离出去，开始主管教育行政。
辽国和金国也都设有国子监，但都隶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元朝时国子监仍然是下属机构，隶属于集贤院并下辖国子学。也就是说，元朝的国子监仍然属于行政机构，国子学才是教育部门。此外，元朝的国子监也有二等，一等自然是蒙古国子监，负责蒙古族官员子弟的教育工作；二等是回回国子监，负责汉人官员子弟的教育工作。
明朝时国子监的行政和教学职能再次合并，但是由于明朝曾从南京迁都至北京，而南京的行政机构又都保留，所以有两个国子监。其中南京的国子监改称南京国子监，北京的国子监称为京师国子监，但实际上南京的国子监比北京的国子监规模要大，高丽、日本、暹罗等国都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学习。不过很可惜，南京的国子监并没有保留下来，而北京的国子监则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并对外开放。
清朝基本沿用了明朝的国子监制度，而且连地址也一并沿用，这也使得明朝北京的国子监得以保存。和明朝国子监的细微差别是规模，另外就是一些科目有所不同。清朝时因为统治阶级为满族，并且蒙古族也有一定地位，所以国子监也设立了一些满语和蒙语科目。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国子监并入学部，正式在我国历史上消失。
12.“孔门四科”包括哪四科？
在北大中文系的书目中，关于“孔门四科”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子教导弟子的“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另外一种是儒家所倡导的“德行、政事、文学、语言”。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因此他不可能不加区分地进行教授。北大中文系教授翟鸿燊通过对“孔门七十二贤”的研究，发现孔子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因为这些人在孔子的教授下所擅长的学术领域存在明显不同。
所谓“文行忠信”，其中，“文”主要是指儒家的各类经书典籍，一般认为《诗》、《书》、《礼》、《易》和《春秋》是孔子的教学用书。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和政治等诸多方面，是儒家学派的精要所在，也是儒家教学的综合科目。
“行”可以简单理解为道德，因为道德实际上就是由行动来体现的。如果将上述的“文”比喻成理论知识的话，那么“行”就可以称为是实践经验。北京大学哲学（宗教）系在相关课题中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出自此处的儒家思想。孔子对于“文”和“行”都很重视，而且偏重于“行”，主张以实践为主。
“忠”字，顾名思义，就是忠实、诚信的意思。对于“忠”字的修行，孔子提出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只有做到忠于所学，忠于道德规范，才能做到心安理得，自在洒脱；二是对外，只有忠于所言，忠心接人待物，才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内外两“忠”，才能有所成就，获得人生价值，为世人留下财富，得到应有的推崇和爱戴。
“信”字的意义与“忠”字相近，但它主要强调的是对于言论的修行。所谓“人无信不立”，指的就是人一定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更要信守自己许下的诺言，如果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可轻易允诺，而一旦允诺，就必须说到做到。孔子对于信的阐述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即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别人将不知道如何对待他，引申义就是别人也不会信任他，并且也不会对他讲信用。
至于“德行、政事、文学、语言”，实际上是后世儒家学者归纳总结而来的，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涉及的规则也更加具体。其主要根据来自《论语·先进》，文中有如下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子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其中提到的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四科”，而“四科”后面所跟的都是孔子的门人名字，表明他们是这一科目中的代表人物。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对弟子的教导是分门别类的，而他对弟子进行课业教授也主要分为“四科”，这也成为后世学者理解“孔门四科”的主流说法。
13.“孔门十哲”指的是哪十位贤哲？
“孔门十哲”是指孔子亲授弟子中比较有成就的十位大家，或者说儒家早期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十位大家，分别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按照儒学科目分类，这十个人可以全部归入“四科”行列，其中“德行”科目包括：子渊、子骞、伯牛、仲弓；“政事”科目包括：子有、子路；“言语”科目包括：子我、子贡；“文学”科目包括：子游和子夏。
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对“孔门十哲”做出了具体介绍：
子渊，指的就是颜回，子渊是他的字，也有史料称其为颜渊。颜回是鲁国人，出身贫贱，并且终生清寒，又在29岁时早亡，但是他勤敏好学，不慕名利，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过世时，孔子哭得很伤心，并要求其他弟子向其学习，因此后世也对颜回推崇备至。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开始将颜回的灵位放在孔子灵位旁一同祭祀；唐玄宗时颜回被封为“亚圣”；明朝嘉靖皇帝又将他封为“复圣”；韩非子也在《韩非子·显学》文中将颜回列为“颜氏之儒”。
子骞，即闵损，字子骞，鲁国人。闵损在孔子门下以“孝行”著称，汉朝刘向曾在他的《说苑》一书中有如下记载：闵损被后母虐待，吃穿都受到为难，但后母对两个亲生儿子却非常慈爱。闵损的父亲知道此事后非常恼怒，要将闵损的后母赶出家门。虽然按照当时的礼法规定，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闵损得知后却力阻他的父亲这样做——他认为后母对待自己一个人恶毒，其他两个兄弟却可以受到关爱，但如果将后母赶走，其他两个兄弟也要受苦了。闵损的父亲最后听从了他的劝解，后母也从此改头换面，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闵损。此外，闵损一生没有进入仕途，并且有明确地拒绝做官的言论和行为。
伯牛，即冉耕，字伯牛，鲁国人。冉耕一生德行高远，操守极佳，颇得孔子赏识。后来冉耕不幸得了麻风病，为了不传染别人而闭门不出，独自治疗，即使是孔子前去探望也只能隔着窗户。冉耕说：“恩师看望，本应亲自迎接行礼，但是为了不将病传染给恩师，只能让人认为我无礼于恩师了。”孔子非常感动，曾因此而发出对上天的不满，认为冉耕这样德行高远的人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厄运。
仲弓，即冉雍，字仲弓，鲁国人。冉雍虽出身贫贱，且他父亲的品行也不好，但冉雍却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他心胸博大，德行忠厚，很受孔子喜爱。曾经有人用冉雍父亲的恶行攻击他，但冉雍说：“即使是最普通的耕牛，也可以生出小牛来作为祭祀用的神圣供品。”以此来证明自己一心向贤的决心。后世中，荀况（即荀子）对冉雍大力推崇，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一代大儒。
子有，即冉求，字子有，又称冉有或有子，鲁国人。冉求为人谦逊，在孔门弟子中以多才多艺见称，同样是孔子非常喜爱的弟子之一。冉求曾任官职，政务得当，而且在理财方面也很有天赋，但冉求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却是在军事上。公元前484年，冉求被任命为鲁国统帅，以巧妙的战术击败齐国，并趁机说服季康子（时任鲁国正卿，掌管朝政并兼任最高军事指挥官）迎回流亡在外十余年的孔子。唐朝开元年间，冉求被唐玄宗尊为“徐侯”；宋朝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又封冉求为“徐公”。
子路，即仲由，字子路，又称季路，鲁国人。仲由出身贫贱，但生性大度果敢，又好武艺，是孔子门下最具军事才能的弟子。孔子对仲由的评价非常高，曾说过，如果儒家思想不能发扬光大，他就去世外隐居，那时仍然跟随在他身边的恐怕只有仲由。仲由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对于那些敢非议孔子的人向来不留情面，因此在他成为孔子的弟子后，孔子就很少再听到众人的非议了。后来仲由战死，年过七旬的孔子因此极度悲伤。
子贡，即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端木赐头脑灵活，对事物有独特见解，尤其善辩，《论语》中他与孔子的对答出现最多。但孔子对端木赐时有微辞，器重他不及颜回。端木赐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政治和经济上——在政治方面，他曾游说各方势力，不用一兵一卒保鲁国周全；经济方面端木赐是当时有名的富商，也是孔子门下最富有的弟子。孔子过世时，端木赐未能及时赶回参加葬礼，所以孔子的其他弟子都是守孝三年，但端木赐却在孔子的墓前守候了六年，师生情谊可见一斑。
子我，即宰予，字子我，又称宰我，鲁国人。宰予在孔子门中以善辩著称，即使和孔子也常有争辩，比如对守孝期的规定，宰予认为三年过长，应该为一年，但孔子出于对孝道的遵行，驳斥了宰予的提议。《史记》中有记载宰予因参与政变被杀，不过据北大国学教授张岱年考证，被杀的人只是与宰予同字，实际上并非一人。唐玄宗追封宰予为“齐侯”，而宋真宗则追封他为“齐公”。
子游，即言偃，字子游，又称言游，吴国人。言偃在孔子门中以文学见长，他学识渊博，智虑高远，是孔子极为器重的一名弟子。孔子曾对言偃做出评价，“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意思是说有了言偃这名弟子，他的儒家思想就可以传播到南方去了。当时，南方被认为是荒蛮未化之地，而言偃也是孔子门中唯一的南方弟子，难得的是他在文学科目上又可以排在第一名，其身份的特别可见一斑。
子夏，即卜商，字子夏，又称卜子夏，卫国人，但是据北大国学讲师钱穆先生考证，卜商为晋国人，现被主流学者采用。卜商心性灵动，文学天赋极佳，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弟子，他的最大成就在于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孔子也曾因卜商的见解而受到启发（《论语·八佾》），将儒学不断推向更高的成就。虽然卜商文采高绝，但他的人生并不顺畅，因晚年丧子，哭瞎了双眼。唐玄宗追封卜商为“魏侯”，而宋真宗则追封他为“魏公”。
14.儒家的“孔门六艺”是哪六艺？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认为，我国古代对“六艺”的说法不一，其中《周礼·保氏》中有言：“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另外一种说法是六经的别称，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别称。而儒家最终取信的是《周礼·保氏》，并将其对“六艺”的阐述进一步总结，分别为“礼、乐、射、御、书、数”。
“礼”即礼节，包括对思想和行为的共同规范。“礼”可以分为“五礼”，分别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不管是对婚、丧、嫁、娶，还是对祭祀、拜师、出行、入学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绝对权威的指导。
“乐”主要是指音乐、舞蹈和诗歌方面的技艺。在我国古代，这三样东西是不分家的，都是用于贵族阶级的祭祀或者享乐。其中，舞蹈的部分还可以细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包括“勺”，舞者在表演时空手或拿一些羽毛和丝带等轻盈物品；“武舞”包括“象”和“大夏”，舞者在表演时会使用刀和盾等道具，并在舞蹈动作中融入武术动作，饰演武官。我国古代的“乐”又可以细分为“六乐”，分别为：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濩”音同“户”）、大武。
“射”就是射箭，在我国古代又有“五射”之说，分别为：“白矢、参连、剡注（“剡”音同“掩”）、襄尺、井仪”，分别代表弓箭手的五个境界。“白矢”是指箭支中靶后穿出靶身，在后面露出白色的“箭矢”，说明弓箭手不仅射箭准确，而且力道十足；“参连”是说弓箭手可以在“白矢”的基础上连续发射箭支，发射的过程可以在瞬间完成，通常情况下弓箭手背后的箭筒内有多少箭，弓箭手就可以一气呵成地射出多少箭；“剡注”即箭支在空中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已经可以发出嘶鸣声了，说明箭支射出的力道更足；“襄尺”实际上是相对距离而言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说弓箭手的有效杀伤范围更大；“井仪”是弓箭手的最高境界，意思是说在以上四种境界之上，弓箭手可以一次发射四只箭支。也就是说，可以四四连发，箭箭中的，距离够远，力道也够足。
“御”指的是驾驭，主要指的是驾驭马匹，在军事中也包括战车或其他武器。“御”同样有“五御”之说，分别为：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鸣和鸾”，是说行车（马车）时挂在车上的铃铛响起来很有韵律，说明驾驶者对行驶的节奏掌握得很好；“逐水曲”是说驾驶者转弯的能力非常强，可以在水沼遍布的地方行驶而不使车子沾水；“过君表”是说驾驶者可以在接受君王检阅的时候腾出手来行礼，而仍然使车驾前行自如；“舞交衢”的意思是可以在道路非常艰险的情况下如舞蹈般优雅地前进；“逐禽左”是指驾驶者可以乘车与猎物并驾齐驱，并腾出手来从侧面将其猎杀。
“书”是指书法，包括认字和解译，而从整个学习过程来说，又分为“六书”，分别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是认字的过程；“指事”、“会意”、“形声”和“转注”都是用字的过程；而“假借”是说可以在别人用错别字的情况下，仍然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
“数”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数学，但算法都是中国古算法，其中多数都已失传，现在我国通用的数学，多为西方引进。“数”从低到高共有“九科”，分别为：“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从中可以看出，部分古算法一直沿用至今，如方程和勾股定理。当然，现代的算法和古代算法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基本原理是不变的。
15.儒家的自我修身方法是什么？
北大教授翟鸿燊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儒家修身的总纲领分为八个科目，分别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根本，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是修身的具体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实践过程，也是修身或者说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
儒学中的修身，就是让人们的行为逐渐符合道德标准，并让每个人都能了解整个社会，了解各种行为标准和社会运行规律，以“人人自治”而达“天下大治”。但是孔子同时指出，修身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修行者必须能够抵御各种欲望的诱惑，并且持之以恒，最终养成习惯，才可以领悟到自然超脱的境界。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坚持奉行君子之道，就可以成为圣人；一个人坚持好的习惯，就可以成为完美的人（君子）。孔子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示，那些“临时抱佛脚”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是无法洞悉大道的。
至于修身的具体方法，儒家著作中也有相关的阐述，总体来讲可以称为“十修”：
第一，孔子认为修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目标和计划，其中目标尤其重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计划也必须完成。这两者相辅相成，循序渐进，缺一不可。
第二，人们修行的目标可以分为利己和利他，儒家思想认为利己者有害于社会发展，君子应该具备利他精神。利他不是害己，而是和谐共存，也可以称之为行善。孟子认为，君子和小人都在忙碌，不同之处只在行善和求利有别（“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
第三，人们在修行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问题，儒家思想认为，怨天尤人是修身大忌，遇到问题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第四，修身过程中“自省”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人们在生活中每天都要见不同的人，处理不同的事情，言行举止难免受到影响，如果不及时纠正不好的方面，不仅自身会偏离正轨，还可能因此对别人造成不良影响。孔子说“见贤思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君子必自反”；朱熹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是这个意思。
第五，是自信自强，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这个自信必须建立在“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人与人的天资条件和后天环境必然存在不同，但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思想认识。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优于别人，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劣于别人，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认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因优越而自满，也不因不足而自卑，这样才能让自己得到不断发展。
第六，理智克己同样十分重要。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孟子·鱼我所欲也》），当我们认定了某个目标的时候，就一定要明白，虽然很多东西难以放弃和割舍，但一定要理智地克制自己，也唯有如此，才能尽快达成所愿。
第七，安贫乐道和安分守己是正身之道。所谓“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们往往会在追名逐利中迷失本真，忽略自己内心的声音，而若是静心自问，其实太多的人所需并不多。当一个久经世故的人退出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一句“平淡是福，简单是真”。
第八，实现自我价值。这种上升到一定高度的修为，必须已经具备了上述各种条件才可实现。用儒家的思想来说，实现自我价值就是一个“成己”和“成务”相结合的过程。以青年人的理想为例，在确定这个理想时要考虑到大环境的需要，如国家，然后将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上善之选。
第九，灵活善变。这里所说的善变不是让人们做“变色龙”，在儒家思想中，一直都很重视个体的随机应变和整体的与时俱进。《孟子·公孙丑上》中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大锄头，我国古时的一种农具），不如待时。”意思就是修身者在没有遇到合适时机的情况下，要像雾豹和冥鸿（我国古书中善于隐遁的动物名）一样潜心修为，而一旦时机出现，就可以像云龙和大鹏（善于腾冲的神兽）那样直上九霄。
第十，人际关系。这一点实际上是综合的阐述，在具备了上述条件后，人际关系的建立并非难事。这里单独提领出来，是要说明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完成一件大事，推行一种思想，都必须依靠众人的力量，而如果自己一个人闭门造车，最终是难以成事的。
16.汉武帝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北京大学教授林语堂曾撰文明确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利用儒家学说作为他的思想傀儡，兼并天下百家，使中国思想文化失去自由，完全置于统治阶层的掌控之下。而这一观点也在后来得到多数学者回应，并最终成为学术界主流观点。其实，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比较深远的原因，而且这次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纷纷出现，他们各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也有强大的系统理论在背后进行支撑，各国统治者所奉行的治国思想也各不相同，这种状况史称“百家争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基本采用法家的治国思想进行统治。楚汉争霸时期，各家思想流派再次蠢蠢欲动，准备恢复昔日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朝建立以后，刘邦为了得到更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废除了秦朝的禁书政策，使各家思想流派重新兴盛起来。经过数十年发展，道家和儒家齐头并进，成为最具影响的思想流派。随后的几位汉朝皇帝，基本都是采用道家思想，尊崇“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使人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然而，随着汉朝诸侯国制度的推行，国家权力逐渐被分解到地方公侯手中，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方略，也使得地方势力越来越强盛。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和心腹晁错商议，认为吴王刘濞的势力过于强大，应该削减他的属地。刘濞则联合了其他六个诸侯国以及匈奴等势力，以“清君侧，杀晁错”为名，率军向皇城西安挺进。汉景帝没有料到刘濞会起兵造反，慌乱中答应了叛军的要求，将谋士晁错腰斩于西安东市街头。但叛军并不肯因此善罢甘休，在没有了“清君侧”的借口之后，刘濞干脆揭开反旗，走上了明目张胆的武装夺权之路。叛军行至梁国（今河南商丘），此地的诸侯梁王是汉景帝的亲生弟弟，誓死将叛军阻拦在梁国境内，并紧急向汉景帝求援。直到此时，汉景帝才如梦方醒，派遣周亚夫和窦婴率军前去镇压，最后以“切断粮草”的计谋打开突破口，三个月内便将刘濞叛军击溃。刘濞在逃亡的路上被杀，其余六王也相继畏罪自杀，史称“七王之乱”。
“七王之乱”后，汉景帝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便顺势将其他藩王的属地收归国有，统一由中央掌控，以致中央政府的权力达到汉朝以来的巅峰。但是由于各家学术思想在全国各地盛行，导致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受到威胁，所以汉武帝即位后，急需做出相应的措施。在当时的朝野中，以官员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交战正酣，而由于窦太后掌握着一定的实权，所以道家成为这一时期的汉朝国教。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窦太后的权力也随即被汉武帝取代。面对重新陷入混战的各家思想流派，汉武帝决定广招天下贤士，重新确立一家有助于他统治国家的思想。
公元前134年，全国各地的学者纷纷赶往西安，在汉武帝亲自主持的策问仪式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取得胜利。汉武帝对他提出的儒家思想大加赞赏，并最终确定了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相关律法的制定和道德的推广也据此完成。自此，儒家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长达数千年的思想统治。但必须注意的是，汉武帝之后的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儒家思想，而是融入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家流派的混合体，甚至儒家思想中的很多内容也被删改，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皇帝为了更好地统治国家。
17.历代君王为什么要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
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考证，我国的“封禅大典”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各个时期的“封禅”仪式都有所不同，目的也从最初的“祈求平安”到宣扬“君权天授”。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受孔子学说影响，儒家思想被广泛传播，众多儒生提出来祭祀天地，以体现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祭天需要选择“国内”最高的山，而在齐鲁境内，最高的山就是泰山，所以泰山就成了祭天之地。渐渐地，泰山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就占据了一席之地，被誉为“五岳之尊”，成为儒教的圣山。此外，为了显示泰山的神圣地位，管子还列出了一系列曾在泰山封禅的先贤圣人，如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等（《管子·封禅》）。
在这种文化和时代背景下，春秋时期的诸国君主便命人在泰山顶上筑起圆形祭坛，作为祭祀天神的场所，这种祭祀活动称为“封”；又在泰山脚下筑起方形祭坛，作为祭祀地神的场所，这种祭祀活动称为“禅”，合称“封禅”。“封禅”一说的来源，便在于此。历代君主们都到泰山封禅，以祈求年岁丰登，国家太平，君权安稳，天地共同保佑（“登封报天，降禅除地。”《史记·封禅书》）。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这一文化被延续下来，所以秦始皇也成为第一个到泰山“封禅”的帝王。在此之后，“封禅大典”逐渐演变成为最高级别的国家礼仪，而除了祭祀天地外，还先后加入了狩猎、游览、仪仗巡游、歌舞表演等形式，以至封禅大典的规模成了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
关于祭祀仪式，可以追溯到上古到夏、商、周时期，而祭祀的对象也从祭祖扩展到祭天、祭地、祭山川河流等。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其中，讲究“克己复礼”、将祭祀纳入最高规格的国家礼仪的儒家思想，更是掀起了君权至上的学术思潮。
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沦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国家实行“独尊儒术”，祭祀仪式的规格也随之进一步提高。儒家弟子董仲舒更是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观点迎合汉武帝，让愚昧的百姓相信听信皇命就是听信天命，将皇帝的权力彻底推上神坛，也让臣子百姓更加盲目地服从皇权统治。汉朝的班固曾对泰山封禅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凡是推翻前朝、建立自己朝代的君主都会到泰山封禅，表明自己是接受天命才如此行事。从此，泰山在皇家仪式中的地位变得崇高无比，各朝代想要成就一番作为的皇帝都会亲临泰山，举行规模宏大的封禅仪式，以求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更广大和深入的支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曾经做出统计，我国历代在位皇帝登临泰山封禅者多达数十位，不在位或者不是大一统社会下的皇帝登临泰山者，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可见，泰山的“封禅”文化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成为每一个尊崇儒家思想的皇帝的政治行为。
18.儒家为什么提倡“知行合一”
儒家思想中“知行合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认为，“知”和“行”是两回事，应该分开修行，并且先修“知”，后修“行”。明朝儒学大家王守仁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知和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先后之分，更不能分开来对待。根据北大国学讲师张岱年解析，“知”和“行”的概念大体可以理解为“理论”和“实践”。按照王守仁的观点，知和行就是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或者说是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而“知行合一”就是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修行者品格的目的。
1508年，“知行合一”的概念首次被王守仁提出，他以道德意识和思想理念为核心，系统阐述了新儒学中关于“知”的定义。在阐述“行”的时候，他也先后引入了道德实践和实际行动的概念，并说明了知和行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是王守仁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儒家观点，使儒家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儒家思想对于理论和实践的解读，也从此进入了“二者同出一源，名字不同但目的相同”的高度。
“知行合一”儒学新观点还有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改变，那就是反道德规范的阐述。在“知行合一”这个观点提出以前，儒家弟子都必须以道德规范为行为标准，需要按照这个标准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但“知行合一”却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才是道德规范的最大力量，只有从本心出发，对道德标尺有足够的认同，心向往之，才是修习儒家思想的大道，而不是在外力和欲望的驱使下，使修习者强行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可以说，在儒学发展进程中，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而“知行合一”的儒家新思想也因此大受欢迎。
另一项创新观点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王守仁认为，经过时间洗礼的传统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思想指导，修习者的想法如果和道德规则不谋而合，会在心理上感到安慰。但如果修习者的想法和道德出现偏差，也不应该立即感到沮丧，并在不情愿的心态下努力向道德标准靠近，这样只会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都受到扭曲。修习者应该将道德和实际情况相对照，实事求是，以求“知”和“行”的“心心相印”。因为势随时移，任何一条曾经的道德标准，都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淘汰，一味泥古不化，也有碍人格的健康。
王守仁延伸了宋朝理学家陆九渊的观点，并由此得到了反对程朱理学的理论根据。他认为，“知”是“行”的指导，而“行”是“知”的表现；“知”是“行”的开始，而“行”是“知”的进行。修习者在解读“知”的过程中，必须加入“行”的理念，这样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到“知”的含义；反之同理。“知”和“行”就如同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如果中间的支点不抬高，那么任何一端的升高，都将以牺牲另一端的高度为代价。
“知行合一”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除了我国外，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对这一思想十分推崇。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曾发出“一生俯首拜阳明”的感慨，并将此感慨刻在腰牌上；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的名字“行知”的来源，正是“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