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国家落后，可以发挥人的智能，使它变得富强。国家进步富强，可以凭借它的实力战胜别的国家。善于运用智能的，可以使国家内部变得强大而外部看起来很富有；善于运用实力的，可以使国家内部富有而外部变得强大。
原典
贤人之生于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
——《太白阴经·贤有遇时篇》
[译文]贤人生在世上，没有世袭的门第，没有高贵的宗族，没有奇特的外貌，没有超凡的智能，说来或贤或德，看来乍醉乍醒，要得到他们的辅佐，全在于君主一人，关键在于志向相同、意见相合、举止诚信、言谈投机。
原典
将军之事，以静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见福于重关之内，虑患于杳冥之外者，将之智谋也。
——《太白阴经·将有智谋篇》
[译文]将帅处理问题，应该冷静地对待问题，仔细地观察问题，巧妙地处理问题。经过重重阻隔而赢得福祉，经过提前多方考虑而排除各种患难，这才是将帅的智谋所在。
原典
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
——《太白阴经·善师篇》
[译文]战争是不道德仁义的，虽然可以拥有天下，但是不为君子所取。
原典
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
——《太白阴经·善师篇》
[译文]兵器是凶器，战争是有危险的事情。有阴谋违背道德，喜欢使用兵器，除非是道德的、忠信的，否则不能光用武力平定天下、为民除害。
原典
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
——《太白阴经·贵和篇》
[译文]先王治理国家，以和为贵。崇尚和，重用人才，而不崇尚战争。
原典
夫有道之主，能以德行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
——《太白阴经·贵和篇》
[译文]有道义的君主，能够以德行服人；有仁爱的君主，能以义和人；有智谋的君主，能以谋略胜人；有权力的君主，能用实力来制服人。
原典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
——《太白阴经·贵和篇》
[译文]兵器是不祥的武器，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古代德高望众的帝王能够一举获胜，取得超乎寻常功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能够首先以文德来感化敌方，如果凭文德不能使敌方臣服，就赠送玉帛来诱使其归顺，如果诱惑不来，则命令军队严格训练，做好充分的准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胜利。这就是所说的，对反叛的人一定要讨伐他，对服从的一定要怀柔他。既笼络他，又安抚他，这可以显示出君主的仁德。
原典
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然后人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然后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战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者厚也。上施厚，则人报之亦厚。
——《太白阴经·子卒篇》
[译文]古代善于率领士卒的将领，没有听说过不赢得人心支持就得到士卒效力的，也没有听说过没有得到人们效力而能得到人们情愿赴死的。所以国家必须有礼信、仁爱的风尚，然后士卒才能以饥代替饱；国家必须有孝慈、廉耻的风气，然后士卒才能以死易生。士卒之所以能够坚守阵地至死不败退，是因为将帅施行厚德。将帅对士卒实行厚德，士卒就会加倍报答他。
“和为贵”谋略与现代企业管理
“和为贵”的思想是李筌《太白阴经》兵学管理的重要目标，把国内国外、军内军外、君臣上下的“和”，作为实现最高战略目标的基本原则，“和平”与“和谐”成为最高管理目标。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谋求百姓安定，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谋求国内各种关系的和谐。这种“和为贵”的军事谋略与日本企业曾经一度采用的终身雇用制度有内在联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日本三大经营支柱——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为核心的、强调职工对企业忠诚以及企业内上下团结一致的具有浓厚儒家学说色彩的日本管理模式，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旧有的管理模式面临着危机和挑战，西方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和创造性的价值观念在日本逐渐深入人心。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和为贵”为中心的终身雇用制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其合理的因素不容忽视。
日本自大化革新到明治维新，不断吸取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之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和魂汉才”文化取向转向“和魂洋才”，在制度和技术上全面效仿欧美，但在伦理道德上仍将儒学道德作为国民的基本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虽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但是其价值观、道德规范仍然建立在传统儒学基础上。日本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国国情、企业特点结合起来，形成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的独具特色的日本管理模式。其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以和为贵”的经营理念，强调团体内部的和谐与共同进取精神，使企业或组织形成上下团结一致、内和外争。
号称日本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其核心就是为营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和企业内“人和”的观念。企业对员工终身雇用，使员工有稳定感；员工把企业当成“家”，从“家”中按照自己的年龄、资历领取相应的工资；企业内即使出现矛盾包括劳资矛盾，都属于家庭内部矛盾，由企业内工会解决。因此，企业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在这个“家”中，管理者像“家长”一样爱护员工，员工蒙受企业之恩，“忠诚”于企业，为企业拼命工作。企业上下一致，休戚与共。
第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重视“人”在企业中的作用，使员工心甘情愿为企业效力。
根据儒家管理思想，日本企业在经营中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他们不但重视经营中的硬条件，还重视软条件（思想、文化、精神等），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企业最好的资产是人”。企业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员工的切身利益，使员工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出力。他们特别重视“感情投资”，管理者一般都熟悉每个员工的情况，亲自参加员工家里的红白喜事。企业还经常组织运动会、联欢会、纳凉会、恳谈会、野餐会和外出旅游等，每次不仅员工参加，员工家属也参加。
第三，“以德为先”的经营理念，强调正人先正己的管理者作风。
日本管理模式依据儒家“正人正己”的理论，突出道德导向，由自我管理而管理他人，十分重视管理者率先垂范和道德人格建设。日本经营大师稻盛和夫创办的跨国企业——京都高科技陶瓷公司之所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情况下仍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他“以心为本”的经营哲学外，更重要的是他以个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染员工。他不断培养自己的自律能力和美好心境，注意培养自己的意志力，提高做正确决定的能力。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体员工的尊敬和信赖，激发出员工极大的工作热情。
日本管理模式具有的上述特征，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及工作热情，使日本企业拥有了一支世界上最忠心耿耿的员工队伍和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时，员工在同一企业内长期就职，使管理者十分熟悉员工的情况，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使企业形成上下同欲、齐心协力、气氛和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创造了战后经济的奇迹。
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废除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因为它不利于人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是，由于许多大企业都是靠员工的忠诚发展起来的，这种意识已深深扎根于日本员工的心中，因此，崇尚个性和创造性的西方价值观念一直未能占据支配地位。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纷纷掀起兼并、重组的热潮，大量经营不佳的企业倒闭破产。日本年轻人逐渐认识到，与其对企业忠诚、顺从，不如培养自己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能力和技能。因此，原来靠员工的“忠诚”发展起来的家族式企业逐步走入困境，人员流动频繁，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曾经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管理模式面临以崇尚个性、重视自我能力为重点的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
在日本企业家看来，“和为贵”的谋略，儒家学说中“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信念，崇尚“和谐”的人际关系，“正人先正己”的领导艺术等都具有推动经济行为合理化、经济活动秩序化的作用，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文化底蕴和伦理动因，从而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管理哲学。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无为”、“不争”、“贵柔”的谋略与运筹技巧老子《道德经》思想的精髓是“无为”、“不争”、“贵柔”，王真对《道德经》进行理论诠释，借着“无为”、“不争”等观点，来表达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他将《道德经》视为一部兵书，称其“深衷微旨，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