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胆的制片人
在1959年，当乔治·德·博勒加尔为一部新手的长片承担制片风险时，他还不到40岁。他于1920年生于马赛，在二战期间和战后曾担任新闻记者，在1947年他创立过一家昙花一现的报社（《环球报》）。1949年和1950年之间，他负责将美国电影出口到法国的工作。后来由于某个偶然的机会他被西里茨基兄弟邀请来专门做将美国电影以及之后的法国电影出口到西班牙的工作。他于1951年春天移居到巴塞罗那，在那里他和雷蒙·德拉布尔取得了联系，后者是一位为解放事业而来到西班牙的法国人。
雷蒙·德拉布尔拥有一家向阿根廷出口法国电影的公司，这个公司叫做“泛美”公司，这个名字后来在《筋疲力尽》中被戈达尔用来命名牵涉到托尔马乔夫（由乔治·德·博勒加尔的新闻专员理查·巴尔杜奇饰演）的可疑勾当。在此之后，德·博勒加尔在马德里定居。雷蒙·德拉布尔向他引见了1950年代西班牙电影业中的重要人物，像塞萨雷奥·冈萨雷斯和贝尼托·佩罗霍。在1955年他创立了伊比利亚电影公司，制作了一部在比利时拍摄的合拍长片《安特卫普的逃犯》。该影片是由米格尔·伊格莱西亚斯导演，阿努克·费尔雅克、阿梅莉亚·德·卡斯特罗和霍华德·韦尔农主演的。该片在1955年通过ACM公司在法国发行。这起初的不起眼的经历把博勒加尔引向了联合制作的道路：他联合制作了胡安·安东尼奥·巴尔登的最早的两部长片：《骑车人之死》和《马约尔大街》。显然这两部影片在艺术层面上更有雄心，这也给年轻的制片人带来了一些国际声誉。1955年，《骑车人之死》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国际评论奖；1957年，《马约尔大街》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
1956年回到巴黎后，他开始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冒险：制作《魔鬼的通行证》。这是根据约瑟夫·凯塞尔的小说改编，由雅克·杜邦和皮埃尔·肖恩多夫导演的第一部西尼玛斯科普（Cinémascope）彩色电影。拍摄在阿富汗险象环生的条件下进行。由于苏伊士运河事件拍摄中断了四个月。完成后的影片最终由福克斯公司发行，代表法国参加了1958年的柏林电影节。直到1959年10月该片才正式上映。
一位年长的法国工业家给了博勒加尔资金去制作两部新的改编自皮埃尔·洛蒂作品的影片。博勒加尔本人很崇拜洛蒂。这两部影片由皮埃尔·肖恩多夫导演，拉乌尔·库塔尔担纲摄影师。他们两人由于在第一次印支战争时期在部队电影服务中心（SCA）分别担任记者和摄影师的这一共同经历而相互认识。博勒加尔在《魔鬼的通行证》首映时在福克斯公司遇见戈达尔，这一特殊情形我们之前已经提及过。博勒加尔给戈达尔预支了一笔钱，使他能够进行第二部小说《冰岛渔夫》的改编工作。戈达尔接受在孔卡诺改编剧本，但不久之后又放弃了，转而提供四个剧本来代替，这其中之一就是《筋疲力尽》。我们过一会儿再来谈这部影片的准备阶段。
如果说由让·拉尔代居改编，罗歇·阿南、米亚努·芭铎、伊夫·马萨尔主演的《拉曼邱的恋爱》的商业成绩还算可以的话，那么由让—克劳德·帕斯卡尔、朱利安·梅尼埃尔、乔治·普茹利和夏尔·瓦内尔主演的《魔鬼的通行证》则是灾难性的失败。影片于1959年5月19日上映，完全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反而让博勒加尔欠下了6千万的债，不得不面对放债者、办事员和一大堆票据。因此，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制片人成功地为《筋疲力尽》募集到资金的。
如果将它放在当时的背景看的话，这个新的制片计划还是可行的。195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四百击》取得了胜利，摘得了最佳导演奖。雷乃的《广岛之恋》参加了非竞赛单元，获得了国际影评人奖。1959年6月3日，《四百击》在香榭丽舍影院的两个厅上映。该影片取得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全法国共有45万名观众观看了该片。这个成功还得益于克劳德·夏布洛尔的两部长片处女作《漂亮的塞尔日》和《表兄弟》。这两部影片也是于1959年的2月和3月在香榭丽舍影院发行的。新手导演的小投资影片对影院和发行人来说是一笔好生意。（参考我们的《新浪潮》，“128”系列，1997年）
几乎原创的经济剪辑
从当时材料中的《筋疲力尽》的演职员表（来自于影片之外，因为影片没有演职员表）可以看出，该片是由乔治·德·博勒加尔制片公司、电影新公司（SNC）和帝国公司制作的。
制片资料显示拍摄之前的所有工作都是以伊比利亚电影公司之名开展的，该公司的地址是塞里索勒路4号。而“乔治·德·博勒加尔制片公司”是稍后才成立的。事实上是勒内·皮聂尔和莱昂·贝图的发行公司SNC以预支发行和公司原有影片收益的再投资的形式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见1959年6月25日放映期间呈上的请求授权书）。就像国家信用银行的一份文件所显示的那样（电影图书馆文献，CN 1233），这些资金来自在1959年7月上映、由同一家公司发行的弗里茨·朗导演的两部影片《孟加拉虎》和《印度坟墓》的票房收入。该公司以皮聂尔为中介，提供了部分伊比利亚电影公司的计划所需的资金。SNC向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制片贷款发放委员会申请2000万的贷款。最后得到了800万。
因此，政府机构推行的面向制片的自动资助机制（电影工业发展基金）、机会主义的商业发行商对于一部新浪潮影片的渴望，和一位处于倒闭边缘的制片人的冒险精神，构成了《筋疲力尽》的起源。
更确切地说，1959年6月25日召开的咨询委员会确定的临时融资计划指明，伊比利亚电影公司仅参股500万法郎，即SNC（3000万法郎）的六分之一。乔治·德·博勒加尔制片公司在《筋疲力尽》开始制作六星期之后的1959年8月4日才参股。在这一天伊比利亚电影公司向他转让了影片的作者权（资料来源：电影公共注册名单和弗里德里克·贝尔特的硕士论文，1995年）。影片加入到公共注册名单的时间是1959年6月10日（影片的注册号：22 275，以伊比利亚电影公司的名义注册，制片人：乔治·德·博勒加尔，编剧：弗朗索瓦·特吕弗），从这一天到影片在影院上映的1960年3月16日：
三种类型的融资方式的十二次商业行为被记录了下来：带票房委托书（给SNC和福格电影公司）或不带票房委托书（给EFC）的放映证，向FDIC和UFIC提出的贷款合约，还有首先由乔治·德·博勒加尔制片公司和SNC（50%对50%），然后由乔治·德·博勒加尔制片公司和伊比利亚电影公司（50%对50%）签署的联合制片合同。
弗里德里克·贝尔特，第41页
根据当时的大多数资料来看，影片的预算上升到大概5100万法郎（参考呈给国家电影中心的预算表）。
这是很小的一笔数目，如果我们想想制片人还得支付珍·茜宝这样的著名国际影星片酬的话。
吕克·穆莱，《电影手册》，第106期，1960年4月，第30页
根据国家电影中心提供的数据，1959年拍摄一部中等预算的法国电影的预算是1亿5千万法郎。这个预算相当于此预算的三分之一。
好几位见证者确证了这些数据：在格扎维埃·维尔塔的纪录片《苏埃德旅店的12号房间》中，影片的助理导演皮埃尔·里西安在接受导演采访时提供了证词。同样在这个纪录片里提供证明的，还有若泽·贝纳泽拉夫、弗朗索瓦·莫勒伊和克劳德·夏布洛尔。
影片的投资人是SNC—帝国公司的勒内·皮聂尔，他向德·博勒加尔提供了资助，他想要他的“新浪潮”电影；他很想拥有一部特吕弗和夏布洛尔署名的影片。
皮埃尔·里西安，出自文图拉—维尔塔1993年作品
在1959年，若泽·贝纳泽拉夫本身也是制片人。他在1961年拍摄了他的处女作《肉体的喧哗》。他的公司环宇电影当时和伊比利亚电影公司的德·博勒加尔共用自己的办公室。他提供了关于影片融资状况的丰富多彩的描述：
我最大限度地经历了影片的孕育。我们没有一起工作，我们没有联合制作，但是他不时地会向我要点钱。他总是毫无差错地归还给我。为了《筋疲力尽》，他总是处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他总是为了一万法郎而一筹莫展。他跑去见皮聂尔，跟他说：“我必须要还钱给若泽。”皮聂尔给他一点钱，他就拿给我。真是好笑……
我知道他破产了，他不名一文。他需要40万法郎，是皮聂尔给他的。但是之后又对他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压榨，他压迫他，强迫他，这已经是摄制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了。他身无分文地拍了《筋疲力尽》。尽管毫无担保，皮聂尔还是向他提供了40万法郎。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拍摄进行到一半，他们已经和贝尔蒙多和茜宝拍了首乡街。那天他对我说：“行了，我有支票了。”为了能开始，他东借西凑。
尚塔尔·德·博勒加尔收集的采访，
《乔治·德·博勒加尔》，第89页
这些杂技似的融资状况不是对影片的拍摄毫无影响。制片人、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而且因戈达尔不守规矩的拍摄方法而加剧。影片拍摄得非常快，从8月17日到9月19日，有效拍摄时间为21天，而且中断的时间也非常多，以至于制片人在9月3日寄了一封信去威胁摄制组。
拍摄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没有制片人的授权不能停止。在影片《筋疲力尽》中，制片人给予导演和技术人员以信任，但是他发现如今这个信任已经被误用了。因为在15天的拍摄时间里，工作计划没有完成，而且在八个半天的工作中有时只工作两小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最后一次要求导演和工作人员诚实工作，就像是在一个正常的摄制组里一样。不要把今天能做的事情拖到明天。
乔治·德·博勒加尔，文图拉—维尔塔的引用，同上
当时的票房宠儿弗朗索瓦·特吕弗和克劳德·夏布洛尔提供的担保对于制片人、发行商和国家电影中心来说都是决定性的。这早在影片拍摄之前、1959年戛纳电影节开幕之初就已经到位了。1959年5月9日，特吕弗和克劳德·夏布洛尔共同致信给乔治·德·博勒加尔制片公司：
具名人，弗朗索瓦·特吕弗，同意在《筋疲力尽》剧本上署名，条件是改编和导演由让—吕克·戈达尔署名。
具名人，克劳德·夏布洛尔，同意担当影片《筋疲力尽》的技术和艺术顾问，条件是把导演工作交给让—吕克·戈达尔。
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所有制片文件上，尤其是哥伦比亚公司和乔治·德·博勒加尔制片公司关于聘用珍·茜宝的合同上。它们当然也会出现在影片的海报上。海报第一版把戈达尔（Godard）拼成了以“t”结尾（Godart！）。
一位美国女明星
年轻的美国女星珍·茜宝在交换价值方面提供了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保证。她还会通过她的表演和在银幕上的呈现，丰富“美国小妞”这个人物。
珍·茜宝是艾奥瓦州小城马歇尔敦的一名药剂师的女儿。她生于1938年11月13日，她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同时也参加一些学校的演出。奥托·普雷明格在一次试镜时发掘了她，并让她在《圣女贞德》中饰演贞德的角色。这个版本是原籍维也纳的导演根据萧伯纳的戏剧于1956年拍摄的。
接下去一年，也就是1957年，在法国，普雷明格给了珍·茜宝在《你好，忧愁》中饰演大卫·尼文的女儿塞西尔这个角色。这部影片改编自弗朗索瓦丝·萨冈的同名小说。在那里她与美国影星黛博拉·蔻儿演对手戏。
这两部奥托·普雷明格的重要影片都是商业败笔，但是珍·茜宝却从密集的国际宣传攻势中受益良多。她提供了一个现代的外貌，和当时的主流形象（玛丽莲·梦露、简·曼斯菲尔德）决然不同。当时珍·茜宝和奥托·普雷明格靠合约相互联系在一起，维持着一种紧张的、神经质的关系。她在美国嫁给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律师弗朗索瓦·莫勒伊，他以后也会成为导演，他还是《电影手册》团队一些成员的朋友。莫勒伊是一家大型国际法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据他向格扎维埃·维尔塔的陈述，是他把普雷明格和珍·茜宝之间的合同转到哥伦比亚公司的。美国公司因为弗朗索瓦·特吕弗和克劳德·夏布洛尔所提供的担保和勒内·皮聂尔的保证，以合理的1.5万美金的价目答应让珍·茜宝出演帕特里夏这个角色。这笔钱占影片总预算的六分之一。作为交换，珍·茜宝为乔治·德·博勒加尔制片公司提供了出人意料的广告效应，为它打开了国际市场。在大卫·理查兹写的《珍·茜宝的一生》（1982）中，他把这个数目认定为1.2万美金，还强调了让—吕克·戈达尔所扮演的角色。他认为戈达尔可能给哥伦比亚公司发过一份长达12页的电报。为了使后者同意让珍·茜宝参与演出，他甚至愿意提供影片一半的国际票房收益。（《珍·茜宝的一生》，75-77页）
这是戈达尔第一次利用“明星制”规则和促销逻辑。当他聘用碧姬·芭铎、埃迪·康斯坦丁、尚塔尔·戈雅、米蕾叶·达尔克、让·雅南、简·方达、伊夫·蒙当、纳塔莉·贝伊、雅克·迪特隆、约翰尼·哈里戴、阿兰·德龙和热拉尔·德帕迪约时，他仍然会记得这一套。他还曾经有段时间想和马龙·白兰度合作。哥伦比亚公司和乔治·德·博勒加尔之间的合同是由6月8日的一封电报确定的，最终签署是在12日。戈达尔7月5日写信给珍·茜宝：
我刚完成了我们电影的剧本……我先不寄给你，因为我要去蓝色海岸和特吕弗一起工作几天……
一封私人收藏的信件的片断，这封信出自罗曼·加里的遗产
珍·茜宝7月16日到达巴黎。她才21岁。《筋疲力尽》只是她的第三部长片，但是她刚经历了好莱坞繁重的拍摄，在那里，由好几个助理、化妆师、服装造型师和替身等组成的一支庞大的团队更加强了这样一种节奏。
当看到戈达尔的精简团队时，她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她更是被戈达尔的拍摄方法搞得不知所措。
传说在整整两小时的目瞪口呆之后，戈达尔合上他的笔记本说：“今天就到这里，我没什么想法了。”
根据弗朗索瓦·莫勒伊在文图拉—维尔塔的纪录片里的证词，珍·茜宝还一度想要离开剧组，她认为这个电影不是太正规，充斥着业余气。
茜宝被弄得崩溃了，她后悔拍这部电影。
让—吕克·戈达尔，1959年8月初致皮埃尔·布朗贝热的信
然而影片的拍摄还是在第一副导演皮埃尔·里西安制定的严格的拍摄计划下进行了。尽管影片的剧本比后来的传闻所声称的细致不少，但还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导演在拍摄当天早上还在修改对白的细节，演员在拍摄当时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有些日子他会决定什么也不拍，或者拍摄两三小时之后就结束；其他的日子，他又会动员演员和精简的技术团队连续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他反对给女演员化妆，更不必说使用“光替”（doublure lumière）了，尽管这在合同里是明确要求的。额外的照明是被禁止的。女明星必须穿着从平价店里买来的简朴的连衣裙，和那件著名的、印着《纽约先驱论坛报》字样的广告T恤。
戈达尔指导演员的身体，使它成为好莱坞式训练的反面。这种冲突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物，而她对导演方法的不理解使她在面对求爱者时显得更加不安：“什么是‘dingue’（发痴）？”“什么是‘dégueulasse’（令人讨厌的）？”
珍·茜宝的角色与她之前饰演的两个角色遥相呼应。这是真正的肉身引用（citation incarné），她直接进入到影片的互文性（l'intertexualité，见下文）之中。
法国电影的希望之星
尽管让—保罗·贝尔蒙多也像珍·茜宝一样认为自己参加了一部业余者的电影，但他是最早几个显露出和导演意气相投的主角之一。
在1959年，他才26岁。他是一位著名雕塑家的儿子，在帕斯卡尔中学上的学，在选择戏剧艺术学院之前犹豫了一阵；起先他被农艺、拳击和足球所吸引；但是从1953年到1956年这三年在戏剧学院的学习确定了他的志向。他想和年轻的同学安妮·吉拉尔多和居伊·贝多创立一家小公司。他闯荡了郊区和外省的几家剧院，得到几个剧中的小配角。他最早的电影经验属于传统的舞台纪录片（théatre filmé）范畴，如诺贝尔·提尔典1955年的25分钟短片《莫里哀》，这部短片通过作品回顾了莫里哀的一生；影片还参加了1956年的威尼斯电影节。
对于贝尔蒙多的演员生涯来说，1956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他参加了一个亨利·艾斯纳的边缘制作《周日好朋友》。这部由法国总工会以合作形式投资的影片描述了一群青年工人－狂热航空迷的“周日好朋友”活动。贝尔蒙多是主演，但是影片没有做商业发行。这部短片是传统戏剧形式的极佳见证，对比亨利·艾斯纳和米歇尔·普瓦加尔呈现的角色，我们可以轻松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演方式。
接着他还在几部艺术抱负参差不齐的长片中出演小角色，从达里·考尔主演、莫里斯·德尔贝导演的《走路，骑马和坐人造卫星》到两部马克·阿勒格莱的影片《卿本佳人》（1967）和《相约星期日》（1958）。马塞尔·卡尔内和马克·阿勒格莱一样，也是年轻才俊的发现者，但他在要给贝尔蒙多角色的时候迟疑了，最终将这个角色给了劳伦特·特兹弗。在《弄虚作假的人》（1958）里贝尔蒙多只演了配角。戈达尔在《卿本佳人》里发现了他，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安娜·柯莱特也参演了这部影片。戈达尔因此选了贝尔蒙多来演他在1959年初导演的短片《夏洛特和她的情人》里朱尔的角色，这是在《筋疲力尽》开拍前几个月。另外，让—保罗·贝尔蒙多还和克劳德·夏布洛尔有过交集，他在《二重奏》里饰演一个叫拉斯洛·科瓦奇的小角色，这个名字在《筋疲力尽》里被戈达尔引用。
除了明显在银幕上非常耀眼的茜宝和贝尔蒙多，让—吕克·戈达尔还使用了大量小角色，其中大部分是业余的。他们被很好地嵌入影片的戏剧体系里，以反讽和间离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角色。因此小说家、编剧丹尼尔·布朗热扮演的警探维塔尔显得比较软弱；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是戈达尔敬重的朋友，他饰演一位很受媒体关注的小说家，他既专断又自负，既爱慕虚荣又大男子主义。戈达尔赋予他一个他在拉丁区电影俱乐部里的朋友的名字——让·帕尔维拉斯科，此人因极右言论出名（如爱莲娜·里奥奇耶在她发表在《1895》期刊上的文章《帕尔维拉斯科所说的新浪潮》中所提到那样）。新闻专员理查·巴尔杜奇饰演了同伙托尔马乔夫；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女朋友莉莉安·大卫饰演普瓦加尔的几个老情人中的一个。出演过尤奈斯库戏剧和莫里斯·克劳许的电影的戏剧演员亨利—雅克·于埃饰演神秘的安东尼奥·贝卢蒂，尽管出镜时间很短，但却相当可信。演员罗歇·阿南为了一句历史性的台词临时替换了编剧保尔·热高夫：“你穿丝袜的同时穿着粗呢外套？可以，但不要是粗呢的！”
只有范·杜德和克劳德·芒萨尔才提供了比较接近1950年代法国电影原型的表演；一位饰演了能说多种外语的记者，另一位饰演赃车店老板。
影片里还有《电影手册》编辑部的朋友们若隐若现的身影：让·多马尔希、让·杜歇、安德烈·S.拉巴特、雅克·西克利耶、“麦克马洪派”的米歇尔·穆莱，以及珍·茜宝的丈夫弗朗索瓦·莫勒伊饰演《巴黎竞赛画报》的摄影师。我们将在关于影片中的影迷文化和电影史的章节里再来谈这些人物出镜的功能。
影片的技术团队
这个团队有两个来源。首先它来自乔治·德·博勒加尔的脉络，这位需要保障的制片人要求这样做。这些人都为他之前的影片《冰岛渔夫》工作过。首先是摄影师拉乌尔·库塔尔，然而戈达尔更倾向于使用的是他之前的摄影师米歇尔·拉图什。化妆师是蓬·麦特雷，场记员是苏珊娜·费伊。
另一个脉络是导演和《电影手册》这边的：塞西尔·德屈吉是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顽皮鬼》和《四百击》的剪辑师。戈达尔聘用麦克马洪派影迷皮埃尔·里西安做第一助理导演。
最后还有刚从梅尔维尔的世界里出来的钢琴高手、爵士作曲家马夏尔·索拉尔，因为他刚和克里斯蒂安·舍瓦利耶一起做了梅尔维尔的《曼哈顿二人行》的原声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