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用火
“北京人”的发现，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世纪大发现。
1929年，时年25岁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起了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中，他惊喜地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下震惊了全世界。要知道，在当时，全世界所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骨，只有“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
1936年，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发掘达到了高潮。中国另一位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的发掘活动，接连发现3个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为之震惊和激动。
从地下发掘出的石器及动物化石可以推知，“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当时的周口店一带草木繁盛，有着大量的湖泊和沼泽。在湖泊和草原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和植物。我们的“北京人”经常靠捕猎水牛、羚羊等动物为生，偶尔也能捕猎到剑齿虎和其他大型动物。除此之外，许多植物的根茎及果子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
如果将“北京人”的遗骨加以复原，他们的相貌大致是这样的：前额平低，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屋檐一样遮盖着眼睛。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容量平均为1000多毫升。他们的肢骨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了，在使用上臂时几乎和现代人一样运用自如。他们的下肢虽然还有些屈膝，但已经能直立行走了，甚至可以快速地奔跑。
那么，“北京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尤其要紧的是，他们能不能使用火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采集“北京人”用火遗迹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厚达几十厘米到几米的灰烬层，看到了烧过的朴树子、木炭、烧石、被烤的石器，看到了烧过的鹿角及其他各种动物骨骼。朴树子被烧后呈灰白色；烧石和被烤的石器上布满龟裂纹和斑驳的痕迹；烧过的鹿角有裂纹；烧骨数量最多，除与烧过的鹿角一样有多种色泽外，还有发出蓝色和蓝绿色的。通过这些，我们大致作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北京人”估计还没有能力摩擦生火，但他们懂得引进自然火种。引进自然火种所用的燃料有：大量的草本植物，此外还使用树枝作柴，带有油脂的兽骨也常用来作为燃料。
第二，“北京人”不仅懂得引进自然火，还懂得控制火、保存火。“北京人”居处的灰烬不断增加，在第四层灰烬厚度达到4米，这已经足以说明他们能够控制和保存火了。
第三，“北京人”使用火的一大成果是熟食。大量朴树子的发现，本身就证明他们在烤食植物种子。被烤黑了的各种动物骨骼更是证明他们将肉食品也烤熟了才吃的。当然，火除用以熟食外，还可用以御寒、照明，洞口点上火，还可用以防御野兽侵袭。
“北京人”用火的被证实，一下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
可是，在种种证据前，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有人从洞穴的一个角落里采集到少量样品，说明这仅仅是自然火，不是保管和使用的火。
为了证实北京猿人的确会使用火，从2001年10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沈承德等人另辟蹊径，利用地球化学方法——元素碳进行使用火的研究。火燃烧后都会留下某些“蛛丝马迹”，除了常见的碳屑外，还有碳丝、微晶石墨和炭黑等，这些都属于游离碳，肉眼一般看不见，通常被人统称为“元素碳”，元素碳极易和其他颗粒物相互吸附在一起。沈承德认为，“元素碳可以作为一种示踪剂，来显示北京猿人究竟是否用过火”。
研究的结果显示：所鉴定的大部分土样和动物骨头的碳含量都比较高，比天然火燃烧要高出一到数个数量级。沈承德长期在瑞士进行古人类学术研究，看到实验显示后说：“这么高的浓度，只可能是就地产生，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用火后留下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对这一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周口店猿人地点用火遗迹的研究，元素碳可能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
恩格斯认为，人类学会使用火，是比蒸汽机的发明更伟大的事件。这样看来，“北京人”仅此一项，其对人类的贡献就非同一般了。
我国农业起源
关于农业的发明权问题，是古来人们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亦称厉山氏）发明了农业，还有人说是炎帝之子名“柱”的那个人发明了农业，周人则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从而发明了农业。讲法虽然很不相同，但都承认中国人民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
在诸多神话传说中，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故事最有意思，也最能让人信服。
关于神农氏的传说故事很多。清马骕《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云：“炎帝（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汉唐地理书钞》辑《盛弘之荆州记》：“神农生于随县北界厉乡村，内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皆动。”
神农为了发明农业，吃尽了千辛万苦。《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云：“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述异记》卷下谓：“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世本》云：“神农人身牛首。”
应该说，史籍提供的关于神农氏发明农业的种种资料是十分珍贵的，神话故事中的一些说法和一些情节，又刚好与考古发掘相契合。
第一，寻找种植植物的种子。
神话故事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天雨粟”说，上帝从天下起粟雨来，神农“遂耕而种之”，于是以粟为种植的主粮。二是“丹雀衔九穗禾”说，此丹雀看来是一只神雀，它衔来了良种“九穗禾”，于是，“帝乃拾之，以植于地”。三是“尝百草”说，在神农发明种植前，所有植物都属于“百草”之范畴，神农通过“尝百草”，选出了良种，“耕而种之”。
三种说法中，以前两种为虚妄，多神话色彩，与实际难符，而第三种说法是实事求是，也是与历史事实相符的。在没有发明农业之前，什么可食，什么不可食，什么可种，什么不可种，不太清楚，要研究，要尝味，要选择，看来，人类最后选定的一些农作物，是长期实验的结果。
黄土地区土壤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中原地区的原始人看到大量野生狗尾草的祖本，将其采集、选择，一步步培育成自己的主粮粟子。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半坡的出土物中就有大量的粟子，显然是刚从野生狗尾草驯化过来的。
南方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南部的神农氏们就采集当时也许遍野都是的野生水稻祖本，进行驯化培植，使之成为南方人的主食。湖南澧县梦溪乡八十当远古文化遗址发现的两粒半古稻，属于1.4万年前的物品，这正是处于野生水稻祖本和现代水稻之间的正在驯化的水稻。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明智而有生命力的。
第二，“耕而种之”。
种植植物意味着对植物进行管理、看护、培育。关于神农氏的传说中，说神农有田一顷二十亩，内穿凿井九口，用以灌溉和护理。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看护和管理手段，只是没有写出来罢了。
原始人对驯化中的植物的看护，可以参照一些少数民族的方法。鸟兽的侵害是原始农业的大敌。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用篱笆把植物区围起来，或派人看守。广西十万大山地区的瑶族农民在地上插一根竹竿，上头挂有穿孔的竹筒，微风吹来，呱呱作响，禽兽听而生畏，就不敢前来吃庄稼了。这些方法原始人应该都用过。至于凿井灌田，更是重要的植物驯化护理的方法。
第三，农业工具的发明和改进。
神农“作陶冶斧斤”。陶冶，指陶器，制陶技术，它是与农业、定居同步的。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制器工场和陶器。
至于“斧斤”，那应该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农业工具。《诗·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析薪，可以指把荒野中的树木砍伐掉，也可以指把树木分解开来作柴使用，都离不开斧。而这斧，正是神农氏发明的。
这一点已在原始人居住的遗址中得到了证明。在当时条件下，离开了斧要砍伐树木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裴李岗和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许多的石斧，一般都取材于砾石，比较厚重，呈梯形和长方形，两面磨刃。除少数直接操作外，多数装有木柄。普列汉诺夫认为：“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得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我国的先民到仰韶文化期已经攻克了这一“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这在世界上无疑是先进的。
神农“为耒耜锄耨”。除对驯化植物进行护理外，土地的耕作是最为重要的，于是神农氏在实践中发明了“耒耜锄耨”，使土地能为植物提供更多的养料和生长条件。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密县峨沟北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都距今八九千年，当时耜耕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火耕时期，盛行用一种尖棒播种，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发明了耒耜。耒有单齿和双齿之分，耜与耒相似，只是耜冠是板状的。在浙江余姚河姆波还发现过木铲，发现了大量骨耜，石耜就更多了。耒耜的发明和改进，大大提高了农业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岗和磁山等遗址已经出土了精致的石镰，呈拱背长条状，通体都磨光，刀刃部有细小的锯齿，柄部较宽，且往上翘，下部有供拴绳用的缺口，说明石镰安有木柄。这一发现说明镰刀使用的历史十分古老。还有一些地方发现有蚌刀作随葬品的，可见镰刀不只有石制的，还有蚌制的。
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无论是神话传说，文字典章，还是地下发掘，都证明我国早在八九千年前就进入了农业社会，至于作为农业发明者的神农氏，恐怕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稻谷起源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稻米有两种基本亚种，一种是籼稻，被称为印度稻；另一种是粳稻，被称为日本稻。另有一种非洲稻，那是籼、粳齐全的。一提到水稻，人们就会想到这三地是其发源地。
是这样吗？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最雄辩的，多多少少的地下发掘资料证明了，水稻发源于中国，至少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之一。
较早时，人们认为华南地区是我国稻谷的发祥地。在广东省曲江县著名的石峡遗址中，发现了为数相当可观的稻作农业遗存。石峡下文化层中有些火烧过的草拌泥（墙壁涂料）中，或灶坑边烧过的硬土块中，都有许多稻壳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还发现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中随葬品中有稻谷或稻米，发现时已与泥土凝结在一起成为团块。根据鉴定，这些稻谷和稻米均属于栽培稻，包括籼稻和粳稻两种亚种，而两种中又以籼稻为主。鉴于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且大小不一，反映当时品种不纯，种植技术也还比较原始。
据此，相当一段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岭南的两广地区是水稻发源地，长江流域的水稻品种和水稻种植技术是从岭南传播过去的。
华南大部分地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料十分丰富。当时野生的稻类植物可能到处都有，人们完全可能通过采集走向种植，事实上也已经走向种植。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在那里，其他可口的食物，包括水果，漫山遍野都是，华南人为什么偏偏会偏爱于水稻？要知道，培植水稻比起采撷果品和种植果树来，要困难得多。就是说，作为远古时代的华南人来说，没有迫切必要发展稻作农业。偶尔或少量种植一些，是可能的。石峡遗址的先民就可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试着种植的。
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但这种揣测被后来大量的长江流域的地下发掘证实了。
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使人惊讶，在其第四层4000余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稻谷、稻壳、稻草的堆积，最厚处有1米以上，经过换算，稻谷总量高达120吨以上。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籼亚型种中晚稻型水稻。这证明，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已经学会了大量种植水稻。
后又在长江流域发现了新石器中期的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华。
古蜀文明消亡
三星堆遗址是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在着三种面貌不同而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距今5000年；第二期为距今3700年上下，约相当于夏商之际；第三期距今为32OO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三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大量玉质的璧、圭、璋、琮，这些都是祭祀用的礼器，还有作为牺牲用的动物骨渣和象牙。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应为辟巫模拟像的青铜人像。其中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铜像面部表情肃穆，端庄威严，极具王者风范，而龙袍上两条飞龙，虽经数千年仍栩栩如生。三星堆还出土了不少青铜面具，最大的纵目面具宽1.38米，高0.65米，眼睛呈柱状突出16.5厘米，耳朵张开为扇状，似为“千里眼、顺风耳”。另外还出土了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树高384厘米，分为三层，每层有三条枝，每枝站一鸟，鸟下踩火轮，与传说中的扶桑树完全相合。鸟为金鸟，火轮即太阳。其造型之奇特，结构之复杂，装饰之华丽，内涵之丰富，在先秦植物造型中首屈一指。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一些金器。金器的含金量达85%以上，其余含量为银，杂质含量仅为0.3%，显示了十分高超的冶金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纯金权杖，长142厘米，上刻有三组以鱼、鸟、人为内容的细致纹饰，这可能是古蜀国国王的权杖。
这些都昭示了：在中原文明和荆楚文明发祥的同时，早在大约5000年前，在西蜀地区，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到商帝国时代，西蜀也不是什么“蛮夷、落后之地”，它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完全可以与商代青铜文明相比美，二者只在伯仲之间。
然而，这一切又留给人们诸多的谜。
谜之一：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几种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谜之二：“巴蜀图语”代表什么？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被人称为“巴蜀图语”，它代表着什么呢？专家们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原始文字，有的认为是族徽，有的干脆认为是图画，还有人认为是某种宗教符号。三星堆人宗教观念十分鲜明而强烈，现今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以至于铜器，都与宗教活动有一定联系。据此，不少专家以为是宗教符号或族徽。
谜之三：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也就是说这种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呢？
一种看法是：三星堆文化受其他地域文化的一定影响，但从主体而言，它是卓然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三星堆一期文化是这里最古老的文化，从成都平原出土的玉器为证，它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某些文化的影响。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它代表了长江流域文明的最高成就。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它比黄河文明还早，这一发现，再一次证明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三星堆文化与黄河文明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是黄河文明的一种传承。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看了出土玉、石、陶各类器物的照片后称：“这些器物证明了：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一些专家认为，中原文化与西蜀文化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我们不能低估商人的能力和商域的规模，通过商业交往，中原文化完全可以渗入西蜀地区。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从三星堆两座器物坑若干青铜器的考察出发，主张：“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传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依此说，商的势力和商的文化的影响已达成都平原。
一种比较公允的看法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还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结论是：这一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
谜之四：三星堆古蜀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怎样？关键在于：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绝大部分专家认为，说古蜀国附属于中原王朝，现在还缺乏文字资料和考古学资料的佐证，从大量出土文物的个性特征看，它极有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并已建立起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意识十分浓烈，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三者的兼而有之。
谜之五：古蜀文明和古蜀国为何突然消灭？
从发掘情况看，古蜀文明至少存在和发展了二三千年，而且文明程度在同期的中国和世界上都应属于前列的。但是，后来又为什么销声匿迹了呢？不少学者提出了荒灾说、战争说、瘟疫说或自动迁徙说等说法，但都略嫌证据不多和不足。
根据土色土质分析，这里的地层可划分为16层：1～6层分别为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8～16层分别是从商末周初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间第7层是一个厚20～50厘米的富含水分的淤泥层。这一淤泥层中出土有贝壳、水生物化石等，这就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想：一场洪水一夜之间使古蜀文明突然消亡。
人类驯养家畜
神话中的伏羲是充分神化了的。他的形象就很特殊，有的说他“龙身而人头，鼓其腹”，是雷神的化身。有的说他是雷神之子，“蛇身人首，有圣德”。据说，他是人间很多物事的肇始者，尤其是“取牺牲以充庖厨”，说明他是人工饲养动物的始祖。
这位人工饲养动物的始祖是何许样人？一直是个谜。有些画家把他画成骑在虎背上降伏猛虎的英雄，看来那只是种想象。实际上，伏羲“伏”的并不是猛虎之类的巨兽，而是猪、鸡之类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的家畜。
人类之“伏羲”起于何时，成于何地？远古时代的考古发现作了绝妙的回答。
伏羲必是新石器时代人的代称，那是毫无异议的。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处于“迁徙往来无常处”的状态中，就不可能豢养任何家畜，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生产的发展使建立定居的村落有了可能，磨光石器的使用，陶器的发明，使远古人类的狩猎能力有了不小的提高，狩猎所得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有所盈余，于是把这些暂时不吃的捕得的动物豢养在住宅里或住宅旁特定的地方，久而久之，便有了驯育家畜的习惯。人类驯育家畜大概已有了六七千年到一万年的时间。
在诸多动物中，首先驯化的是猪。家猪的前身是野猪。野猪烈性甚强，生长于森林之中，出入于草原之上。野猪是杂食性哺乳动物，体肥而腿短，大嘴前长有两根大獠牙，极具冲击力和杀伤力，对人也很有威胁力。但是，猪在各类动物中有它的优势：其一，体态肥胖，肉量大，捕杀一头可供应相当多的肉量，这在原始社会时期是极重要的；其二，猪是杂食性哺乳动物，营养价值高，这一点原始人在吃猪肉过程中一定是体会到了的；其三，猪繁殖快，一次可繁殖十数头，这对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正是这些利益上的原因，人类冒着野猪野性发作上的危险培育起家性猪来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野猪和家猪无大分别，只是家猪的獠牙不若野猪发达。”獠牙退化的过程，就是猪驯化成功的过程。
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山东滕县北辛遗址中，发现有很多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坑，在这些坑中不只一次地发现了成堆的猪头骨。在一个深约1.2米、底部凸凹不平的坑中，接近坑底处集中堆放着6个猪下颌骨，其上还用石板覆盖了起来，可见是十分珍视的。在磁山遗址，在裴李岗遗址，都发现了家养猪的踪迹。
北方的伏羲们注重于养猪，南方呢？南方的伏羲同样十分重视养猪。在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了猪的骨骼化石。在遗址中，我们还发现了形态毕肖的陶塑小猪呢，这进一步证明了猪与人们生活的紧密关系。
除猪之外，狗是较早被驯化的动物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狗是最早的家养动物，至少在一万年以前就成了人类的伙伴。”
从生物学上讲，狗的近期祖先是狼。但是，早在人驯化狗之前，家狗的前身野狗早已从狼中分化出来，野狗是狼中最温顺的一支。人为什么最早选择狗来驯化呢？其一，狗比其它动物易于驯化。如果猎得小狗，在6～8周之内它的行为和生理尚未充分发育，这时极适宜于驯养和建立感情，这在其它动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其二，狗有丰富的感情——亲热、友好、高兴、兴奋、悲伤、痛苦、愤怒、恐惧，都能较好地表达出来，因此狗最能讨人欢喜。其三，狗能干，它的能干程度也是其它动物难以企及的。狗可以打猎、可以看守、可以警戒、可以牧羊、可以玩赏、可以表演、可以导向，还可以拉橇耕田，人与狗结成伙伴，这一点看来是做对了。
在磁山遗址中，有许多狗骨化石。当时，狗除了可以用来助猎外，也供人们食用。那些相当破碎的狗骨，看来正是人们食用狗肉以后又将狗骨敲碎，吸食其中的骨髓的明证。
除猪、狗外，人们早期驯养的还有鸡。
在原始社会时期，在浓密的森林里，在开阔的草地上，以至于在灌木丛中，栖息着野生的鸡形目动物。它们在夜间利用自己短而圆的翅膀飞上树头去休息，白天则在地面上取食、交配。鸡的驯养一方面来自对鲜美的鸡肉的向往，同时又因为大而营养丰富的鸡蛋也是一种可口的食品。人们养家鸡，最后倾向于把鸡类作为卵用鸡，人们对蛋的兴趣会比鸡还大。
在磁山遗址发现了明显已经脱离原鸡状态的鸡的标本，其双翅和双脚的进一步退化也十分明显。这是我国最早饲养家鸡的明证。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也证明人类驯养家鸡已有了8000多年的历史了。
看来伏羲氏真正是一个群体。南方的伏羲氏和北方的伏羲氏们一种动物一种动物地驯化着，经过千百年的驯化，人类驯养的动物越来越多，人类庖厨中的美味也越来越丰富了。
陶器发明
当我们来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遗址时，我们着到的是陶器，陶器，还是陶器。历史把我们带回到了公元前六七千年的那个时代——一个真正有所发明的时代。把平平常常的泥土，经过人为的加工，使之成陶制品，成为原始人的生活必需品，它的意义怎么理解也不为过。
问题在于：我们的原始人怎么想到制作陶器的呢？也就是说，中华大地上第一只陶罐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记得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过：
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就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恩格斯的这段话一直为人们所引述。其实，恩格斯是在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其他一些著作后得出的结论。他的意思是在说：人们最初使用的是用植物的藤蔓编织和将树木挖空后制作的容器，这种容器的最大缺陷就是渗水性。对怎么防止渗水，人们一度一筹莫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把容器的外层涂上了一层粘土，粘土干后，把容器拿掉，也能起到盛物和防止渗水的作用了。正如英国的文化学家柴尔德说的：“可能是因为一只涂有粘土的篮子，偶然经过火烧，就成了不透水的。”
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它讲的是一种偶然。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反映，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承认偶然性的同时，还要学会捕捉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近些年来，人们对陶器出现的必然性作了认真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林少雄在《人文晨曦》一书中指出：“对于史前人类来说，对陶器器形的发明和和制作工艺，也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困难的。因为要做出第一只陶器，必须要有以下观念上的突破：首先要有需要保存和盛放物品的意识，因为人类最初的物质创造，莫不与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密切相关；其次要有一定的空间意识，即自己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既要有一定的封闭性，可以盛物而又不遗漏，又要有一定的开放性，即可以放入或取出物品；此外，这个空间必须是圆形的（至少是准圆形的），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考古发掘，还从来没有发现一件除了圆形之外的其他形状的陶器。而所有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一定要经过长期的思索和摸索。”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一只陶器是人们长期思索和摸索的产儿。
在陶器的制作上，大致有那么几种：一是捏制法。就是用手把泥团捏制成一定的器物形状，然后制作成一定的器皿。这种制作方法比较粗糙，不规则。二是贴筑法。将粘湿的泥团捏成片，再一片片地贴在某一物件上，烘干后就成了一件陶制品。三是盘筑法。将泥料搓成条，从下往上盘绕成形，然后拍打、压抹完成。这三种中最常用的是第三种。
陶器对于人类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有些专家把陶器盛行的时代称为“陶器时代”，那也是不无道理的。
嵩山古文化
中国的远古文明是多姿和多彩的。有学者把龙山时代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历史状况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然而，这“满天星斗”最后奇迹般地汇集到了中岳嵩山周围的所谓“中国”之地。
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走向嵩山呢？关键在于：这里有着优越适中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土肥水美的生态环境，四方辐辏的文明轴心。而数千年文化的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底蕴。
从考古资料看，嵩山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活动的理想地区。洛阳凯旋路旧石器文化遗址，三门峡旧石器文化遗址，说明早在数十万年前就有嵩山人在这里生存、劳作、繁衍。
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嵩山地区有着极为丰富的考古发掘。那时的嵩山人已经生活在精心构筑的村落里，过着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定居生活，并饲养家畜，进行渔猎。使用非常精致（相对而言）的石磨盘、磨棒加工粮食，能够制造多种多样的陶器、石器、骨器。墓葬中随葬刻符龟甲和骨笛，表明当时的嵩山人已经有较高精神生活水平。
新石器时代中期，嵩山地区人类聚落更加密集，经济文化更加发达。人们开始用厚而高的夯土墙护卫自己的聚落，居住在地面起建的多间一体的房屋中，使用着绚丽多彩的陶器，陶器上用黑、红、棕等染料描绘着太阳纹、月亮纹、花卉纹、几何纹。石器多经过精细的磨制，种植粟、稻等农作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嵩山地区社会发展又有了新的成就。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铜块、残铜器、熔铜坩埚，表明人们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开始迈向金属时代。那时已发明了水井，城堡增多，在登封王城登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个夯土城墙，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城内有用人作牺牲的夯土建筑。新密古城寨城址，夯土城墙尚保留在现今的地面之上，城址面积将近1.8万平方米。平粮台古城约3.4万平方米，城门旁有用土坯砌筑的门房，城门路土下埋有排水陶管，城内有建筑在夯土台基上的土坯排房，城内还发现了铜渣块。在新砦文化遗址，发现了颇具“王气”的陶礼器，有了青铜礼器和工具。
嵩山地区连绵不继的古文化长链，把一个地区古代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发展轨迹，勾勒得脉络清楚、历历在目。这对其他地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而持续的向心力，使各地的“无数英雄竞折腰”。
大汶口文化据泰山，临大海，兼大陆与海洋文化之优势，纵横驰骋，北越渤海登陆辽东半岛，南走黄海直下江南杭州湾。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它就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大举西进，实现了临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大交融，为中原大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就在大汶口文化大举西进之时，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的屈家岭文化也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向着原本属于仰韶文化的南阳盆地一带推进。据有南阳后，继续北上，其影响直达嵩山南北。屈家岭文化据长江腹地，扼南北通衢，是当时稻作文化的主要代表。它越过淮水上游，直指黄河中游，把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体系进行了沟通，有力地推动了中原文化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鹏先生在《华夏文明之根》一文中说：“三种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文化在嵩山地区的聚汇与融合，亦即来自海岱地区、江汉平原、中原腹地三个人群集团的聚汇与融合，对于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强劲的激化和推动作用。”
这当然是就主体而言的，其实，嵩山地区还吸收和融入了若干周边地区的其他文化因素，如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西北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还有一些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文化因子。
可以这样说，在中华大地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嵩山地区那样，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那样，能广泛而大量地吸纳来自各地的文化精华。这既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作为世居嵩山的先民来说，又必须有一种广为吸纳的宽广胸怀。四面八方的文化潮流，蜂拥而至，是抵拒还是吸纳，这本身反映了一方居民的气度和胸襟。嵩山先民以其特别开阔的胸襟和特别浩大的气度，吸纳了四方文化，并将这些文化投入到嵩山这一文明炼炉之中，经过汇聚、碰撞、交融、升华，逐步形成了华夏文明。
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无穷尽地感谢嵩山地区的先民们。
原始城市
谈到城市的起源，一些专家认为不能不谈及原始社会氏族制的村落。那时的村落，相当于一个氏族或氏族联盟的聚居地，为了安全，为了自卫，必须要有防御措施。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说：“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氏族村落的周围已开始用濠沟作为防御措施，村落已有合理的布局。”这种“防御措施”，后来就一步步地发展成为城市。
这样看来，城市从乡村走来。
可以看一看西安半坡遗址，遗址略呈椭圆形，居民点南靠河流，北边有弧形的壕沟环绕。河流和人工开凿的壕沟把整个村落包裹得严严实实，人们可以利用这些防御设施放心地制造陶器，在窖穴中存放粮食和舒心地生活。在河流和壕沟之间，朝东和朝西北，有两个缺口，可以作为村民进出的通道，相当于日后的城门。
临潼姜寨遗址的状况也如此。氏族村落西南靠河流，北、东、南三面被人工壕沟环绕。壕沟正东有缺口，西北沿河也有缺口，是人为留有的通道，作为村落的门户。西部临河边为制陶区，壕沟以东有氏族墓地。村落中心为广场，是氏族集体成员集会、娱乐的场所。周围分为几个部分，每部分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小住宅，门口都向着中心广场。
在这里，就孕育着未来的城市。杨宽先生认为：“这种以大屋子或广场为中心的居民点布局，面向东方的向阳通道，南边靠河流和北边挖壕沟的防御措施，同时又以河流作为水源，并在周围分设制陶区、窖穴以及氏族墓地的办法，都是为了适应氏族集体生活的安全的需要。这种有计划的布局，就是后来城市的萌芽。”
在村落的格局中有着“后来城市的萌芽”，并不等于说所有的原始村落后来都发育为城市。事实证明，原始村落的发展是两极化的，一极是由原始村落发展成为未来的乡村，另一极是由原始村落发育成为未来的城市，二者相比，发展为未来城市一极要小得多。
只有在条件极为优越的某些地方，“城市的萌芽”才能发育成为真实的城市。
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史前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吧！城由夯土城墙、护城河、城门和城内夯土台基几部分组成。城垣的平面为圆形，外圆直径为325米，内圆直径为310米，墙周长约一千米，城内面积为7.6万平方米。城外的护城河，东南北三面都是利用自然河道，西面为人工河道。现存护城河最宽处达35米，深约4米。在城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开一城门，基本上是对称的，在城内的最高点，也是城址中央部位，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成片的夯土台基，为房屋建筑的遗存，可见当时住在城内的人还不少呢！城内还发现有道路、制陶区，城内北部有公共墓地。在长达千年的变故中，城墙几经兴废，几度修建的痕迹十分清楚。
属于龙山时代的城堡有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内蒙古包头河善、凉城老虎山，湖北石首走马岭，河南安阳后岗等，其中最完整最具典型意义的要数淮阳平粮台的城堡遗址了。
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城市，每边长185米，城内面积为3万4千平方米，如果包括城墙部分，总面积为5万平方米上下。但这所城市十分坚固，墙体很厚，墙基处宽约13米，残高3米多，顶部宽8～10米，如果加以复原，所需土方大约不小于4万立方米，工程十分浩大。
全城坐北朝南，方向为磁北偏东6度，几乎与子午线重合。南门较大，为正门，设于南墙正中；北门很小，又略偏西，看来是后门。这种格局明显是精心设计的，它所体现的方正对称思想一直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特点。
在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对平粮台城堡作了中肯的归纳：
城内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现在仅挖掘了十几座房基，都在东南角，看来还不是主体建筑。但即使如此，也可看出这些建筑的非同一般。这些房子都用土坯砌筑，而且分成一间一间的，是分间式建筑。一些房子用夯土做台基，房内有走廊，比一般村落的房子讲究得多。由此可知城市内的居民主要是一些有地位的人，还可能相当部分是贵族，是统治者。否则他们是难以调集那么多人力、物力的，造那么坚固的城防工事本身说明了问题。
那么多上档次的建筑，本身说明了人口的密集，这也是城市的标志之一。
城内有较好的公共地下水道设施。这是人口密集的必然结果。当时供水的水源看来主要是水井，发现了5米多长的排水设施，整个长度当然不止于此。这段下水道正通过南城门，埋设在距地面0.3米的深度。水道本身由专门烧制的陶管套接而成，每节陶管长35～45厘米，直径细端为23～26厘米，粗端为27～32厘米。每节细端朝南，套入另一节的粗端。整个管道是北端即城内稍高于南端，可见此下水道是为解决城内废水向城外排放而设置的。
地下排水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用水量的巨大，也间接地告诉我们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原始村落中，设置地下排水管是没有必要的。
城内有严密的防卫设施。有了城墙，还需要考虑城门的管理。这座城为了防卫的需要专门设置了门卫房。门卫房用土坯砖砌成，有两间，东西相对。两房之间的通道宽仅仅为1.7米，那样便于门卫把守。门卫房中看来日夜有人把守，因此，里面有灶面，可为门卫作炊事，吃饭睡觉都在里面了，如在冬季，还可升起火盆，用以取暖。严密的门卫，再加上高高的城墙，在当时条件下，足以应付一切来犯之敌了。
城内还有一些手工设施。在城内的东南、东北、西南都发现了陶窑，说明制陶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从陶制地下管道看，在制陶业内可能还有了分工，有了专业的制陶工人。在城市东南角的第15号灰坑内还发现了铜渣，说明当时在城内已有了炼铜工场和制作铜器的工场。是否还有其他手工作业呢？一定有，只是至今没有发现罢了。
城内有宗教活动的遗迹。在城西南角内侧埋着一大一小两头完整的牛骨架，看来是杀牲祭奠的遗迹。城内发现一些小孩埋葬，有瓮棺葬、土坑葬、灰坑葬，其中有些明显有祭奠的遗留。
对城市的解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解释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有“城”必有“市”，“市”是人们集中交换自己的产品的地方，也就是工商业有相当发展情况下交换发展的产物。另一种是解释为防卫。《墨子·七患》：“城者，自守也。”从平粮台城堡遗址看，二者的功能都齐全了，但是，究竟以何者为主，从现有条件看，是难以定夺和下断语的。
城市是走向文明社会的一道门槛。城乡的对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以及贫富的进一步分化，都孕育了新生的城市之中。解剖平粮台城堡遗址，使我们感受到文明社会正踏踏走来的脚步声。
大禹鸟田
禹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中国民众心目中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族英雄。据传，在舜时，实行“三岁一考功”的奖励制度，结果每次评出20人中，都有禹的名字，而且大家一致公认“唯禹之功为大”。历代老百姓称禹时，不直呼禹，而呼之为“大禹”，在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么个“大”字的，能有几人？
大禹之功，在于治水。帝尧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让禹的父亲鲧去治水，结果九年无成，被杀。后来，众人举禹治水，禹忧民之忧，当时禹初娶涂山女为妻，儿子启刚生下，禹耳听“启呱呱而泣，而弗子，惟荒废土功”。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后人称赞大禹之功，认为：“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元年》）意思是说，最应该表彰的是大禹之功，它的恩泽久远，如果没有大禹，我们这些人都将变成水中的鱼了！
禹之功不只在于治水，而且在于治水以后的发展农耕。据说，大水平定以后，大禹就“尽力于沟洫”。也就是致力于整顿河道，使之能适合于农业生产，并且“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是说他亲自带领大家开垦荒地，种植庄稼，开荒，种地，需要劳力，于是禹“令民归于里闾，其德彰彰，若斯岂可忘乎？”他要求由于水患而流离失所的乡亲们各归自己的“里闾”，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这是最重要的。
禹功成后，铸九鼎作为立国重器，象征九州康泰平水，富盛繁荣。而九州之中，禹亲自垂范发展农事的，要数会稽一带了，这就是所谓的“教民鸟田”。
大禹治水了结于何处？这在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据传，禹治水毕，“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日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又说，“禹在巡狩，至于会稽而崩。”这就很明确了，大禹的晚年是在“江南”度过的，这个“江南”具体指的是“会稽”，即今绍兴一带。所谓“巡狩”云云，实际上是考察，是指导工作。掘司原迁掌握的资料，越王勾践就是“禹之苗裔”，“盖有禹之遗烈焉”。大禹的子子孙孙留在了越地了。
一些越地的地方志则写得更具体细致。《宝庆续会稽志》：“剡溪古谓之了溪，《图志》谓禹治水至此毕矣。”“了”，有完了，完毕的意思，“了溪”标志着全国治水可以“告功于天下”了。《嘉泰会稽志》：“禹疏了溪，人方宅土。”宅于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那是要有条件的，至少要征服洪水，大禹做到了这一点。《龙宫夺碑》：“沧海之隅，会稽巨泽，惟禹之功，人生始籍。”这也是讲大禹为世居于“会稽巨泽”边的人们创造了安居乐业的条件。《越绝书》称：“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多茅山为会稽。”与《史记》上讲的差不多，只不过把茅山与会稽串连了起来。
种种迹象表明，大禹在越地的确做了不少事，而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教民鸟田”了。
《越绝书》上说：“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这是讲大禹的为人和业绩。大禹为了使广大百姓“居之者乐”，而甘愿当“为之者苦”，于是，就着手“教民鸟田”。何为“教民鸟田”呢？这倒要花一番查考才能搞清的。
关键是要搞清何谓“鸟田”。原来，在古代“鸟”与“岛”可互代。《尚书》中说到“岛夷”，在《史记》中都写作“鸟夷”，《辞经》的解释为：“古岛字写作鸟，读为岛。”大禹的“教民鸟田”，实际上应该读成和写成“教民岛田”。通俗地说，就是把“岛”开辟成为“田”。
古越地的会稽山下，有那么多“岛”吗？有的。地质学家证明，在当时的会稽山下有众多大小不等的沼泽平原，从南向北缓缓倾斜。南部高度可达十余米，北部沿海地带只有1～2米。平原内部除了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湖泊外，还有数百座崛起于深厚的冲积层上的孤丘，也可称之为孤岛的吧！这些孤岛原来是无人去耕种的，耕种后能收多少也是个问题。现在，踏遍了九州大地的禹发出了声音，一定要把荒岛变成良田。
大禹教民在孤岛上种植稻谷。由于这些土地都是生荒地，还没有经过施肥变成熟土，大禹就让大家采取古代沿用的种一年养一年，种一丘荒一丘的办法，实行轮作制的耕作方法。《越绝书》上说的“小大有差，进退有行”，指的就是轮作制。轮作过程中哪块地该进，哪块地该退，都得有个顺序，大禹是有经验的，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古越民在大禹的率领下，“获鸟田之利”，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大禹要他们“莫将自使”，即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把“鸟田”实验推广开去，《越绝书》写道：“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是说，越地海滨的老百姓，都以独特的方式进行鸟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后来，海潮后退，一个个的孤岛联在了一起，成为万顷良田了。可见，大禹对于古越乃至全国发展农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越地人民是不会忘记大禹的，他们用种种方式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越地人民在山阴县西北约45里处建造了禹庙。在会稽县东南七里处建有禹祠。在会稽县南12里处建有大禹寺。在会稽山上有大禹陵。另有禹穴一处，疑为大禹墓地，当年司马迁就“上会稽，探禹穴”。后有人说，禹穴为大禹藏书处。
另外，还有传说中大禹用过的石船、石帆、铁履、铁屐。还有大禹的硅璋璧佩，还有禹剑，还有禹井，禹饮泉，都是为了纪念这位远古时代的伟人。这些，也可看成是对大禹“教民鸟田”的一种回报。
井文化
“井”是中国先民的一大发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人们必须傍水而生存、繁衍。可自从发明了水井以后，生活的范围就大大的拓展了，在原先没有水源的地方，只要凿上几口井，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周礼》）“改邑不改井。”（《易经》）中国的传统观念视井为命根子，把“离乡背井”看成是人生一大苦事。问题是：穿地取水、凿土为井，究竟起始于何时呢？井的发明权究竟该属于谁呢？
关于井的发明，在我国的文献中有种种说法。
根据《史记》的说法，是舜发明了井。舜的父亲瞽叟，是个不太讲理的人。舜母死后，瞽叟娶了后妻，又生了个儿子。“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为了杀舜，“瞽叟使舜穿井”，试图让舜下到井底的时候“下土实井”，把舜杀死在井下，哪里知道舜是有先见之明的，打井时同时打了条地下通道，井被填死时他早就从地下通道逃出来了。这样，井就被舜发明了出来。
《吕氏春秋·勿躬篇》的说法是“伯益作井”。伯益是舜时东夷的一位部落首领，相传他是助禹洽水的最大功臣。后来，禹当政时曾想把位置让给他，他怎么也不肯，二人相持不下，最后伯益避居于箕山之北，并在民间发明了井，造福于世人。
上面都是史书上记载的关于井的发明的故事，时间都说是在舜的时代。看来，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从考古发掘资料看，井的发明的确在大约5000来年以前。
在苏州城东15公里的独墅湖一带，这里在远古时代曾经是水草丰美、人口稠密的地方。就在独墅湖的湖底——当年是一马平川，在仅3.2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发现了近百口土井。据考古分析，这些土并存在于5500年前，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古井群。
在这些古井群旁，还发现了大量制作精巧的黑皮陶罐，每一陶罐顶部有两个小洞，可能是为了便于携带，也可能是为了穿上绳可打水。
在河南汤阴白营发现了一口约4500年前的古井。此井深达11米，可称得上是深水井了。井壁用木棍自下而上层层叠起，累计有46层。木棍交叉处有榫，使两根木棍之间能固定起来，对保护井壁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上往下视，木棍层层相压，成“井”字形，由此可见当时井字造字时是像实物之形的。
在汤阴白营古井的不远处，有陶窑，并有水沟通向窑边。
在汤阴白营古井底部有不少陶制水罐，罐子上有绳络的痕迹，可见那是汲水陶罐。
其他，在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矬李、江苏吴县澄湖等处都发现有5000年前的古井。
古井的发现纠正了人们的一个长期形成的观念，即以为井的发明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其实那是不确的，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从古井的实际情况看，井的发掘主要还是为了陶器制作。陶器制作需要大量的水，而水源往往是个极大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北方。于是，我们的先民想出了掘井一法。有了井，又有了泥，那么制陶就随处可行了。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河北邯郸涧沟的井为土井，建于陶窑附近，并有水沟通向窑边的和泥坑，看来是为制陶时淘泥用的。”苏州独墅湖的古井旁有着同期的大量陶器，看来以井水制陶也是势所必然的，不然；在3.2平方公里的小范围内，食用水说什么也不用百来口井。
当然，我们并不排斥井水的食用价值。《周礼·地官》有言：“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区就是以井为基本单位的。九家人家（九夫）共用一口井，有四口井就组成一个村邑。有三十六家人家共用四口井，组成一个村庄，一切也都可以了。
砖的发明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原始人所居的房屋的墙面是泥制的。在河北省武安县的磁山遗址，发现不少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房屋的半地穴的地面部分的墙都由泥拌上柴草制成，再以木柱支撑，就成了很是实用、大可遮风躲雨的房屋了。
也有考究的石制建筑，那是神坛。神坛是神圣的，在层次上它被视为大大高于一切民居，因此一般使用十分考究的石料建筑。红山文化建于5000年前的大型祭台，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上部用石块铺砌而成，周围用石片镶边，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河卵石。这一石建筑十分考究，是任何民居不能望其项背的。
石料少，采石难，民居不能用石料。但是，随着原始人生活条件的改善，房屋的规格在提升。最早的民居开间小，低矮，用料可以差些。如河北武安县的磁山遗址的先民住在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中，面积只有六七平方米，但经过二三千年的发展，人类的居室普遍增大到20来平方米一间，房屋的高度也提高了不少。于是，对建筑材料的要求也提高了。可以说，砖的发明是应运而生。
也许是偶然的发现，也许是受了制陶技术的启示，到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先民们发明了土坯砖，发明了烧制红砖。
这也有一个过程。
在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汤阴白营遗址、安阳后岗遗址和淮阳平粮台遗址，都发现了用土坯砖砌的房子和墙。先民们先将泥拌上水，然后调匀，搅拌，使之发粘，就用一次方式制成土坯。将这些土坯晒干后就可以砌墙或房子了。在一块土坯砖与另一块土坯砖之间必有缝隙，他们就用黄泥加以粘接，使整个墙面连成一体。
在上海福泉山遗址和浙江余杭大官山遗址，砖的质量则大为提高了。先将泥水搅拌后制成土坯，那是一样的，但这里又加了一道工序，就是将土坯在火中加以烧炼，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红砖。不过，火候显然还很不够，不少红砖中间还是夹生的。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制作十分精美的陶器，不知为什么不去用同样的方法烧制砖块，这始终是一个谜。也许砖的用量要数百倍于陶器，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能力用窑烧制砖吧！
当时的砖墙所用的砖的规格还不怎么划一，可能出自许多人之手，就是一个人所制的砖，在没有统一模子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砖也不会是一样的。王油坊、白营、后岗等遗址的土坯砖一般长在20～50厘米间，宽在15～38厘米间，厚在4～9厘米间，宽、长、厚都可以相差一倍以上。可见，当时的随意性是很大的。淮阳平粮台遗址的土坯砖就整齐多了，那里土坯长32厘米，宽27～29厘米，厚8～10厘米。砌成墙后凹凸面就小得多了。在砖的规格化上，上海福泉山遗址和浙江余杭大官山遗址所用的砖，规格也不怎么整齐。
为了填补墙面的不平，也为了使整个墙面连成一体，砌成墙体后在墙面都抹上草泥。后来，人们发现了石灰石矿，加以开采，烧成石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还发现了烧制石灰的石灰窑。将石灰抹在墙面，使墙面光滑平整，质地坚硬，颜色净白，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就是说石灰的应用已经有了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原始村落布局
原始的初民走出洞穴以后，就住进了由他们自己打造的村落中。
村落处处可见人为的斧凿之痕，也许是为了安全，村落都由一条外环围沟包裹着。这些外环围沟，一望而知是人工挖掘的。从半坡遗址情况看，外环围沟需挖去上万方土才能建成，可见为了整个村民的安居，初民们是不惜劳力的。在工具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那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
外围沟内的主体建筑是初民们的居室。可以看出，凡是有原始村落的地方，房舍的排列都是错落有致的。从一些村落的布局看，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房舍环成圈形，北边的房屋门朝南开，东边的房屋门朝西开，西边和南边的房屋的门分别朝东和朝北开。总之，都背对围沟，面向中央广场。第二，所有的房屋都可以归入一定的“群”中，一“群”中都搭配有大、中、小三种房型。第三，房群又可细分成一定的单元。
这样看来，村落，房群，房屋单元，这些原始初民精心设计的构架，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人群走向，是很值得加以研究的。
我们可以以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的村落为例，进行剖析。
姜寨村落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部分。居住区位于整个村落的中央，居住区与窑场区和墓地区有深浅不一的壕沟分开。在东南部，越过壕沟就有两片墓地，西面靠近河岸边是一个不太大的窑场。这样，生活、生产和丧葬被分割得十分清楚了。
姜寨小型居址面积一般都在20平方米以上，比起北方最早的小型居址来，条件是大大改善了，最初发现的小型居址只有5～7平方米，现在在面积上大约增加了三倍，屋室的质量也比原先有所提高。每个小型居址内都有火塘，可供2～4人起居所用，可能还可多住些人。这是个标准的小家庭的住所，是最小、最基础的社会单位，中国最早的“家”的概念应该就产生于此。
五至六个小型居址很紧密地结合成一个群体。在这个社会群体中有一间中型居址，面积在20平方米到40平方米之间，有的还超出40平方米（这由这一群体的实力来定）。室内有大一点的火塘和土床，有的还有2个土床以至更多的土床。可供10人以至于15人居住和活动。它的附近有窖穴，表明食物的贮藏与分配权利掌握在这个共同体内，而最小的家庭范围内是没有这种权利的。这一群体在先民的生活和生产中可以发挥相对独立的作用。
大型居址多在7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有近130平方米的。在大型居址的室内也建有火塘和土床。这里除了可以供一些人日常起居外，还是举行集合和特别仪式（祭祀、丧葬、成年等仪式）活动的场所。它是仅次于全村的第二级的共同体。在一些大型居址附近还有牲畜圈栏和牲畜宿场，窑场是重大的工程，也为这一级组织所拥有，事实上低一级的组织没有能力去制陶。在姜寨还发现了我们国家至今发现得最早的黄铜残片，冶铜技术更复杂些，非得有全村通力合作不可。
姜寨的聚落一共分成6个相对完整（生产与生活设施齐全）的组群。
考古专家作了这样的分析，上述由居址反映出来的几级组织，反映的应该是家庭、家族、氏族、胞族四个级别。胞族相当于村落，下面几级都统辖于胞族之下，而如果通俗地讲，那就是大家庭与小家庭。当然，当时的小家庭还是不完备的，甚至不稳定的，与现代意义上的小家庭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