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西方的手工艺设计
古希腊以及作为其前身的爱琴文明，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后世的科技、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基础。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希腊的艺术与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正因为如此，18世纪德国著名的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声称“欲成伟人巨子，唯有师法希腊。”
希腊在古代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名称，不如说是一个共同的文化区域。它不仅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和爱琴海诸岛屿，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还远及东方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南达埃及、北非，西至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北可到黑海。
在创造希腊古典文明的主要民族多利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到达希腊本土之前，地处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地区即已出现了成熟的文明。这种文明，在文化史上、艺术史上常被称为爱琴文明，同时因其先后以地中海中的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为中心，因而又可称作“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克里特是爱琴文明的发源地，其繁盛期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450年间，通常以传说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名字分作米诺斯古期、中期和晚期。克里特文明衰退后，迈锡尼地区承接下文明的薪火，其繁盛期约为公元前1500～前1200年，其后一支未开化的民族完全毁弃了迈锡尼的文明。爱琴文明时期可以说就是希腊文明的滥觞期。
新的希腊文明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再度兴起，先后经历了荷马时期（公元前12～前8世纪）、古风时期（前7～前6世纪）、古典时期（前5～4世纪）和希腊化时期（前4世纪末～公元1世纪）等不同历史阶段。荷马时期是古希腊文化、艺术的萌芽期，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设计作品开始涌现；古风时期是初步形成与迅速发展阶段，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多样的艺术设计门类与设计风格；古典时期是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手工艺设计的各大门类在此阶段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希腊化时期，随着马其顿帝国的崛起、征服与扩张，出现了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以及与各东方文化交融的局面。公元1世纪希腊被罗马吞并，古希腊的文明宣告终结。
作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艺术发达的地区，古希腊的手工艺设计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与其他东方文明古国相比，古希腊的手工艺设计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个性。
首先，古希腊发达的手工业和繁荣的海外航运、贸易业，为该地区手工艺设计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希腊全境多山、多丘陵，而可供耕种的平原较少，这一自然局限性促使经济作物种植业与各类手工业在该地获得异常发展。例如各城邦均设有大小不等的陶器作坊，像雅典这样的大城市甚至还专门设立烧陶区。大批手工业生产中心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手工艺制作技术和设计水平的提高，而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又加剧了生产门类的分工。不仅是不同工艺类别越分越细，而且在制陶等最发达的门类中，还出现了设计者与制作者相分离的迹象。有的专司拉坯成型，有的负责装饰与设计。这种分工，从设计史的角度看，是一种进步的标志。同时，古希腊多岛屿的自然地貌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有利位置，使得该地成为连接欧、亚、非三洲经济、文化活动的枢纽。一方面，兴旺发达的手工业生产除满足本地居民的日常需要外，还作为重要的商品远销地中海周边各地，以弥补本土土地资源、粮食供应的匮乏，这一形势反过来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海外贸易与航运的兴旺，也为希腊本土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有利于对其他民族艺术风格、工艺经验的借鉴与吸取。古希腊手工艺设计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晶，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高度的适应性，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以上这种特点既反映在工艺手段、装饰风格方面，也体现在工艺美学和设计观念上。
其次，古希腊所实施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体制，为手工艺设计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古希腊人既不实行东方式的君主至上、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政体，也不效法古埃及那种政教合一性质的专制统治，而是以城邦为单位，实行一种独立的、以公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奴隶制民主政治，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全体自由民，这样，自由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生活（包括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坚力量。这种制度的一大优越性还表现为对人（尽管是有限的）的尊重，以及对每个公民创造性的重视。古希腊的一些城邦对艺术家和一切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是相当尊重的。人们高度评价艺术或工艺各领域中的完善技巧。和其他地区古代工匠的默默无闻的情况不同，一些能工巧匠不仅在当时名噪一时，而且还广为后世传颂。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知道很多当时的杰出工匠与设计师的姓名，应该归功于这种社会机制。创造的自由与社会的尊重，无疑促进了工匠们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
第三，古希腊人独特的生活态度、风俗习惯促进了手工艺设计中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形成。和古代许多东方民族对奢华生活的向往不同，古希腊人推崇简朴、务实的生活方式。他们每天在家中度过的时间是有限的，更多的时候是在公共场合参与各种社交性的活动，因而其居住环境、家庭陈设以及日常的饮食起居都相当节俭。甚至于不同的社会等级之间，在生活条件、生活质量上的差距也远没有同时期其他民族那样突出。这种生活态度无疑对手工艺的发展是有显著影响的，主要表现在金碧辉煌、精雕细琢的观赏性设计作品在希腊较为少见，而简朴实用的日用品得到了重点发展。与此同时，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威严凄厉，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文思想的影响，手工艺设计主要体现世俗需求，而较少受宗教观念与宗教文化的束缚，因而很少予人森严、冷峻、压抑之感，而洋溢着轻盈活泼、健康自信、想像雄奇的风采。它在满足人们实用需求的同时，也起着欣赏与教化的作用。
第四，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为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古希腊人是一个极其富于理性思辨天赋的民族，在哲学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虽然各种哲学流派争妍斗奇，但在理性思维和形式美感等方面的追求上，显示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古希腊手工艺设计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该地区流行的以人作为万物尺度的审美观念和哲学思想。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曾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一切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该思想中就已蕴涵有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的雏形。古希腊人既是高度推崇理性的民族，同时也是高度崇尚美的民族。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一件雕刻、一栋建筑、一只陶罐之所以是美的，其关键就在于是否与神的意念沟通。而所谓“神的意念”，实质上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类的善与美体现为人的符合理性的生活。善与美的统一，是人创造一切事物的根据，也是事物自身应当具备的本质。这一命题，实质上隐含有功用与形式相统一的设计思想。至于形式美的法则，他归结为“秩序、匀称与明确”这样三个方面。在古希腊影响最大的美学观念就是“美即和谐说”。这一学说由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其核心就是：美在于合乎理性的和谐，而和谐的基础在于合乎比例的数量关系。正是以此观念为先导，古希腊人发现了神奇的“黄金分割比”。这一规律被广泛运用于当时的各类设计之中，甚至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在发达的美学思想的引导下，古希腊的手工艺设计形成了优美、典雅、恬静、单纯的特色，这种审美标准深入而全面地反映在器物造型与表面的纹饰中。
陶器手工艺设计
陶器生产在古希腊十分兴旺，可以说是该地最重要、最发达的手工艺门类。希腊的陶器制作与设计自古便享有盛誉，希腊人可以称得上是古代世界最出色的陶器制造者与设计者。
古希腊的制陶历史可追溯至爱琴文明的初期。克里特岛陶土资源丰富，这里的居民从很早开始，便已初步掌握了制陶的技术。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此地便已出现了精美的陶器，轮制技术虽然还未正式发明，但设计者已相当重视造型的匀称美观。陶器表面常涂以从黑色、深褐直至玫红、深绿的华丽彩绘，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霓虹陶器”。进入克里特文明的繁盛期之后，制陶工艺获得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为广泛使用并不断改进的轮制技术。借助于陶轮，工匠们不仅可以大量制作造型规整、形制丰富、胎壁薄如蛋壳的精美彩陶，而且还可以制造出比人还高大的巨型陶缸。无论从工艺技术、造型风格还是装饰处理方面来看，克里特的彩陶都代表了爱琴文明时期陶工艺设计的最高成就，堪称世界古代陶艺设计史上的一朵奇葩。克里特的彩陶按风格来分，主要有维西尼亚陶器与卡马雷斯陶器这样两种样式。
维西尼亚陶器因其产地而得名，其流行时间约在米诺斯文化早期。根据制作工艺的不同，这种陶器的生产与设计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工艺手法是：在成型的陶坯上不均匀地施以一种特殊的涂料，由于烧制过程中的窑变反应，陶器烧成后呈现一种由褐色渐变为深黄、淡黄的斑块肌理，斑块四周出现有深碣色凹凸不平的边缘界线，这就是所谓的“斑纹陶器”。在器形上，此种陶器的特点集中地体现在一种别开生面的长嘴造型上。陶壶的嘴又长又大，注口经斜切后形似鸟喙，有时其长度可达到与器身同等的程度。浑圆敦厚的壶身与尖翘轻盈的壶嘴形成强烈的对比，予人轻快活跃之感。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造型是受金属制品影响的结果。后期的维西尼亚陶器的特点在于器形日趋丰富，装饰手法越来越多样，从主要依靠窑变效果，发展为多采用暗底明纹的彩绘装饰，常见纹样有三角、菱形、涡卷、波纹、鱼纹、贝壳纹、椰子纹等丰富类型。
克里特陶器设计的巅峰时期出现在米诺斯文化中期（约公元前1800～前1700年），其标志是卡马雷斯陶器的出现。这种陶器因其最初发现于费斯托斯宫殿遗址附近的卡马雷斯山洞而得名。该山洞在当时是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场所，因而此类陶器并非普通的日用器皿，而是专供统治者享用以及献祭于神灵的高档作品，因而有人称之为王室陶器。由于采用了相当先进的轮制技术，陶器的制作速度大为加快，器形的匀称规整程度也有大幅提高。当时的陶工已经掌握了极为娴熟的拉坯技术，能够制作出厚度仅有1毫米的蛋壳薄陶，而且从口缘到壶腹，再到底部，一气呵成，形态极为流畅优雅。卡马雷斯陶器类型多样，罐、钵、杯、碗、瓶等无所不有。装饰上，一般以黑色或暗青色为底，用白色绘出各种纹样，再杂以红色斑点，有时还加上黄、褐色的点缀，或是堆塑于器壁表面的立体花卉装饰，风格清新别致。此时期最有名的一件陶器是出土于费斯托斯宫殿的带嘴单耳陶壶。比起维西尼亚陶器来，该陶壶造型更显圆润，轮廓更流畅，比例更匀称。由于削减了壶嘴和壶颈的尺寸，其容积有所增加；把手与壶口直接相连的处理，既方便了使用，又增强了整体造型的洗练与统一。陶壶表面，在深褐的底色之上，绘有奔放而又婉转的涡卷纹、羽毛纹、波状纹，华丽而高雅，庄重又活泼。此类彩陶充分体现出克里特陶工精湛的技艺与对形式美感的敏感性，即便置身于古代世界最美丽的陶器作品之中，这样的作品也应该是毫不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