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朝金属与陶瓷工艺
六朝时代的金属工艺，以铜、铁、金、银为主。由于战争影响，冶铁发展，大量用于兵器以及农具。随着佛教兴盛，铸铜造像兴起，工艺制品远不及秦汉，在冶铁铸造和工艺技巧上颇有发展，尤其是将金属工艺与佛像艺术相结合，有雕塑家直接参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制铜工艺
日用铜器减少，尚有铜盘、铜洗、铜奁、铜炉、铜灯、铜熨斗、铜斻斗等。多数承袭汉代传统。“三足铜盘”、“铜洗”（宜兴周墓墩出土），晋代太康年间物品。另有小“铜鼎”（宜兴出土），“博山炉”较多。（无锡、南京、苏州、芜湖、福建、四川都有出土）。铜镜、钢印仍然流行，并有新的特色。铜佛像是新品种而更加精彩。
1.铜镜
铜镜是常用品，晚期的较为精美。铸作纤巧，图案工整，流行纪年铭文。多为专门铸造。有“袁氏”、“尹氏”、“刘氏”、“李氏”；“黄龙元年陈世造”，“天纪元年徐伯造”等。反映了私人生产和商品性质。绍兴、扬州一带为铸造中心。
装饰纹样，多用浮雕手法。三国两晋承袭汉镜，南北朝时有了新内容。常见的有龙虎纹、翔鹤飞鸿纹、十二生肖纹、四神纹以及天王日月、西王母、羽人、人物礼佛，画像、车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还有八卦纹，宝相花、葡萄纹、花草纹。有的赋予新意。回文诗铭发展，别具一格。典型有：“龙虎镜”，龙虎对列，龙为兽形一角四足粗身细尾，与虎形相称。“翔鹤飞鸿镜”纽座常以动物肢体一部分组成。以单独飞翔的仙鹤、鸿雁为装饰，有清高寄远之意。“十二生肖镜”，是最流行的纹样装饰。最突出的是“伍子胥画像镜”（上海博物馆藏），由绍兴铸造，镜背画面分为四区，分别为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侍女等浅浮雕人像。边饰锯齿，弦纹、波浪纹。铜镜画像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还是首见，反映了当时人对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伍子胥的怀念。另有“葡萄海马镜”，是民族交融中形成的新纹样。用镂空细部的办法把马蹄关节镂成小孔，以见纤巧。较为特殊的是回文诗镜，如“娇来回文镜”铭文：“团团宝镜，皎皎升台，鸾镜自舞，照日花开，临池似月，睹貌娇来。”正读反读铭词隽永而靡丽成韵。意境形象趣在其中。还有“灵鉴”镜也称鉴，铭曰：“美哉灵鉴，妙极神工。明凝积水，净若澄空，光涵晋殿，影照秦宫，防奸集祉，应物无穷，县书玉篆，永镂青铜。”文词俊美而形容详实。与汉镜颂祷吉语不同，加强了文学艺术性。六朝靡丽文风可见，审美情趣随时代而有特色。
2.铜印
承汉代而发展，早期出现新的格调。三国魏印、官印袭汉风隶篆平正端严，私印揉秦汉而略变，“悬针篆”是其特色。布局构成重心偏上，上实下虚，尾划略长如悬针下垂，字体瘦劲清秀，别具一格是个创造。例如“樊昉”、“曹氏印信”。晋印，又复兴汉印形体，作工严整。北朝印也袭汉印体。但多应时雕凿刻用，而有新风。又称“急就章”。不太规格而作风泼辣，更具刻写味道。这一时期的印钮，有龟钮、驼钮、辟邪钮、马钮等，后三种为新出形式。
3.铜像
铜像铸造在金属工艺中是最出色的新品种。佛教兴起后金、铜大量用于佛事，尤其是铸造佛像，晋及南北朝普遍发展。在制铜工艺史上是个突出的转变。洛阳迎佛日，各庙宇有金铜佛像，车载游行，称为“行象”，多达三千余尊。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时（466～471），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两，高四十三尺”。南陈宣帝陈顼（569～582），“铸造金铜像二万躯，修治旧像一百三十万躯”。制铜工艺的发展，为宗教服务的规模之大，造像之多可以想见，而且由艺术家参与。
西晋画家荀勗于太始二年（266）施造鎏金铜佛、菩萨像十二躯，其中三躯佛、菩萨像传后世，“高三尺许”（《洛阳伽蓝记》）。最著名的是东晋雕刻家戴逵（约326～396），木雕之外，“又善铸佛像，”“范金赋彩，动有楷模。”塑铸有“佛及二胁侍菩萨像”，传世荆南。”机思通瞻，巧凝造化。”造像赋于人的性格。”所思致妙，精锐定制。”富于民族特色。其子戴嘐（377～441），少年时就随父学艺，”逵每制像，常共参虑。”“巧思通神”。“宋世子铸丈六金像于瓦棺寺，像成而恨面瘦，工人不能理，乃迎顾问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既铝减臂胛，像乃相称，时人服其精思”。又修治僧人慧护于吴郡绍灵寺所造丈六释迦金像，因其形制过于古朴，便在肩以上缩短六寸，足跛以下消减一寸。“首面威相，宛然如真。”，人称其“天机神巧”，后世誉“二戴像制，历代独步。”“所造甚多，并散在诸寺”。于佛教雕塑艺术中国化过程中做出了贡献。
晋有“建武四年金铜佛像”，是早期（307）作品。“依经熔铸，各务仿佛”。仿外来形制，风格古朴。刘宋“元嘉十四年金铜佛像”（现在日本京都），是韩谦（437）施造的鎏金佛趺坐禅定像。基本外形衣饰处理承早期，造像柔丽富有表情的面目，修整符合体型与动作规律的衣纹，显示了对人物的理解，表现技巧成熟，背光富有装饰性的火焰纹，以及整个佛像与座的造型揭示了对艺术规律的掌握。形象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与戴氏造像特点相符合。北魏“太和十七年造释迦铜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郭雅（493）造，雕铸立式佛像。出色的有“永平四年造弥勒铜像”（天津南郊出土），座有铭文“章武县人王零珍”，“永平四年五月”（511）造像人记。立像、背光、基座组成，高30厘米，形象符合“秀骨清象”的时尚风格。面容清癯而含微笑，神态端庄而透生动。高髻袒胸，窈窕身姿。右手示“无畏印”，前臂举起指向上掌向外，左手示“与愿印”，垂臂指向下掌向外，衣纹作水波式，“曹衣出水”略带飘举，实属“枋耘佛像”形式，为“接引佛”形象，足登莲蓬垂瓣，尖叶形火焰背光，衬罩全身，下为中空台座。肖梁“天监四年金铜佛像”（历史博物馆），原鎏金立像（505），小如手指，人称“袖珍佛像”，以小巧见称。六朝铜铸佛像伊始，有巨制有小品，多为“行象”小型。为寺庙或家庭佛龛陈设、崇拜之余不乏可赏之处。统一风格中各代自有特色。
金银工艺
金银细工在六朝时代很有发展，由于统治阶级中人争相豪奢以至“斗富”赌盛，金银器物、金银装饰流行成为风气。
三国东吴有“花形金饰” （南昌出土），雕有“大吉”文字。西晋盛行花丝首饰。“金狮子”、“金簪”、“金叶”（洛阳金村出土），金制首饰六十多种，有用金银细丝盘绕成的各种花型纹样，细致精巧，标志着西晋花丝工艺的成就，承汉代又有发展。金圈、金项针、金珠、金饰件、金块（宜兴出土），太康七年至元康七年（268～297）之物，间有宝石和水晶片等。金钗、金簪、金银石子环（南京栖霞山出土），镶嵌着琥珀、水晶、绿松石等。各式首饰制作精致。金银器具达130件。兽形金牌、兽形金饰件、晋鲜卑归义候金印、晋鸟丸归义候金印、兽形饰金戒指（内蒙古凉城出土），西晋拓跋氏之物。金牌和饰件，布局造型及风格与内地大异其趣。四兽形金牌、錾凸出来的形象，有当地动物特征。背有“猗金”三字，系属首领所用。
东晋有双鸟纹金饰、鱼形金饰、梅花金饰、镂空花金珠、（长沙出土），宁康三年（375）之物技艺高超。十六国中后赵石虎所用金银器具，制作精巧，有微如破发之细。北燕有“金冠饰”（辽宁北票出土），六只枝形项花和压印佛像纹饰的山形金花组成。另片是镂空图案，焊以金丝、金粟、嵌对眼形灰石珠。作工精细而魂丽。南朝有金环、金珠、金戒指、六瓣花形金饰等（广西贵县、南京御道街出土），虽属小品，錾刻雕缕颇为精巧，这一时期金银细工，以“错采镂金”的技艺著称。
铁器工艺
在金属工艺中冶铁有较大发展。在河南渑池县有一处冶铁作坊遗址和一个北魏时的铁器窖藏发现铁器达4000余件。多用于兵器制造和农具。由于战争年代用作军事装备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有不少名品，足见工艺水平。
兵器中如“方天画载”、“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等，承春秋、战国、秦、汉型制。在工艺修饰上有所发展。在锻造质量上也有提高。
铠甲有三种基本型制。头盔仍用“兜鍪”。在装饰上因时因人而异。晋有“筒袖铠”，由小块鱼鳞或龟背甲片，前后连缀成筒形甲身，护肩装有筒袖。南北朝有“柄裆铠”胸部用小型鱼鳞甲片，腰下缀长条甲片。北周新兴“明光铠”（《周书》），胸前背后装左右两块“圆护”。铜铁制成或打磨光亮似镜。俗称“护心镜”。简式铠如攽裆甲。繁式铠有数重护肩，甲身多至臀部。盔铠制造中可见工艺技术的精巧。
六朝金属工艺，以铜镜、镜印、镜像、金银首饰、铁铠为流行。有的量大有的精巧。甚至到“物极必反”的程度。如造像之盛，使南朝刘宋几度发令“铜禁。”北魏“太武灭法”、北周“周武灭法”，采用了强制手段，又因金银奢饰的贵族风气令人生厌。学术界贬“错采镂金”之艺而尚“自然天真”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