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的诞生
中国的电视是从广播发展而来，电视与广播关系密切。在广播的时代，新闻是广播最主要的内容，音乐、戏剧、曲艺只是新闻的填充料，调剂着人们的听觉。一批热爱艺术的听众，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无法现场欣赏上述艺术，方便而廉价的收音机，成为他们欣赏艺术的直接工具，因而他们形象地把收音机称为“戏匣子”。但是，广播毕竟是缺少图像的艺术，人们渴望着能够亲眼所见，于是当电视产生之后，人们在新闻需求之外，也自然地有了欣赏音乐、戏剧、曲艺的需求。此时，人们仍然是把电视作为传播工具来对待的。但是，随着电视传播手段的发展，属于电视特有的艺术也就产生了，电视剧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电视剧是在电视屏幕上播出的戏剧，它的诞生当然要以电视台的建立为先决条件。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虽然称为北京电视台，实际上是我国惟一的电视台，也就是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当天的节目沿袭广播的习惯，先是新闻性节目——庆祝五一座谈会，然后播出的是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到农村去》，最后还有文艺节目，如诗朗诵、小歌舞。除纪录片外，节目都是在很小的简易演播室里，用黑白摄像机直接摄制、播出的。这次试播成功后，由新华社发出电讯，宣告中国第一座电视台诞生。
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开始正式播放，每周播放4次电视节目。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播，同年12月20日哈尔滨电视台开播。经过3年的发展，到1963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6座，初步奠定了中国电视业的基础。电视的播出需要有充足的节目保证，除新闻、文艺、体育之外，人们对戏曲和电影的欣赏传统自然会使创作者联想到转播戏剧、电影，并尝试创作适应电视播出的电视剧。
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电视剧的开篇之作《一口菜饼子》，并确立了这一剧种的“电视剧”名称。9月4日又播出了第二部电视剧《党救活了他》。10月25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红色的火焰》，1959年广州电视台播出了《谁是姑爷》。从1958年电视剧的诞生到1966年，中国电视剧在各个电视台共播出80余部。中国电视剧就此迈出了第一步。
电视剧名称的确立
电视剧，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电视屏幕欣赏的戏剧艺术。由于电视剧的大量播出，今天我们对电视剧作品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对电视剧的形式也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电视剧的概念已经相发普及并得到确认。在对电视剧的理解上，我们则要有一个明晰的逻辑认知。
第一，电视剧是一种演剧艺术，它在本质上属于戏剧，也是一种有着多种艺术组合的综合艺术。戏剧中应当有的剧本、导演、演员、美工等诸多部门都成为电视剧的有机组成。没有这些元素的有机组合，任何一个单独的元素都无法形成戏剧艺术。
第二，电视剧之所以能够单独作为一个艺术品种的概念，是由它的表现形式确立的。这主要指电视的拍摄艺术。电视艺术所必须具备的摄像、照明、录音、编辑等各种元素必须有机组合，因而电视剧的技术要素是电视剧得以诞生的必备条件。可以说电视剧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演剧艺术品种，技术和戏剧两个方面的元素组合缺一不可。
众所周知，中国的演剧艺术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如果从扮角色演故事的标准计算，已经有了傩戏、戏曲、话剧等各种形式，这可以说是上述第一要素的组合。以后又有了电影，这已经是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的组合。如果抛开可视性，还有以声音演故事的广播剧。从以上这些演剧艺术的分类命名可见，它们的本质是有情节、有人物的故事，这一点在各个剧种之中都是不可改变的本质的内容。而它们相区别的特质是它们的表演形式和传播载体。
纵观我国的演剧艺术，可以分为有间隔艺术和无间隔艺术两种。傩戏以面具或非面具的平地表演为表现形式，以驱除邪祟的祭祀意义为主，扮演性欠完备，故事性相对薄弱，是戏剧的雏形。从戏曲开始，故事性和扮演性走向完备，它以与音乐唱腔的结合为主要特点，唱念做打结合，以舞台表演为主要形式，被称为高台艺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话剧，以台词为主要的表演手段，以舞台演出为主要形式，被称为舞台艺术。以上3种演剧艺术都是演员和观众的直接交流，也就是说观众看的是真切的活人的表演，我们称之为无间隔观赏。而接下来的3种艺术即电影、广播剧、电视剧都必须靠现代技术来支撑，受众看到的和听到的是经过技术加工、参与创作的影像或声音，而不是真正地面对面地欣赏演员的表演，因而我们称之为有间隔艺术。了解电视剧的概念，就要综合理解上述构成要素。
对于电视剧的命名，并不是先设计好的。因为在我国播出电视剧的1958年，外国已经先于我国20年前开始播出电视剧。各国之间并没有统一的名称。英国称电视台戏剧，美国则有电视戏剧和电视电影两种名称。前苏联叫电视故事片，日本则叫电视小说。电视剧这一名称是在《一口菜饼子》播出时定的，意指在电视台的演播厅里直播、由演员现场表演、经过多机拍摄和镜头切换的艺术处理、通过电子传播手段再传达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的电视小戏。因为它既不同于舞台剧的转播，也不同于电影故事片的转播，是演、播、看同时进行的新的表演形式。现在电视剧的叫法不仅在中国内地正式使用并延续下来，而且港、台、澳也接受了这个概念。电视剧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演剧艺术的名称。
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剧
我国第一部电视剧是直播短剧《一口菜饼子》。《一口菜饼子》这部剧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短剧，该剧由陈庚编剧，胡旭、梅村担任导演，主要演员有孙佩云、余琳、李燕、王昌明和李晓兰。
剧情比较简单，剧中人妹妹吃过饭拿着一块枣丝糕高兴地逗狗玩，姐姐发现后制止了妹妹，并由此引发出一大段对旧社会悲苦生活的回忆：那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她们姐妹俩，一家四口逃荒在外，后来父亲病逝在路上。母亲也病倒在一个破窝棚里。幼小的妹妹哭闹着要吃的，连病带饿、已经奄奄一息的母亲从怀里掏出仅剩的一口菜饼子给了她。姐姐劝妹妹把菜饼子让母亲吃，推让中母亲气绝身亡。妹妹听完姐姐的一番哭诉，痛悔自己不该忘记过去的苦难岁月。该剧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表现方式，演出者既是故事讲述者，又是剧中人，这种形式令观众感到十分亲切，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20世纪60年代时期的电视剧，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有色彩。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是中国政治生活走向不正常的时期，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直接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的大饥荒。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极“左”思潮风行，僵化的历史竖向思维形成了当时社会主要的思想潮流，并由此形成了电视剧的几大主题。
第一，忆苦思甜。忆苦主要是回忆旧社会的苦，思甜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如果单从话语本身来说，这句话并没有更多的消极意义。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极“左”思潮笼罩下的语境中，它排除了对现实的干预的可能，使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落空，旧社会的苦成为现实苦难的掩盖物。前面提到的《一口菜饼子》就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其中地主放出恶狗咬伤讨饭的姐姐这一情节，是这一主题的典型构件。它传达的意义是“阶级敌人的可恨”。因此忆苦思甜的主题也被称为阶级斗争的主题。
第二，歌颂革命英雄。英雄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主要的艺术主题。在共和国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牺牲给这一主题极大的表现空间。从小说到电影、电视剧，一大批相关作品产生。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产生了《江姐》、《三月雪》、《活捉罗根元》、《家庭问题》、《红缨枪》、《我的一家》、《火人的故事》、《绿林行》、《送盐》等一批以歌颂革命先烈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剧。
第三，歌颂时代英雄。这一时期的时代英雄最著名的是雷锋、焦裕禄、刘文学。电视剧分别以他们的名字创作出歌颂他们英雄事迹的剧作。
《焦裕禄》，1966年3月北京电视台播出，也是“文革”前最后一部电视剧。编剧高方正；导演王扶林、李晓兰；摄像王吉明、王俊岭、刘瑞琴；主要演员于孜建、谭蒂、刘佳等。这部电视剧是根据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事迹编写的。全剧6个场景，播出1小时40分钟，是当时最大型的电视报道剧。从剧本定稿到正式播出只用了13天时间。剧中有些场景借用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棚。由于素材本身高度闪光，加上演员的真切表演，播出后反响强烈，人们深深地被主人公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所打动。
《刘文学》，1960年3月26日北京电视台播出。是根据与地主分子作斗争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迹编写的。编剧张庆仁；导演许辂生、赵宏裔；摄像王明远、沈乃忠；主要演员徐文燕、陈聪、王明玉、悦怀怡等。
《雷锋》，是天津电视台根据人民的好战士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创作的。
以上3部电视剧在歌颂英雄的同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把他们和忆苦思甜、阶级斗争相联系。主要英雄都有一个在旧社会受苦受剥削受迫害的穷苦出身，都有直接迫害他们的凶恶地主，这成为他们热爱新社会、捍卫新社会的动力。因而剧作回避了英雄生活中的平凡的一面，塑造的是“高大全”式的神化英雄。
第四，歌颂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典型的剧目《战斗在顶天岭上》，1964年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编剧高方正；导演王扶林、梅村；主要演员田良、赵丽平、张建民、孔繁信等。该剧赞颂顶天岭上的青年气象员工不畏艰苦、努力工作的精神。顶天岭的冬季气候恶劣，皑皑的白雪阻断了上山的路。断电、缺粮的困境，对顶天岭的青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们不畏艰难、英勇奋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及时把气象预报发送出去。另一部代表作《新的一代》是北京电视台1959年10月17日播出的。编剧高方正；导演王扶林、笪远怀；摄像文英光、王明远、庞一家；主要演员王健、陈铎、邹道语、车轼等。取材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大学生的生活，反映工农出身的大学生，在参加首都“十大建筑”设计中健康成长以及他们争为新中国作贡献的先进事迹。此外，还有《辛大夫和陈医生》、《三条黄牛》，等等。
第五，直接表现政策要求。这里所说的政策要求，特指为了动员和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打破婚姻等级观念这一时代特有的运动。为了表现动员城市居民和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生活的政治方针，创作了一批具有这一主题的电视剧。
《青春曲》，1960年10月3日播出。讲叙一个农村姑娘在城里中学毕业后拒绝留城工作，坚决要求回农村建设自己的家乡的故事。编剧曹惠；导演王扶林、梅村；摄像文英光、王明远；主要演员李燕、梅承藻、马加奇等。
《桃园女儿嫁窝谷》，1961年3月25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由蔡骧根据冯忠谱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导演白羽、梅村；摄像王明远、王喜明；主要演员冯英杰、余琳、刘湛若、王昌明、车轼等。全剧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桃园村是山外的富裕村，窝谷却是山里边有名的穷村。桃园村的某个姑娘到县城去开会，认识了窝谷村年轻的生产队长。会议结束了，两个人也由相识飞跃到了相恋。但因为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流传“有女莫嫁窝谷汉，嫁到窝谷吃不上饭”的说法。姑娘的父亲，一个善种园艺的“老把式”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父女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窝谷小伙不认输，以新时代年轻人的勇气和决心，带领社员开荒育林，种植果树。小伙子立志改变穷山村面貌的意志和行为感动了“老把式”，同意把桃园女儿嫁到窝谷。结婚时，桃园女儿带来的嫁妆是300株桃树苗，固执的“老把式”也来到窝谷现场指导果树栽培。全剧由马连登用评书形式串讲，风趣、幽默，生活气息浓厚。
与此大同小异的是1963年2月17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相亲记》，讲述了一个纱厂的女工与饭店服务员的恋爱故事。恋爱的阻力来自于女方母亲对饭店服务员的偏见。在母亲心中，服务员在旧社会是饭馆“跑堂的”，因为女儿的父亲就是堂倌，在旧社会备受歧视、受欺压而死，坚决不肯让女儿再嫁给“跑堂的”。当然剧的结尾是两个年轻人恋爱成功，母亲也改变了对服务行业的看法。
通观这个时代的主要剧目，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特色。一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对于旧社会所谓以地主为代表的阶级敌人的仇恨贯穿情节。二是充满了工农第一的色彩，对于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强调的是改造，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向工农再学习的结果。三是以山村为取向的色彩，在所有的表现婚姻的剧中，标准的价值取向是以走向穷困的山区为圆满结局的。这实际上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前导。由此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电视剧产生的初期，电视剧基本上是一种政策的宣传，是新闻的附属，题材单一，情节简单，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从技术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基本上都是直播剧。《一口菜饼子》是在临时演播室里搭景直播的，所以也就非常遗憾，没有能够作为珍贵的资料保存下来。今天看来，这一部电视剧相当幼稚、粗糙，甚至原始，但是它毕竟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在电视屏幕上演出，与当时的舞台剧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它突破了舞台剧的时空限制，在演播的过程中，插入了电影故事片《智取华山》中雷电交加的空镜头；其次，美工人员按剧情需要搭制了布景，并像实际生活中那样，真实地表现了诸如房屋漏雨等情景；最后，演员的调度和表演都按照镜头艺术的要求进行处理。通过摄像机和话筒，把声音和图像变成电讯号，由导演切换组接直接播放出去，通过荧屏与观众见面，具备了电视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说明电视剧对技术的依赖，没有录像技术，电视剧要进一步发展是比较困难的。在演播室排演，带有更多的舞台剧的痕迹。当年从事过电视剧创作的编导们用一段歌谣来形容当时的电视剧：“一条主线，两三个场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六十分钟，二百个镜头。”直播的条件是艰苦的，演员在表演区表演，摄像师按预定的要求摆好角度，摄取图像，各部门协作，一气呵成。没有第二次重拍和返工的机会，也没有办法保存已经拍好的剧情。
“文革”时期的电视剧
必须面对的十年是特指“文革”这一灾难的十年，是电视事业蒙受巨大损失的十年。电视剧的拍摄已经基本上停止，电视成了转播的工具，最主要的作用是转播“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是一个特定的名词，主要指6个京剧剧目：《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海港》、《龙江颂》和2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样板戏”的创作有自己独立的创作原则，按照“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说法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四人帮”不仅把“三突出”捧为“创作社会主义文艺的极其重要的经验”，说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而且还将“三突出”规定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而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也应该多种多样，“三突出”简单地将人物关系规定为“突出”与“陪衬”的关系，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
对于塑造英雄人物，“四人帮”规定：第一，主要英雄人物要“高大完美”、“起点要高”，并且始终掌握第一把交椅；第二，在一部作品里，主要英雄人物只许有一个，其他人物要始终处于“陪衬”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不允许表现英雄人物的成长的过程，而自始至终地一味“高、大、全”，作为陪衬的群众则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芸芸众生。可想而知，这样的创作原则，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所谓的英雄，也只是腾云驾雾的“神”而已。他们将“三突出”奉为经典，对于不同文艺样式各自的特点全然不顾，要求一切文艺创作都要遵循“三突出”的原则，一些不适宜“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文艺样式，诸如相声、小品、杂文、讽刺诗等，不是被改造便是被淘汰，于是，本该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惟有样板戏一枝独秀，形成了8亿人看8个剧的萧条局面。这几个剧目都是舞台剧，以电视转播的形式反复播出。
除此之外，电视也转播一些文艺宣传队的业余演出，但已经和电视剧无缘了。
十年动乱之中，北京电视台只拍摄了一部电视剧《考场上的反修斗争》，《考场上的反修斗争》便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惟一的一部用录像设备拍摄的黑白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是根据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新闻报道编写的。编剧王景愚、康静修；导演杨宗镜、金元成、康静修；摄像王明远；主要演员郑乾龙、杨宗镜、王培力、彭宇杰、张家声等。剧情反映的是中国留学生在前苏联某大学参加一次考试，就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进行评价的问题。由于认识不同，师生间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评价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一问题上。
《考场上的反修斗争》虽然使用了录像设备进行拍摄，但全剧的场景，时空的转换等还是同直播时期的电视剧一样集中。舞台剧的痕迹依然明显，虽然也拍摄了一些莫斯科大学的外景作为一种补充，穿插在剧情当中，但仍未摆脱直播电视剧的影响。
1974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宣布，彩色电视正式播出，这之后又有2部电视剧制作播出。它们都由上海电视台在1975年录制播出，剧名为《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和《神圣的职责》，都是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在农村的特定内容。
“文革”十年是中国电视剧艺术苍白的十年，虽然技术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如有了录播的方式，有了彩色电视，但在内容上却无所建树，使中国电视剧陷入了低谷。这是必须面对的十年，无论是对电视剧历程的反思还是对整个国家当代史的反思都缺不了这特殊的一课。以后的电视剧曾经艺术地对这一时期给予反映。但总体来讲，电视剧和其他艺术对这一时期的表现仍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而表现这十年仍然是当代史和电视剧艺术都不可推卸的责任。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电视剧
1976年10月，是中国当代史上仅次于1949年10月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它几乎永久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里。中国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作为结束十年灾难的第一个举动是10月22日，北京电视台播放首都军民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游行。23日播放了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庆祝胜利的电视片。23日到26日又通过卫星向世界上37个国家和地区播出，由此宣告中国电视事业的新生。
在电视剧恢复播出之前，首先是电视艺术功能的恢复。12月21日北京电视台在首都体育馆现场直播了《诗刊》编辑部主办的诗歌朗诵音乐会的实况。王昆、郭兰英、王玉珍、常香玉等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文艺工作者重新登台演唱，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纵情歌唱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会上，艺术家们演唱了许多被“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了多年的优秀文艺节目，如《绣金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演唱者流着热泪唱，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流着热泪听，情景十分动人。这场晚会，激起了人们怀念历史、怀念故人的热潮。到1977年1月6日至14日，这种电视机前的怀念达到了高潮。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北京电视台又在首都体育馆组织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文艺演唱会”和“诗歌朗诵音乐会”。《一月的哀思》和《周总理你在哪里》等节目，撩动了观众的无限情思，场景更为动人。北京电视台还播放了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等节目。1976年12月29日到31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被长期禁锢的优秀故事片《洪湖赤卫队》和舞台艺术片《东方红》。
1978年9月1日，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的铁托来华访问，北京电视台播放了南斯拉夫故事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标志着外国电影和电视剧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里，这些故事片中对情感的表现给中国当时的电视节目以启蒙。以下这些著名的外国电影都是当年中国电视上播放的主要作品：南斯拉夫的故事片《桥》，前苏联的故事片《伟大的曙光》、《难忘的1919年》、《乡村女教师》，日本的故事片《望乡》。
与此同时，外国的电视剧开始进入中国的电视节目，1978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10集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1980年1月5日播出了美国的索罗制片公司出品的17集科学幻想系列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同年10月11日开播了美国的26集惊险系列剧《加里森敢死队》。一时间电视剧里的主人公成了年轻人议论的主要话题。1978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剧团和北京电视台合作录制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电视剧《三家亲》，由许欢子导演。1979年7月14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上海电视台录制的《永不凋谢的红花》。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电视剧全面复苏的前奏曲。
1979年8月18日至27日，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第一次专门探讨电视节目的全国会议。会议号召全国有条件的电视台大力制作电视剧。在此之前电视以播放过去拍摄的电影为主，到1979年夏天，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出于商业的考虑，停止向电视台无偿供应新故事片，剧团和剧院也提高了收费标准，电视台节目的来源发生了危机，于是在现实要求和外国电视剧的引领之下，全国电视剧的生产开始全面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