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构思的确很精巧，CEO握有董事会重权并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即可以充分领会和保护大股东和投资者的战略思路和利益，又可以在经营的第一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市场的反应和选择。更为美妙的是美国人打破了世界上几百年来公司治理上权力主角非此即彼的困局，似乎实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完美融合的世纪梦想。
然而这更多的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美国公司拆了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力“跷跷板”时，事实上也就是摧毁了二者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共生平衡，最重要的是这并没有否定旧有的游戏规则的有效性。董事会以为派遣CEO进入管理层是股权尊严和利益的保护，但实际上具有“独裁"权力的CEO早已不在监督之下，进入管理层后经过经营权力的熏陶，不可避免会倾向于管理层权力的放大，并最终造成事实上管理层势力的重新掌权。原因很简单，CEO的激励源于管理层经营状况的好坏，更直接地说就是公司的股票价格。
安然的CEO肯尼斯·莱就这么做了。在经济繁荣的20世纪90年代，为了自己的期权或公司股价的上涨，他通过各种经营手段推动公司股票攀升，甚至利用“独裁"的权力胁迫董事会同意经营层越来越冒险的措施，直至公司造假最后失去控制走向崩溃。CEO的这种狂妄像“疯牛症"一样，在经济衰退时，席卷了整个美国公司制度。
董事会缺乏独立性，独立董事不独立
安然公司的17名董事会成员中，除了董事会主席肯尼思·莱和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外，其余15名董事均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7名委员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独立董事不乏知名人物，包括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通用电气公司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德州大学校长、英国前能源部长等社会名流。但即使这些德高望重的独立董事们，也未能为安然公司的股东把好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关，最终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究其原因是独立董事并不真正独立，安然公司由15位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中有10人几乎全都与这家公司签订咨询合同、与慈善机构有共同的联系。安然仅在2000年召开了九次董事会，董事每人接受了公司79万美元的薪金。其中一些董事的详细信息如下：
罗伯特·巴佛，拥有850万股安然股票，是安然最大的个人股东，同时是Belco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和CEO，从1983年开始任安然董事。2000年，Belco与安然的交易达3，200万美元。赫博特·维纳科，1985年加入安然董事会，任金融委员会主席。他拥有Capricon投资公司，这家公司全资控股Natco集团。2000年中，Natco集团向安然及其附属企业的销售额占其全部销售额的16%。
约翰·伊奎特，前通用电气公司高级管理人士，2000年5月加入安然董事会。安然每年支付其20万美元咨询费。
查尔斯·赖曼斯特，执行董事，薪金委员会主席。安然对他所在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大量捐款。
劳德·魏汉姆，前英国下议院议员、安然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安然每年支付其72万美元的咨询费。
温迪·格雷曼，安然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她是联邦交易委员会成员，曾担任美国期货委员会的主席。在过去三年里，安然向她所任职的乔顿马桑大学和她的研究中心捐助了5万美元。
约翰·曼德桑，审计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安德森癌症中心总裁，安然在过去5年里向此中心捐助了5679万美元。
安然共签订了七份涉及14名董事的咨询服务合同，还有多项与不同董事所在的企业进行产品销售的合同，或是向一些董事任职的非盈利机构捐款。安然董事会显然像是一个“有浓厚人际关系的俱乐部”。董事会缺乏独立性和独立董事不独立的现象在美国许多上市公司都存在。安然案例说明，在许多时候，董事会可能受到管理层的影响甚至控制，很难真正独立，往往受公司管理层的支配。如果没有媒体和市场力量施加的强大压力，“独立的董事会”有可能疏于股东委托的诚信责任。
证券市场参与者与媒体监督乏力
安然破产之后，许多学者纷纷撰文指出，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师们也负有相应的责任，他们本应深入研究安然提供的各种数据资料，以发现安然的内幕。但直到安然快要宣布破产之前，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才突然把安然债券下调为垃圾级，致使许多投资者质问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为何不更早进行调级，他们华尔街分析师应该早就嗅到安然的腐败气味并向投资者发出警告。然而，由于这些分析师不愿让自己推销的股票下跌，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在事实根据面前仍有意做出错误的结论，继续向投资者推销安然股票，误导投资者。
除了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失职之外，媒体监督乏力也是酿成安然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2002年1月26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媒体忽视了安然公司危机的种种迹象。文章指出，《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曾经连续6年称安然公司是美国最富有创新力的公司；《纽约时报》说它是“美国新式工作场所的典范”；《商业周刊》评价安然公司的一项开创性投机“风险非常小”。安然事发之后，最初美国媒体只是在2000年注意到安然和布什竞选总统的密切关系，而并没有察觉出安然的欺诈经营。2001年3月，当《财富》杂志的一位记者对安然的盈利提出质疑时，安然公司在文章发表前还专门派人飞往纽约，试图阻拦这篇文章的发表。
直到安然倒闭前，美国新闻媒体大都忽视了一些初期的警戒迹象，没有使公众对安然公司潜在的危险状况引起警惕。
长期以来，安然公司的利润和现金流量就有很大差距；它的投资回报对于一个高风险投资者来说低得可怜；它的财务报表难以让人看懂；它的高层行政人员多次抛售大量的公司股票；大批高级行政人员离开了公司——仅在18个月里就有68人离开安然。许多财务专家和记者现在说，所有这些危险迹象本都应该引起媒体的察觉但大部分全国性媒体以及得克萨斯州本地媒体都忽视了安然的情况。
吉姆·迈克尔斯说：“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上个世纪90年代牛市的产物。”迈克尔斯在1961年至1998年担任《福布斯》杂志编辑期间，曾登载过许多咄咄逼人的对像安然一样的热门公司的调查文章。迈克尔斯说：“所有人都在市场投资，股票市场不断上涨、上涨，人们都不想听到坏消息。”曾在1989年至1998年间担任过《金钱》杂志编辑的弗兰克·拉利说，媒体对安然公司失败的报道是“所有人、整个制衡制度彻底失败的一个部分”。
会计师事务所的失职
众所周知，临近失实和安然公司的欺诈行为是导致安然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安然破产一事大大暴露出了会计师事务所在监督中的失职。承担审计责任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安然公司的第一责任监督机制，安达信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安然公司全面、准确地向外界公布其财务状况。但是，安达信同时在为安然公司当顾问，而且当顾问的利润远远超过做审计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安达信非但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反而协助安然公司造假。在安达信的协助下，这家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公司“发明”了一套艰涩难懂、极其复杂的财务报表。在安然利润浮肿的同时，安达信公司也从飞速上涨的股价中获利丰厚。在安然公司破产的前一年，共有约100名经理人员和能源交易商从该公司获得3亿多美元的现金报酬，其中拿得最多的是该公司前CEO肯尼斯·莱。2001年，安然公司高层经理共获得超过6亿美元的工资、红利、股票和奖金。
安然案件发生后，负责审计安然公司的安达信审计师销毁了大批审计文件，又拒绝到国会举证协助调查。由于安然公司破产，其股票一夜之间从最高时的80多美元暴跌至不到一美元，股东损失巨大，400多名员工的养老金血本无归。安然公司的股东和员工指控安达信帮助安然隐瞒巨额债务26亿美元，同时虚报利润586亿美元，安然公司的全部债务预计达630亿美元，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安然的员工和股东已经将安达信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的总额为10亿美元。
其实，作为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并非没有业务监督机制。从1978年开始，“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每三年要相互进行业务检查，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同业检查制度。在最近的一次同业检查中，德勤检查了安达信公司的业务。德勤的报告指出了一些问题，如安达信的审计文件不够充分，同被审计单位的审计委员会沟通不够等。不过，虽然有这些不足，德勤仍为安达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报告。因为德勤检查的内容并不包括安达信审计安然公司的业务，而在同业检查中，正在接受法院调查的案件也不在检查范围之内。
安然事件曝光后，安达信的声誉严重受损，业务量也大幅度下降。安达信可谓腹背受敌，一边是输红了眼的安然股东，另一边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中8个相关委员会在对安达信展开调查，司法部也已经开始刑事调查，而更多的民事案件调查正随之而来，官司越打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安达信开除了参与销毁安然公司审计文件的审计师，并极力向外界说明隐瞒并销毁审计资料仅仅是参与审计安然公司的审计师所为。但要渡过难关还是困难重重，甚至有人担心安达信能否生存下去。
安然破产一案影响巨大，在社会审计领域中，人们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业务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一方面，长期以来，为争夺客户，有些事务所将审计业务的价格越压越低，审计业务利润很少，工作量当然也随之减少，审计质量得不到保证；而另一方面，咨询服务却可为事务所赚得大笔利润。为了揽到高利润的咨询业务，留住客户，事务所不得不同时承揽审计业务，甚至审计成了承揽咨询业务的附加条件，虽然还没有喊出“买咨询，送审计”的口号，但审计价格、内容和质量大都大打折扣。面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咨询业务和审计业务必须分开，不能同时由一家事务所完成。另外，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引进工作岗位轮换制度，不应该让同一批审计人员连续多年审计同一家单位。在国外，事务所的合伙人一般7年轮换一次岗位，但对于审计人员连续审计同一家单位的时间并没有明确限制。
政府行政监管迟迟不肯介入
正如安然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因为董事会成员常以公司管理层和当事人为主，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层监督并不十分有效。另一方面，政府行政监管与法庭通常在事件接近尾声或事态极端严重时才介入，这两层监管的举证责任重，成本最高，主要起“最后补救”作用，在其他阶段发挥的主要是威慑作用。
美国证监会正式对安然立案调查是在2001年10月底。10月31日，已离任的安然财务总监法斯托接到美国证监会的传票，要求配合证监会的调查。美国证监会正在通过法庭途径迫使安然公司各方面与调查合作。不少律师事务所正在代表股东对安然多位董事和其他现任与前任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起诉。但是，证监会的这些调查与法庭的介入只能起到“最后补救”的作用。
美国证监会和法庭对安然难以进行直接监管，不仅仅是因为与这些行政与执法机构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没有足够的激励与动机），而且也因为政府行政部门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人力物力去一一实现事前核查。在美国，证监会和法庭的作用更侧重于间接监管，它们的责任是设置并维护有利于市场运作、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与机制，通过市场机制让市场和媒体自己去“纠错”，去监管公司行为。
证监会间接监管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是否有促进市场自律的机制存在。要想让市场自律，就得给市场参与者相应的激励。比如说，有人认为以做空为生的对冲基金是在“投资”并搅乱市场，但安然案例清楚地显示，一个存在多种利益主体的市场，正是一个有自我澄清机制的市场。对冲基金的分析师、研究员们追查安然的内幕细节，为最终揭开内幕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目前证券监管体系的现状来看，美国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作用已强调得无以复加了，但是安然案例表明，健全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确立这种制度后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对法庭诉讼，仅仅是认识上的开始，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证券市场诉讼赔偿机制还不知道，而市场参与者更是与市场监管无关。目前，政府一谈到监管就是如何制定更多的法律法规，如何有更多的权力来进行管制。
因此，从安然案例中可以看到，证券监管体系的改革，首先在于如何确立多层次的证券监管体系。这种证券监管体系不仅需要明确的监管分工，更重要的是政府如何以市场法则来设计与调整现行的监管体系的制度安排。有了好的制度安排，市场参与者才有相应的激励，媒体与市场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对上市公司发挥监管的作用。这些才是市场监督机制核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