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之艺术生涯
梁茂春
李焕之，1919年1月2日出生于香港，2000年3月19日23时36分因病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81岁。
李焕之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音乐活动家。他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焕之祖籍福建省晋江市池店镇池店村。1936年就读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萧友梅。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厦门、香港参加抗日歌咏活动，与诗人蒲风、克锋等人合作创作抗战歌曲。1938年8月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第二期。结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创作、指挥和主编音乐期刊等活动。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与指挥。
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此后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1945年底至1948年底，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1949年元月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指导。1960年倡议创建了中央民族乐团并担任团长。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78年至1993年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1979年在第三次音代会上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第四次音代会上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1999年第五次音代会上被推选为名誉主席，2000年初被推选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作为一位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李焕之从16岁读中学时为郭沫若的诗《牧羊哀歌》谱曲，直到81岁去世前，他的创作活动从未终止。他的创作体裁非常丰富，涉及群众歌曲、合唱曲、艺术歌曲、歌剧、交响曲、管弦乐、民族管弦乐、电影音乐等等，重要的作品有歌曲《保卫祖国》、《青年颂》、《我们齐声歌唱》、《胜利进行曲》（又名《民主建国进行曲》）、《社会主义好》、《难忘恩师》、《摸着石头过河》等，许多歌曲曾众口传唱，家喻户晓。1945年他在延安参加了优秀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与马可、张鲁等人合作）。建国初期他谱写了管弦乐《春节组曲》，该曲成为中国当代管弦乐创作的一座里程碑，其中第一乐章《春节序曲》是被演奏得最多的当代管弦乐曲之一。此外还有《第一交响曲——天风海涛》，电影《鲁迅生平》、《在长征的道路上》、《暴风骤雨》的配乐。1964年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将革命民歌《东方红》改编成为气势宏大的优秀的合唱歌曲，并为之编配了中西合璧的大型乐队伴奏谱。他在民族乐队交响化方面也做了深入的探索，谱写了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为箜篌、合唱与民族管弦乐队而作的《箜篌引》，民乐合奏《乡音寄怀》及箜篌独奏曲《高山流水》等，为提高民族器乐的表现力做了多方面的尝试。1985年2月，在北京举办了李焕之和他的夫人李群作品音乐会。1999年他以80高龄和病弱的身体，仍创作了民族管弦乐《第二交响曲——土地》的第一乐章《路》（第二乐章《诉》和第三乐章《赋》未能完成）。《路》在同年5月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首演之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同时首演的还有新作艺术歌曲《香港回归曲》和《一片相思一片情》（海外侨胞怀念祖国之歌），有力地证明了李焕之真正是一位“活到老，写到老”的永远保持创作激情和创作活力的作曲家。
李焕之还为《国歌》编写了和声和管弦乐队配器，以及钢琴伴奏谱，经广泛征集和评选后，由周恩来总理批准确定为发放到全世界的正式版本。
他在患癌症之后，还整理、订正了冼星海在莫斯科写的《黄河大合唱》总谱，并担任编辑、出版《冼星海全集》的副主编。
李焕之的创作生涯长达65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和新时期等几个阶段，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其作品展示了他60多年人生之旅的心路历程，也生动地记录了中国革命路途的曲折与光辉。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将列入中国艺术宝库，永远闪耀艺术的光芒。
作为一位中国当代优秀的音乐理论家，他从延安时代起开始发表音乐论文，数十年来共发表了300多篇音乐理论文稿。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华北联大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他曾编写了一本20余万字的专著《作曲教程》（尚未出版），这是他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和革命音乐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和分析了民间音乐的特点写作而成的，在战争年代曾以手抄本、油印本等多种形式广泛流传在各解放区和部队文工团中，对培养青年作曲人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继出版了《怎样学习作曲》、《歌曲创作讲座》、《音乐创作散论》、《民族民间音乐散论》、《论作曲的艺术》等多部专著。1997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当代中国音乐》（“当代中国丛书”之一）一书，这是他在病中坚持完成的又一重要工作。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对60多万字的书稿逐字逐句做了审阅和修改，使当代中国音乐能够客观、真实而全面地反映新中国音乐的光辉成就。李焕之的专著和音乐论文都直抒胸臆，并始终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注重音乐艺术的特殊规律，思想从不保守。如何提高音乐创作的质量，如何丰富群众的音乐生活，始终是他关注的理论焦点。他的文风和他的为人一样平易、亲切、朴实、自然，将深邃的理论思维以通俗的语言廓清。李焕之饱含远见卓识的理论著述，也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
作为一位中国优秀的合唱指挥家，李焕之是直接从冼星海那里接过指挥棒的。他在鲁艺随冼星海学过指挥，1940年冼星海离开延安去苏联之后，李焕之多次指挥鲁艺合唱队演唱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50年代他担任中央歌舞团民歌合唱队的指挥，同时担任北京业余青年民歌合唱团的指挥。1957年7月他带领北京业余青年民歌合唱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合唱比赛，荣获金质奖章。这是中国合唱团在世界上的首次获奖。1980年他带领中央民族乐团小组赴日本演出时，曾指挥日本NHK合唱团演唱中国合唱作品。李焕之还将民歌《生产忙》、《八月桂花遍地开》、《茶山谣》等改编为合唱作品，后来又将传统琴歌《汉节操》改编、创作成古琴弦歌合唱《苏武》，又选用琴歌《胡笳十八拍》的素材，改编、创作了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这些作品，大大丰富了祖国的合唱曲目。
作为一位中国当代优秀的音乐活动家，李焕之广泛、深入地参与了中国音乐建设事业和国内外音乐交流活动，为推动中国音乐的发展和提高中国音乐的国际地位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49年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953年率团赴朝鲜参加第三届抗美援朝慰问演出；1955年到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莫扎特诞辰200周年活动；1959年为中苏合拍的电影《风从东方来》担任中方作曲（苏方作曲家是科留科夫）；1960年率领中国音协代表团赴日本参加日本歌声运动；1981年作为首席代表出席香港举办的第七届亚洲作曲家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当代中国音乐创作概述》的学术报告，并应大会之约创作了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1986年他参与发起的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在香港成功举行，引起世界乐坛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极大关注；1988年带团出席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现代音乐节，并作了报告；1995年赴韩国汉城参加第26届国际音理会，作了题为《世纪的回眸》的专题学术报告。这些重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扩大了中国音乐在世界上的影响，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多年来，李焕之曾获得很多重要奖项和荣誉。1989年，他的《春节序曲》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首届金唱片奖创作特别奖；1993年6月，他的管弦乐《春节组曲》、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和歌剧《白毛女》（作曲者之一）等作品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9年2月，荣获厦门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荣誉奖；2000年元月中国文联主席团给李焕之颁发了荣誉委员奖牌。李焕之还曾任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名誉团长、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等职务。
由于李焕之在音乐文化方面的杰出成就，1999年9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IMC）第28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音理会荣誉会员。这是国际音理会的最高荣誉，颁发给为音乐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特别是在国际上做出重大成就的人士。他是本届大会选出的唯一一位荣誉会员。李焕之以他光辉和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音乐界的高度评价和承认。
李焕之一生胸怀坦荡、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廉洁自律。他在顺利时虚怀若谷，不骄不躁；处在逆境中充满自信，不卑不亢。他以老一辈音乐家博大、宽厚、诚挚的情怀，热情支持、扶植中青年音乐家健康成长，博得了广大音乐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群众的尊重与爱戴。他用坚强的毅力来抵抗癌症的痛苦折磨，1999年年底，在晚期癌症折磨和两耳完全失聪的情况下，将《路》改写成单乐章的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这是他用生命和心血完成的绝笔，是对生他养他的祖国土地的热情颂歌，也可以说是对他毕生创作之路的一个总结。
（梁茂春，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当代音乐》、《百年音乐之声》、《香港音乐家》等。）
作曲家李焕之及其创作
汪毓和
最近有幸聆听了李焕之、李群作品音乐会，心情无比兴奋激动。步出剧场的大门，在我的脑海中仍然回响着作曲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多姿多彩的音乐。作为一种学习，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向焕之、李群同志以及广大读者、同行求教。
一
焕之同志祖籍福建晋江，他于1919年出生在香港，后随家迁到厦门，并在那里上中小学。焕之同志从小酷爱音乐，而且兴趣广泛，从闽南、广东的各种民间音乐，一直到基督教的圣诗合唱、铜管乐等等，他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在中学时期，他就是学校中一名热心从事业余音乐活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他离家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特别选修科，师从萧友梅学习和声及作曲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回到厦门、香港一带，结识了进步诗人蒲风、黄宁婴、克锋（即金帆）等。同他们合作了不少抗战歌曲。这样他开始了早期的创作活动，写了《厦门自唱》（蒲风词）、《保卫祖国》（克锋词）以及《安内攘外歌》（陶行知词）等60余首歌曲。
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战青年社，并通过它的关系于1938年7月，瞒着家庭，经过长途跋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吕骥、冼星海学习。结业后，即留校担任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作曲、指挥等课的教学工作。同时，在当时根据地物质条件很困难的状况下，他还先后主编了延安最主要的两个刊物：《歌曲》月刊及《民族音乐》。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他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后留在华北解放区任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
从1939年8月赴延安到1949年10月全国解放，焕之同志除了投入较重的教学工作外，仍坚持多方面的音乐创作活动。在这十年间他共创作了合唱曲与群众歌曲近50首，其中包括曾流传全国的《民主建国进行曲》和《青年颂》等；此外，还写作了一部大合唱、一出独幕歌剧、一出儿童歌舞剧，以及与马可、张鲁等同志一起参与了对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如其中有关王大春的主要唱段就是焕之同志所写，但过去在演出、出版歌剧时常常在曲作者中没有提及这一点）。
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等单位担任领导，并兼任创作工作。同时，他还长期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音乐创作》编辑部的领导。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这17年间，焕之同志作为一个作曲家曾创作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50多首，其中包括为《东方红》编合唱及配管弦乐伴奏，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配钢琴伴奏与管弦乐合奏，为重新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进行乐谱的订正、整理工作（在延安时焕之就曾经为这部作品编写了全部钢琴伴奏）以及将许多优美动听的民歌改编为不同类型的民歌合唱曲。此外，他还创作了管弦乐组曲《春节》、交响乐《英雄海岛》（注：现改名《天风海涛》）、4部电影（故事片《暴风骤雨》、《风从东方来》，纪录片《在长征的路上》、《鲁迅生平》）的配乐、舞剧音乐《白娘子》的钢琴谱、5首民乐合奏曲以及为第二届全运会的大团体操写了大部分音乐及主题歌《红旗颂》等。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0年间，焕之同志与全国许多音乐家一起被迫停止一切业务活动，被作为所谓“黑线人物”进行强制劳动和接受“审查”。但他仍利用一切可能，写作声乐作品10多首和民族器乐曲2首，其中包括歌颂中日人民友谊的合唱《友谊的春天》、歌唱台湾人民切盼回归祖国的独唱《半屏山》和革命民歌合唱《送郎当红军》等。当然这些作品在当时绝不可能得到演出和发表的机会。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统治后，焕之同志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鼓舞，重新焕发了革命的青春，积极投入了更为繁重的新的创作活动。在这短短六七年间，他创作了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40多首，其中包括为参加1981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作曲家大会专门创作的一部古筝与民族乐队的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以及近两年创作的大型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和合唱曲《长城颂》等；此外，他还为箜篌独奏写了《高山流水》和古筝独奏《酒狂主题变奏曲》等。
除了音乐创作活动外，焕之同志在几十年间还曾进行了广泛的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评论活动，发表了专著《怎样学习作曲》、《歌曲创作讲座》，论文集《音乐创作散论》以及论文《谈谈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问题》、《交响音乐的艺术规律及其它》、《论“八十年代”的歌曲音乐美学》等。
二
将近半个世纪的全部音乐创作中（特别是全国解放后的30多年间），可以看出焕之同志在为发展我国民族特色的多声合唱以及为促进交响音乐的民族化和传统民族器乐的现代化这三个领域，表现出自己的特别关注，并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过去不少中外音乐家认为中国的传统音乐都只是建立在单音基础上的音乐，甚至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多声音乐，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风格也不适合发展多声音乐。全国解放不久，人们在西南地区发现有一些少数民族有着重唱或合唱多声部民歌的习俗，像侗族“大歌”的演唱就曾使不少音乐工作者感到惊讶。但对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歌，特别对汉族民歌是否适合多声部演唱，仍有人表示怀疑。1953年中央歌舞团又成立陕北女声民歌合唱队，在王方亮、张树楠的指导下成功地演唱了不少他们所编配的陕北民歌合唱，引起了人们对探索我国多声部民歌合唱艺术的极大兴趣。接着在1956年，中央歌舞团又成立一个混声的民歌合唱队，把曲目扩大了。1957年由焕之同志亲自指导的北京业余青年民歌合唱队的民歌合唱，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焕之同志把自己的艺术青春投入到探讨我国民族音乐艺术的新发展这一艰巨的事业。他积极倡议并亲自参与组建了中央民族乐团。焕之同志不满足于把民歌合唱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品种之中，而要努力使之扩及祖国的四面八方，也开始对我国古代歌曲尝试多声部合唱的改编工作。几十年来他为了这个理想创作了不少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各种类型的民歌合唱，如东北民歌合唱《生产忙》、云南“花灯”调组歌《茶山谣》、以河南“二夹弦”为素材的合唱《三面红旗放光芒》、以湖南“花鼓”调所创作的合唱《祖国、祖国多么好》及革命民歌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等。
对待这些已在群众中留下广泛影响的、已经基本定型的各地民歌，焕之同志的艺术处理一般都釆取比较谨慎的方针，基本上以齐唱加二部合唱伴唱为基础，伴奏一般用小型民乐队作旋律的烘托，或采取无伴奏合唱形式。如东北民歌合唱《生产忙》，他对歌曲的主体部分，基本上保留其原曲调，用独唱或齐唱的方式来演唱，面对其大段衬词的伴唱则以声部简明的和声烘托，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使歌曲的欢乐、活跃情绪得到更好的渲染。他仅在其中最抒情的一段（即“九月里九重阳”那段）的主体部分配上在男声五度或八度持续音的衬托基础上的复调性二声部女声合唱，这样的处理既保持了全曲的风格和韵味的统一，又恰当地在“黄金分割”处造成一个最动人的感情高潮。
对革命民歌的艺术处理，他比对一般的民间歌曲作较大胆的考虑，其中我认为对《东方红》的编配既简练又有成效，对伴奏用了钢琴（或管弦乐队），对合唱部分则根据歌曲内容及演唱情绪发展的要求很有层次地把齐唱、二部合唱、四部合唱作了逻辑清晰的完整布局，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和声衬托。像对《八月桂花遍地开》则是采取了变化更多的复调性无伴奏合唱的形式。
根据古代音乐所作的琴歌合唱及弦歌合唱，是焕之同志多声部民族合唱事业中重要的方面，他对之做出了更富于创新意义的艺术处理。在这方面他先后创作了古琴弦歌合唱《苏武》、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唐代“五弦琵琶谱”曲男声合唱《秦王破阵乐》、琴歌女声合唱《子夜四时歌》等。其中我认为，完成于1984年春的《胡笳吟》是最突出的代表作。（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焕之同志于1978年8月就有过打算，当时曾抄记了原琴歌的乐谱，并对之做了初步的设计。后来放下了一段时间，到1980年8月他又对同名琴曲作了记谱。集中投入全曲的创作是在1984年初至当年5月，整个酝酿过程前后延续了5年。）作者为了深入理解这部古代著名的琴曲和琴歌，曾对两种最有代表性的传谱，即陈长龄打谱的明代《琴适》中的传谱及清代打谱的《五知斋琴谱》中的传谱进行了对照研究，还参照了根据杨荫浏译谱的白石道人琴谱的有关篇章及其他有关史料。这些工作无疑对作者掌握我国古代声乐所特有的神韵以及创造性地将传统琴歌乐谱中所没有详细记载的许多富于韵味的声腔变化给以新的体现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作者为了更好地表现歌词内容所要求的情感，还将原曲的音乐作了大胆的扩展，并利用多声的手法使音乐更富于感人的表现力。例如在其“第一拍”的最后二句，作者将只有10小节的原曲旋律扩展成18小节，前一句扩展了一倍，后一句扩展了五分之三；同时在合唱声部处理上，男声部强调了半音进行的变化和弦作衬托，而使女高音声部作充分自由的声腔扩展。这样的处理不仅使整个合唱突出我国古代诗词吟诵中的高度音乐性的韵味，而且把蔡文姬当时内心强烈的悲痛和怨诉作了富于形象的刻画。
类似这种对原曲音调作较大的扩展及在合唱声部上的细致处理，在其他各“拍”中都有，其中对“第十五拍”的全部旋律，作者没有按照《琴适》中的传谱，而是根据《五知斋》的琴曲重新写作的。这说明无论原来的琴歌抑或原来的琴曲，对作者讲来只是作为自己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的素材，作者在合唱套曲中所想到的更多的是尽可能在原来题材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对这一著名古代诗词的新的感受。还必须指出，作者在这里运用了钢琴代替琴歌，主要用琴、箫助奏的形式。表面看，这种伴奏形式在音色上与原来琴歌作了较大的改变。但我认为这一改变使伴奏在音量上和充分发挥多声效果上与作为新的表演形式的多声合唱达到了新的平衡。同时，作者对钢琴伴奏织体的考虑是非常细致的，他巧妙运用了现代创作技法，特别是自由模仿的复调技法，使钢琴织体与多声合唱结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共同参与形象的刻画。
三
焕之同志在解放前也和我国绝大多数作曲家一样没有写过多少器乐作品。解放后30多年间，在器乐创作方面，可以看出他力图选取与现实人民生活有联系的题材和音调，表现广大群众对新时代的感受以及尽可能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我国自己的民族特色。例如管弦乐组曲《春节》就是作者对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共度节日的生活情景的回顾，从中体现出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新的气质。在音乐风格上，这部作品是继马可的管弦乐《陕北组曲》之后力图通过交响音乐形式探讨具有鲜明陕北民间音乐那种朴实、高亢、豪放风格的成功之作。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序曲——大秧歌”经1956年首演后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其他三个乐章也写得很出色，如第四乐章“灯会”的音乐，自始至终充满了民间节日的欢乐气氛，作者对节奏、音色、力度的变化处理以及对中国打击乐的运用都很巧妙，遗憾的是这部组曲很少得到完整的演出机会。
交响乐《英雄海岛》是一部四乐章的标题性交响乐。可以看出，作者除了正面反映当时地处前线的厦门岛上军民英勇保卫海疆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外，对交响音乐的民族化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因而各乐章的大部分主题音调均取自闽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在创作上可以看出作者力图在和声、配器等方面有新的突破。此外，乐章的几个主要主题，在音调特点、织体写法及音色的对比上都成功地把不同阶层的群众纷纷投入战斗的英豪坚强的形象作了生动的各具性格特点的刻画。这部作品也表露出作者对自己家乡的深厚感情。
关于民族器乐的创作，焕之同志在50年代曾写过一些小合奏，如根据闽南歌仔戏曲牌所配器的《芗剧音乐联奏》就是一首很动听的民乐合奏曲，后来，作者对不同作品中的大型民乐合奏也曾作过探索。但是，我认为焕之同志在近几年力图利用这种艺术形式对我国传统古乐遗产进行现代化的试探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如取材于著名琴曲《离骚》所作的古筝与民族乐队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以及取材于著名琴曲《高山》和《流水》所作的箜篌独奏曲《高山流水》就是突出的代表。这两首作品并非是琴曲的改编曲，作者也没有着意对古琴演奏的音响做什么模拟（这在当前一些取材于琴曲进行创作的作品中是常见的），而是取材、借意于琴曲而做的新的创造。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为了更深地挖掘其音乐的内涵，在塑造这位伟大人物（按：即指屈原）的崇高品格上，使其艺术形象更高、更典型。于是，我在琴曲的基础上，取其精华部分，重新组织、再创造，把它的主要音乐形象予以扩充、发展……”这里所说的“取材”，主要是指乐曲各个主要主题的音调，作者都是引自琴曲的原有旋律；这里所说的“借意”，主要是指作品的题材内容、艺术气质和意境，作者都尽量与琴曲基本保持一致。但是，对乐曲的艺术构思（包括主题音调的选择和乐曲的结构）和乐曲的音乐形象的塑造（包括主题的展开和织体音型的写作等），作者完全脱开了原琴曲的基本逻辑而作了全局性的、重新的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汨罗江幻想曲》的创作中不仅大胆而又审慎地运用了现代器乐创作的多声思维，而且对乐曲的织体写法还广泛运用现代器乐创作的交响性思维，因而使乐曲的音乐展开既保持了我国传统音乐那种古朴深邃的情趣，又增添了现代交响音乐创作那广阔、丰满、富于色彩变化的新貌。
还必须指出，作者对乐曲的演奏不着意于外在地去模拟古琴，而尽可能地发挥筝（或箜篌）的特殊技法，以求其艺术表现更丰满，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在《汨罗江幻想曲》中除了在个别地方适当保持琴的“吟揉”之法外，作者更多地发挥了为筝所擅长的“刮奏”、“按滑”、“摇指”、“扫摇”、“劈托”等技法，以及为现代筝曲所发展的“双手抓奏”、“多声琶奏”等。因此，从筝的演奏讲，该曲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创新。
回顾焕之同志几十年来的大量创作，无疑他经历了长期艰辛的劳动，在艺术创造上已结出了可喜的硕果。像《民主建国进行曲》、《苏武》、《胡笳吟》、《汨罗江幻想曲》、《高山流水》等一系列作品的产生，除了它们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们标志着焕之同志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多声合唱和民族器乐不停地在前进，不断地在艺术创新上作出自己的贡献，他的这些努力为我们今后创造更多更好的民族音乐新篇章探索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选自《李焕之音乐文论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汪毓和，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民音乐》副主编，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等）
永远记着焕之 学习焕之
周巍峙
人民音乐出版社热心为李焕之同志出版论文集，李群同志约我为之写序，作为李焕之老友，我也有话要说，乐于从命。
我与李焕之同志相识是在1944年5月，我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在敌后工作五年半的工作情况，由中组部安排到鲁艺工作、学习。那时焕之同志是戏音系音乐教员，他待人亲和，工作勤奋，给我很好的印象。不久抗战胜利了，他随鲁艺华北文工团到张家口工作，我们又同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而且同在音乐系教课，他教作曲、指挥，我讲《聂耳研究》和现代音乐史，相互交往十分融洽，成为挚友。在联大文艺学院组织写《自卫战争大合唱》时，我们又一起参加集体创作，同写《大反攻》大合唱一曲。他比我写得流畅有力，最后选定用焕之写的一首，我很服气。那时是解放战争时期，处于战斗环境，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难，我们生死相交，又进一步建立了战友的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举行第一次文代会，我和焕之不仅同在一个会上，而且一起随中国青年文工团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简称“世青节”），并曾一起为获得特别奖的大秧歌舞打过大钹。中央歌舞团成立，我们又在一起开展艺术业务。而在“十年浩劫”时，我们又同被迫害，成为“难友”。最想不到的是，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之间我和焕之又当了一次“难友”，先后被诬为搞“精神污染”，要大力加以“清除”。一时间报上写文，内部“揭发”，多层次配合，似乎又要掀起一场大批判运动了，压力很大。幸好领导上坚持“双百”方针和实事求是原则，使那些人的意图没有得逞，才还我们以清白。
我和焕之相处57年，一起享受过胜利的喜悦、生活和工作的欢乐，也遭到过重重挫折，度过十分不平常的日子。看起来我和焕之的“缘分”可算不浅了。
焕之同志一生听从党的召唤，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一生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工作，更可贵的是他崇高的品德，一生不求名利，从不炫耀自己；他洁身自好，宽厚待人，不攻心计，是一位地道的老实人。当我们谈起焕之同志为人时，总爱说他是“老实人”，这里没有任何贬义，而是对他的一种尊称，一种爱称，有时也有一点为他解除误会的意思。他不仅是我们大家公认的一位非常杰出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位经过多方面考验合格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党的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一位坚持党的先进文化方向，一贯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忠于祖国的文化闯将和功臣，他用他的革命实践在当代音乐史上写下了十分光辉的篇章。
在音乐创作上，从他16岁的处女作《牧羊哀歌》算起，到他81岁逝世尚未完成的《第二交响乐》，共经历了65个春秋，作品的数量据不完全统计，达400余首（套），而作品的多样性涉及音乐各种体裁、样式，在声乐、器乐、歌剧、电影音乐等不同门类的作品中都有许多上乘之作。如在歌曲中有影响一代人的《民主建国进行曲》和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社会主义好》；在合唱方面，他改编的《东方红》大合唱成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载歌载舞，给予观众十分强烈的感染。我非常喜欢他用民歌改编的几首合唱，如《八月桂花遍地开》、《生产忙》、《秋收起义歌》及《啰嗦五更》等，这些作品既忠实于民歌的固有风格，很好地保持了民歌的原有韵味，又具有今天时代新鲜的气息，大大加强了原有民歌的艺术魅力。特别是他根据云南民歌改编的女声合唱《茶山谣》，那清丽纯美的女声像泉水一样清甜沁人。同时，他还充分运用了古典音乐文化以弘扬民族的时代精神，大胆地致力于古乐创新声的合唱创作，他依据古琴弦歌《苏武思君》的乐谱所编配的一首古琴弦歌合唱《苏武》，在1957年参加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合唱比赛中荣获唯一的金质奖章。
在刚刚迎来科技文化春天的1980年，他就利用古琴弦歌创作了大型的合唱套曲《胡笳吟》，以后又创作了古琴弦歌《子夜吴歌》的女声合唱曲，大鼓与钢琴伴奏《秦王破阵乐》的男声合唱及箜篌、大合唱与民族乐队协奏的《箜篌引》等。在器乐创作方面，无论是民族管弦乐，还是西洋管弦乐，他都有成功之作，其中管弦乐交响组曲《春节》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的欢乐情绪和乡土风情，是一首把民歌音调与西洋管弦乐技巧融合得十分巧妙的成功之作、经典之作，为海内外广大听众所热爱，这部作品于1989年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创作特别奖。后又与他创作的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和曾经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一起，于1993年再度荣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荣誉奖。他从1947年起就开始研究河北定县子位村的吹歌会曲目，改编成民乐合奏曲《放驴》，后来又写民乐合奏曲《乡音寄怀》、《音诗——梅花情操》，交响诗《大地之子》，还有一大批改编移植的器乐作品及编配得很好的《国歌》器乐总谱，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和尚未完成的《第二交响曲》。在电影电视配乐方面也有佳作，如中苏合拍的故事片《风从东方来》、故事片《暴风骤雨》、舞剧片《白娘子》、大型纪录片《在长征的道路上》等。
焕之同志在音乐界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著名作曲家，而且是音乐界的一位多面手，知识全面，造诣很深。他不仅作曲，同时还是一位很有修养和富有实践经验的指挥家，在专业指挥的舞台上，自1940年亲手接过星海交给他的指挥棒起，无数次地指挥《黄河大合唱》，并且不间断地指挥各类合唱队和乐队，有数十年的指挥实践。而且他还是一位知识广博、富有音乐教学经验的音乐教育家，他从20岁起就成为延安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音乐教员，而且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专业教学的好教师。为了教学的系统性，他自编教材，在1946年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缺乏参考资料的困难条件下，撰写出在解放区内第一部含10章共20万字的《作曲教程》，解决了当时教材匮乏的问题，又加强了作曲教学的系统性。另外，他还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讲原则，又重分寸，能与时代同步，又具有独特见解的负责任的音乐理论家，他写的许多论文大都不含偏见，评论公允、极富启迪性，使人阅读时更易于接受。他对音乐美学和作曲规律的探讨，更给人以很多启迪。他对于中西音乐文化都有较深透的阅历和修养，因此，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实践中，他总是身体力行去争取做好，中与西、古与今在焕之的音乐实践中，二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益，相得益彰。做到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焕之同志是一位为人民做出了出色成就、了不起的艺术家，是一位人格、艺德都值得我们学习的音乐界优秀代表人物。他一生都清心自守，只讲奉献，从不向人索取，也从不炫耀自己；一生平实无华，平易近人，看起来不像是一位文化界很有名望的音乐家、领导人，而是一位平平常常的知识分子，这就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焕之同志一生不求做官，他也不善于做官。但他是一位对人民事业极端负责的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一辈子踏踏实实工作，兢兢业业创造。因此，他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在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的岗位上，他的工作是出色的，他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是很大的。在他领导中国音协的几年中，在音乐界思想不十分统一的条件下，他认认真真地贯彻了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正确评价了流行的“通俗音乐”，鼓励了一批优秀通俗歌曲的作曲家，同时也支持作曲家们在创作方法和风格方面做多方面的尝试。使当时一度狭窄的创作思想拓宽了思路，一度沉闷的学术空气变得活跃起来，逐步创造出一个思想比较解放、创作环境比较宽松的局面，对繁荣音乐创作、表演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也赢得了音乐界绝大多数同志的赞誉。可是，那时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责难和非议，对焕之同志允许“新潮音乐”和“通俗音乐”作多方面尝试的意见大加攻击，进而兴起所谓音乐界的“两个怪胎”论，一方面是对“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进行“封杀”，另一方面是将“两个怪胎”强加到焕之头上，使他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对此，焕之同志坚持了自己的正确原则，讲清自己对“通俗音乐”和“新潮音乐”的看法，并对“左”的音乐思潮进行了批评，要求这些人应从学术上进行争鸣，不应空对空、概念对概念地任意反对与否定，更不应该说支持青年音乐家是为了取得他们的爱戴，这就把坚持百花齐放原则立场的做法庸俗化了。那时我仅看到焕之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除了十分同意他的观点之外，同时也听到某些人曾在私下策划，要就两个所谓“怪胎”等问题，从方向原则上对焕之进行全面批评，并进行分工准备。后来，因情况变化没有搞成。我真想不到这些人怎么这样无情，一定要把焕之这样的好人、“老实人”一下子扳倒？还要把我这个早和音协工作没关联的人搞臭？这证明“左”的痼疾是长期顽固存在的，对它可不能掉以轻心。由于这场争论，使我真切地感到焕之同志的勇敢和伟大。他这样内向的“老实人”能站出来与“左”的音乐思潮公开进行辩论，毫不含糊，这是一种坚持党的文艺方向，捍卫真理，保护音乐家，繁荣艺术事业的正义感和原则精神，一种毫无奴颜媚骨不畏惧权威的大无畏精神，这在音乐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此，我对焕之同志更加深了亲切感和尊敬感，这也是我们应向他好好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多年来焕之同志患了不治之症，又遭遇到外来压力，心理上不免有所遗憾，但他绝不灰心丧气，在病中仍积极写作，勤勉工作，直到最后。
焕之同志走了，他从1936年学习音乐起，在65年的音乐工作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这本文集，更是他几十年来音乐创作和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为今后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留下的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永远记着这位多才多艺、极富创新精神的杰出的人民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理论家吧！永远记住他在当代革命音乐创作和工作中，坚持党的先进文化方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吧，永远记着他在领导中国音协和音乐团体的工作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和深远影响吧！为人民而创作的优秀音乐作品是不朽的，焕之同志也将不朽。
（本文写于2003年8月，为《李焕之音乐文论集》序。周巍峙，曾任中国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主要作品有谱写的歌曲《子弟兵进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