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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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经典的永恒绽放(1)

正文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注释

蒙:蒙童,古时指刚入学的儿童。训诂: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话来解释词义。

句读:指语句中的停顿,短的停顿叫做“读”,长的停顿叫做“句”。

凡是教育刚入学的儿童,一定要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每个字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词句讲解清楚,使学童读书时懂得原文的停顿。

心解

循序渐进

这四句话说的是儿童在启蒙阶段的学习内容和步骤。启蒙教育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孔子曰:“少成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生都会起作用的,因此《三字经》认为“训蒙”“须讲究”,而这一阶段孩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训诂和句读。

古代的儿童入学后,首先接受的是识字教育。识字的主要教材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古时的儿童摇头晃脑地跟着夫子读《三字经》,反映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情况。当儿童“能识两千字”时,老师就开始“讲书”了。“讲书”就包括训诂和句读两部分。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的方法,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后来才将这门学问称为“训诂”。我国的汉字,是一种形体文字,每个字都包含形、音、义三部分,研究这三部分的学问分别叫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训诂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学习的初级阶段)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训诂学研究方法有: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做“依”的意思;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所谓句读,就是对句子进行标点断句。古时称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做句或读。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古代中文在书写上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设计,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传达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句读的由来。一般是以句号(。)作为一个句子的终结,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句中语气承转停顿以读号(,或、)表示,则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和顿号。像这样加注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又被称为“圈点”,如果再加上注解或注脚的动作,则被称为“圈注”。正确的圈点除了可以明了句子和文章原意,也可显现一个人基本的学识和涵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原意。所以古代教育童蒙读书,非常重视句读能力的训练。韩愈的名篇《师说》中说道:“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也道明了学习句读的重要性。据说周总理在一次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把国民党一方驳得体无完肤,国民党代表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叫嚷与共产党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同志淡淡一笑,幽默地同样以这四字作答,只是停顿有所不同。他说:“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正是利用标点非常机智地回敬了对方。还有一个句读救命的故事。清朝末年,一个书法家奉旨给慈禧太后题写扇面,写的内容是王之涣的《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由于一时的疏忽和紧张,竟将“间”字漏掉了,慈禧一看,大怒,竟把这个书法家问成死罪。此人急中生智,忙解释说:老佛爷息怒,这并不是王之涣的原诗,是用他诗的原意填的词,并当场标点断句,吟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一听,无言以对,那位书法家也捡回了自己的性命。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足以认识到句读的重要性了。

正文

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

注释

为学:进行学习。初:开头,开端。小学:初等教育。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

作为一个学者,求学的初期就要打好基础,把小学阶段的知识都掌握了,才可以读“四书”。

心解

四书

这四句是说学习的具体阶段,只有完成了小学的科目才可以读“四书”。古时的小学和现在的小学有些不同。朱熹主张“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有了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凡年龄在八至十五岁,不分贵贱,只要年龄和心理特征正常便入小学,十五岁以后便入大()学。

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而且“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如果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那时再弥补,就极为困难了),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古时小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和洒扫进退的规矩。“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内容之前已经说过。日本将其变化为八道: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朱熹认为:“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师、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可见在朱熹看来小学应以教事为主,主要内容是伦理规范的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大学是更为系统的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还对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和小学教育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经过了小学阶段,就可以阅读“四书”了。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在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对于“四书”的学习,朱熹认为“读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且强调“初学且须知缓急”。朱熹的意思是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的精微之处:融贯了《论语》、《孟子》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和“四书”同样普及的是朱熹的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

“四书”在我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闪耀古今。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四书”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无数先贤实践和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多诵读一些经典,不仅能让我们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相信社会也能由此形成一种文化认同的新秩序。

正文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注释

论语:书名,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作品。

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美称。善言:具有教育意义的言论。

《论语》共计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一部书。

心解

《论语》

《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由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的。它主要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我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公元前-前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幼年家境非常贫寒,却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受到齐景公的赞赏,但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未被重用。不久后返回鲁国,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孔子五十一岁时,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国的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后季桓氏迷恋歌舞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于是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九岁。六十八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他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之后,他不再求仕,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孔子七十三岁时患病,不愈而卒。

《论语》书名的来历就要追溯到我国古代人写作的体例。古代书籍的写作体例,大体分为“著作”“编述”“钞(抄)纂”三大类。由钞(抄)纂而成的书籍,古人称为“论”。《论语》的“论”,就是排比资料、纂辑成编的意思,“语”者,语录也,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论语》共计二十篇,一万两千多字,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语言表达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到汉代时,有《鲁论语》(篇)、《齐论语》(篇)、《古文论语》(篇)三种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流失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现代人对《论语》的注解则以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为最好。这本书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论语》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礼和仁。“仁”,仁德。《论语》的“仁”,不是通俗意义上仁爱那样简单的意思,它蕴含了君子所有必须具备的道德品性和个人修养。仁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礼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孔子以礼来规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同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后人称为“德治”或“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