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争中，最应该防止的，是绝对化的极端思维，即认定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谬误，而且为了和对方划清界限，不惜将自己的观点推向极端。其结果就必然是自己观点里原有的合理性在极端的推演中丧失殆尽，而走向反面。
因此，对于学术论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追求真理”为旨归，就能够做到坚守中的调整，从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另一种以“争输赢，争权力、地位”为目的，就必然拒绝做自我调整和完善、发展，进而导致自我的僵化。这已经涉及第二个问题——
其二，跳出名利场、权力场，多一点承担意识。
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追问的：为什么王尚文先生在语文大论战中，既坚持了思想的独立，敢于对权威的观念挑战，大胆说出：“我不同意”；又对自己的思想观念保持清醒，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超越？其实很简单：他摆脱了名缰利锁，淡泊名利，所以能跳出名利场和权力场。而如我们前面所说，语文教育改革既已被利益化，语文教育界也就是一个名利场和权力场。沉溺其间，还是努力跳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能不能坚守教育理想与理念的一个关键。于是，我们还要追问：不求名利，求什么？王尚文先生一再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语文教育事业略尽绵薄之力”。那么，这不息的动力来自哪里？王尚文先生回答说，是“出自内心的兴趣”和“作为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语感论〉修订版后记》），以及“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信念（《〈走进语文教育之门〉后记》）。我想把它概括为“三承担”，即对自我的承担，对教育的承担，以及对民族未来的承担。首先是语文教育对他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对语文教育的无穷忧虑的另一面，是他享受着语文教育给他带来的无穷的快乐，他是“语文人”，离开了语文教育，他的存在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他同时对语文教育事业负有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语文教育的大任降于王尚文也，中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怎能没有王尚文，怎能没有在座的诸位！教育从来就是指向明天的，我们是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培养人才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教育搞好了，子孙受益，永远感激我们，教育的任何失误、失败，都会贻害后代，我们也将受到谴责！王尚文先生正是时时刻刻感到这种面对民族未来的压力，他的所有的思考、研究，就是为了寻求摆脱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困境的出路，以便对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不懂得王尚文先生这样的使命感、欠债感，就永远无法理解他的教育思想。他的具体的教育思想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的教育思想背后的这样的自觉的承担意识却是更具有普遍意义，更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