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连续用粲字韵作诗四首，黄庭坚则连续次韵五首。凡作诗使用艰僻难押的韵字，谓之用险韵。“粲”字韵诗中的“盥”、“缓”、“贯”、“懦”、“炭”、“粲”皆属险韵。黄庭坚有意反复次韵，五返而不为所困，作到愈险愈奇，如“粲”字则有“何因见此粲”、“但索长安粲”、“万世星斗粲”、“尊前有三粲”、“择友得荀粲”。此种险韵有勉强凑韵之感，语意生涩，颇为古奥，形成险怪之风。此外山谷诗中用散文句法，五言用上三下二句法，七言有上三下四句法，使用怪异意象，以议论为诗等，皆是学韩诗所致。
四 崇尚杜诗的艺术精神
宋人学杜诗是北宋诗坛的一种主要倾向，如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陈师道、黄庭坚皆主张学杜，但确如苏轼在《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中所言：“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由于学杜者个人的性格、修养、经历、艺术感觉、人生价值观念的相异，他们对杜诗的理解、取舍皆有所不同，因而有的得其皮毛，有的得其精神实质。杜诗的价值是由苏轼高度的颂扬与黄庭坚的认真学习而对后世发生深远影响的，使杜诗的艺术光辉在诗史上得以肯定。陈师道论及黄庭坚与杜诗的渊源时说：
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父庶、谢师厚景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婿也；其于二父，犹子美之于（杜）审言也。然过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风石而奇耳。
这里指出黄庭坚的学杜诗是受其父黄庶和岳父谢景初的影响与熏陶；同时又指出黄诗力求出奇，不如杜诗之自然遇物而奇。当然这是一方面，实际上黄庭坚学杜诗的情况较为复杂，而且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黄庭坚晚年曾对范温说过一段少年之事：
山谷尝言，少时曾诵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孙莘老问之云：“此何人诗？”对曰：“老杜。”莘老云：“杜诗不如此。”后山谷语传师云：“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传师云：“若薛能诗，正俗所谓欺世耳。”
元丰时期黄庭坚从与谢景初的相互唱和中刻意学习杜诗句法。元祐三年（1088）黄庭坚在秘书省兼史局任职时，见到画师所绘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图，为作《老杜浣花溪图引》：
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
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
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
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
干戈峥嵘暗宇县，杜陵韦曲无鸡犬。
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飘零不相见。
此公乐易真可人，园翁溪友肯卜邻。
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
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
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
愿闻解鞍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
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
生绡铺墙粉墨落，平生忠义今寂寞。
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
常使诗人拜画图，煎胶续弦千古无。
苏轼曾作有《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对杜诗历史文化背景的概括极为深刻，对杜甫经世思想的理解和对其诗价值的评价皆极高，以为乃诗之“仪型”。黄诗则描述杜甫在草堂寓居的闲适与遗世的情怀，最后亦表示对其生平遭际的惋惜，而且以为杜诗艺术高境不可继续。他们对杜甫的认识是颇相异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坚自贬谪地归江南，经巫山时作有《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因杜甫作有《巫山题壁诗》。诗为五律，黄诗虽工稳，但仍较平庸。对黄庭坚学杜的情况，胡仔曾有颇为具体的说明。他说：“古诗不拘声律，自唐至今，诗人皆然，初不待破弃声律，老杜自有此体，如《绝句漫与》、《黄河》、《江畔独步寻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声律，浑然成章，新奇可爱；故鲁直效之作《病起荆州江亭即事》、《谒李材叟兄弟》、《谢答闻善绝句》之类是也。老杜七言如《题省中院壁》、《望岳》、《江雨有怀郑典设》、《昼梦》、《愁强戏为吴体》、《十二月一日三首》，鲁直七言如《寄上叔父夷仲》、《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兼简履中南玉》、《廖致平送绿荔枝》、《赠郑交》之类是也。此聊举其二三，览者当自知之。”这是就诗体而言，胡仔从形式上说明黄庭坚学杜诗体是很成功的。我们纵观山谷诗，如熙宁和元丰间黄庭坚作的许多反映新法实施过程中给民众生活带来的苦难的诗篇，它们真实深刻地描述了现实社会底层的生活，寄寓了对政治的批评，尤其是晚年作的《书磨崖碑后》通过历史教训将政治批判推向了新的高度；还有他自蜀中归来对苏门文人不幸遭遇而深表愤慨的诸多诗篇，它们都继承了杜甫诗的现实精神。此外在句法、拗体、表现技巧等方面，黄庭坚也是刻意学杜诗的。
黄庭坚对杜诗是有具体认识的，他与友人王观复书信云：“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工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耳。”黄庭坚晚年学杜，已是在追求浑厚自然、波澜老成的高境。他在谪居戎州时曾计划手书杜甫两川及夔州诗刻石，西蜀丹棱士绅杨素翁闻知此事，特亲自到戎州谒见黄庭坚，进行商谈。黄庭坚记述：
自予谪居黔州，欲属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淹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碌碌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棱杨素翁，拏扁舟，蹴犍为，略凌云，下郁鄢，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摹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此西州之盛事，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
元符三年（1100）九月，黄庭坚为作《大雅堂记》，在文中充分论述了学杜诗的意义。他说：
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睱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旁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黄庭坚将杜甫推到了中国诗史的高峰，认为自杜诗之后诗的发展并未达到杜诗的高度。显然宋代诗歌必须进行大力的革新。黄庭坚特别指出，杜甫不是为了作诗而有意为之，而是因为现实的感受和真实的性情发而为诗的。杜诗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诗骚”传统，如果对此传统无认识，则不能理解杜诗。北宋以来学杜诗者并不重视杜诗的大体宏旨，而是窃取皮毛，穿凿附会，借以托物，关注细枝末节，这是一种偏向，也是学杜的歧途。黄庭坚对此作了严厉的批评。因此《大雅堂记》在诗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杨素翁确实在故乡丹棱县城旁修建了三重大殿以置放三百通杜诗刻石。此堂一直保存至明代末年，今故址留存，实为西蜀之一胜迹。金代诗人元好问谈到《大雅堂记》时说：
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虫鱼皆有比兴，如试世间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诗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黄庭坚学杜诗是用了很大功夫的，而且对杜诗颇有研究。他在晚年对杜诗的认识加深，杜诗的艺术精神已被其融化于诗作中，而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黄庭坚走上诗歌创作道路，要在中国诗艺的基础上前进，向前辈诗人学习是必经之途。他受家学及父辈亲友李常、孙觉和谢景初的影响直接继承了北宋诗歌革新的传统，走上诗歌革新道路。在其诗歌的艺术渊源中，陶诗、韩诗和杜诗皆是重要的元素。然而山谷诗虽能见到诸家诗的一些影响痕迹，但它并不像任何一家诗，而是在汲取众长之后创造了艺术个性独特的山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