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方面描写一个强毅的性格怎样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它不但成为主人翁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并且是一部音乐的史诗。另一方面，它反映二十世纪初期那一代的斗争与热情，融合德、法、意三大民族精神的理想，用罗曼·罗兰自己的话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遗嘱”。
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译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
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
我介绍斯诺这几篇文章的动机不止一个。传布美苏关系的知识固然重要，反躬自省的感悟尤其重要。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国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观察国际关系。进步分子也有近乎教条主义的成见，同时更受热情的蒙蔽。服膺某种主义的，以为天下的是都在这一面，天下的非都在那一面。不幸，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尽管主义是对的，政策是对的，战术还可能有错误。而且一个国家无论奉行何种主义，绝不会一成不变。比宣传与号召更重要的是生存，为了生存，纵使与主义背道而驰的政策也得执行。我们承认它这种权利，但若它求生的战术妨害了另一个国家的生存，这个国家当然也有反抗的权利。然而信仰令人对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实也会盲目。美苏关系的是非，斯诺的文章分析得很详尽，暂可不提。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摘。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红军在东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厂，进步的刊物噤若寒蝉，不置一词。《中苏条约》公布，国内所有的报纸，不分派别，一律颂扬。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独立的人格还没建立？难道我们不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想？
一九三九年德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与芬兰开战这两件事，听说在延安也有少数人怀疑，但既不敢明白宣说，也不会推究出一个真正的原因。那时，译者曾经跟一二青年朋友讨论过，他们无论如何不承认苏联也有 美国《星期六晚邮》于二月十五日，二十二日，三月一日，刊载斯诺著的三篇文章（一、为什么我们不了解俄国，二、俄国人怎样看法，三、斯大林必须和平），分析美苏关系甚详。不佞业已译出，又另加斯科特著《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政策》一文作为附录，合成一小册，题为《美苏关系检讨》，不久出版。斯诺原文引起译者感想甚多，特草成下文，为《美苏关系检讨》一书译序。兹特先行披露，就正于读者。
它的国家主义。在纯洁的心灵中，国家主义似乎与苏联的理想与主义根本不相容。青年人为了维持固有的信仰而不承认现实，固然可以原谅，但究竟不是一种进步。
前年十一月《中苏条约》公布以后，有一班少数人士，一方面要求民主，赞成社会主义，一方面又重视国家权利，把正义与平等看作高于任何主义；他们当时很严厉地指摘《中苏条约》，特别关于中东路与旅顺大连的部分；不久他们又指摘红军的掠取东北工厂。但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态度是“头脑不清”。的确，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正如国民党右派认为亲苏的必反美，必近乎异党奸匪，或竟是共产党的尾巴。他们都不能想象另一种人，抱住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的国家的利益就反对。在这样的左右夹攻之下，真正的舆论就难以建立，而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日子也愈加渺不可期了。
美国人的错误，在于只看见自己的利益——恐怕俄国人也难免吧？——中国人的错误在于看不见自己的利益，或者只知道用别人的眼镜看自己的利益，推本穷源，我们太不了解苏联，不过跟美国的误解苏联，刚好处于两个极端。虽然观察的角度、用意、结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全都相反，但所误解的对象——苏联外交政策的本质，是相同的。
斯诺揭示苏联的二重人格，解释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狡兔三窟式的苏联外交，用历史与事实，证明国家主义在苏联外交政策中不但存在，而且居于第一位。另外一个熟悉欧洲问题的记者，约翰·斯科特，在一九四五年就分析过《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政策》（见《美苏关系检讨》附录）。在某程度内，国家主义不是一个坏名词；苏联的友人毋庸为之讳言，倒是应该当作客观的事实加以研究。
“他（马克思）是宗教领袖中比较实际的一个，因为他整个的方法，使信徒可以放弃或修正他的预言，如果那些预言和实际经验相抵触。”
“……在现实主义的政治中，一个国家如一个明理的个人一样，绝不允许理论来干涉挣扎图存的实际斗争。”
“……苏联每个领袖都有两重人格：首先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关心当前的安全与势力问题；其次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理论主义者的信徒。这种二元的情形见之于事实的，是苏联政府一方面努力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合作，另一方面努力支持共产国际——它却是立誓要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外国的政治家与观察家，连美国的共产党员在内，对于俄国在国家立场上生命攸关的利益，和往往纯粹是理论上的抽象观念或宣传作用，老是搅在一起弄不清楚。”
“一切苏联的宣言，实在需要同时用两副眼镜去读的。”
我想，像斯诺这一类的观察，对国内多数人士还是很新鲜的，他们似乎停留在相信世界革命不久即可来到的阶段，从没留意俄国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的外交，近十五年苏联对中共态度的改变等，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反映苏联政策怎样的转变。他们不知道“苏联的代表，不论在国内国外，以纯粹国家主义者立场说话的时候居多，而以马克思主义者立场说话的时候较少，但两种立场兼而有之的时候还是最多”。他们不像斯大林一样相信这两个不同的制度可以并存，可以和平合作，反而因美苏关系的紧张，更加强调两个制度冲突的不可避免。其实，光明的来到，绝没有热情的信徒所想象的那么快，达到光明的路也并不是只此一条，并无他径。半世纪来，多少国家实行了议会制，但有没有两个国家的议会制是一模一样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到现在还没完成。以为光明就会到来，是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以为光明的路只此一条，社会主义只有一种，便好像“教皇无误”说一样，会产生不容忍与迫害，从而妨害改造世界的大业。而有意无意地主张“与资本主义的战争不可免”，更是忘记了下一次战争不仅是某个社会的毁灭，而是全人类的毁灭。然而这一点，不但斯大林明白，连美国的军人也明白。
对于国内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十余年的实际政治经验中，似乎已觉悟到时间与空间的重要，懂得了“事实的逻辑强于任何的逻辑”。否则，西安事变不会那样的结束，抗战根本不可能，而新民主主义也毋庸提出了。但他们还没机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露面，所以表现在内政上的一部分智慧，在外交上就没有，只要看延安报纸对美国的批评就可知道。
在批评国际局势时，非共产党的人，照理更应当持重，但他们太重视抽象的理论与机械的教条，忘记了政治是一切科学中最实际的，太着眼于未来的乌托邦，忘记了自己的生存、种族、时间与空间，使敌人振振有词地把帽子乱戴。我顺便提这一句，并非劝人慎防帽子，而是指出过于重视理论的表现，在内政上并没建设性的效果，反而把无党无派的面目弄糊涂了。我也绝不提倡狭义的国家主义，但像歌德与席勒，在日耳曼四分五裂之时自命为“世界公民”，距离现实究竟太远了些。倘使我们的最后目标，眼前会妨害生存，那么只有把握当前的问题，就事论事，把未来的鹄的暂且搁起。这并非放弃目标，正如斯大林求和平的政策，并非就是放弃共产主义。以我们的现状而论，遇到任何友邦以国家主义对付我们时，我们单单压制自己的国家意识，眼睛只看着美妙的理想，绝非挣扎图存之道。委曲求全未始不可，有时甚至必需，但委曲求全只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而且自己心里要明白这是“委曲”。至于在错综万状的国际争议中，假如分不清双方的真主意与假姿态而一味做左右偏袒，或遇事张皇而夸大局势的危险，或跟着旁人抨击对方（正如普通美国人对苏联的态度），甚至当苏联尚未放弃和平合作的时候，我们倒以为不可避免的冲突就要来到，那么，除了暴露自己的幼稚以外，对世界和平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战后世界的动荡，大半是暂时的。三强的力量迟早会觅得一个均势。在平衡的局面（不问这局面只能维持十年还是二十年）未实现之前，一些表面的击撞，绝对不是可以燎原的火星。美苏之间并无当前的利害冲突，双方的经济摩擦，过去没有，将来也很少可能。苏联既不需要国外的原料，也不需要国外的市场。像英国反对派工党克洛斯门所说，现在绝不是慕尼黑的前夜。那么美苏关系的紧张，真是军火商或战争掮客煽动起来的吗？或者如苏联所宣传的，是独占资本主义必然的趋势吗？我想，虽然美国人认为左倾的斯诺，也不会肯定这种说法。斯大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再不能包围苏联，即使他们心里想要，也办不到。
事实上，在重新支配势力圈的国际会议中，总是由恐惧心理控制着各国的外交家。恐惧的原因不外乎对自己缺少信念，对旁人多所误解。美国固然流行恐苏病，苏俄也有遗传的排外主义与共产党的传统恐惧。要消除他们的猜忌而促进了解，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但第三者少动感情，少做偏袒，在消极方面至少可以不助长他们的猜忌。虽然马歇尔调解中国事件的报告书，确言中共并没得到苏联的接济，但美国人始终觉得中共的扩张即苏联势力的扩张，再加中国反对派的恶意宣传，使美国更觉得精神上受了苏联的威胁。所以非共产党员的中国人，大可不必加强美国人的错误印象。我不说我们为此就不该抗议美国对我们不公平的行为，但至少要使美国人懂得，这种抗议纯粹是为了国家生命攸关的利益，而不是党争的手段，更不是附和另一个国家的表现。尤其在莫洛托夫漫天要价，美国人着地还价的当儿，尽管他们面红耳赤，恶言相向，笫三者也可稍安毋躁，不必像美国共产党员一样，动辄钻入政治牛角尖。
反之，倘使我们的报章，除了颂扬俄国式的民主，歼灭法西斯的英勇战绩以外，还能分些力量，客观地报道苏联政治，外交，社会各方面的情形，分析一下斯大林不要战争的原因，其结果不但对我们国内政治有良好的反响，即对美苏关系也不无贡献。
《星期六晚邮》的总编辑，在发表斯诺本文之前加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及全体读者的公开信”作为按语。据说这几篇文字在编辑会议中，引起的争辩，“可以和莫洛托夫、贝文、贝纳斯最激烈的论战相比”。编者又说明两点：“第一，美国人民是素来喜欢公平的，对于俄国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应该从各方面加以观察。过去一年中，本刊曾披露不少文字，客观地暴露苏联令人讶异的行为。斯诺并不想替这些行为寻求恕辞，而是想解释这些行为后面的逻辑，认为我们在指责或纠正苏联行事之前，应当先了解它的原因……第二，编者相信斯诺这些文章只能增进对俄国的了解，帮助赢得世界和平……”
斯诺本人的态度也非常持重，公正。在介绍俄国人的见解时（第二篇），通篇用幽默口吻。这一点我特别提醒读者，并非我低估我们的程度，因为有人译过并且发表过这第二篇，把其中挖苦的反话统统变成了正面的肯定语，和作者原意刚刚相反。斯诺说伊凡·伊凡诺维奇如何偏执如何顽固，乃是避免伤害美国人的自尊心，也因为《星斯六晚邮》一向是美国右倾的保守派的刊物。
斯诺劝美国人“学一学怎样去了解苏联的语言，然后再去搜寻失望的结论，那并非为讨好俄国人，而是使我们自己的血压不要升高”。我却要请中国的读者学一学怎样去了解美苏双方的语言，不要把人家的战术过于当真，呐喊助威不要过早。那并非为讨好美国人，而是使自己的眼目清亮。关于美国内情的材料，正反两面，美国人就有不少可以信服的文章供给我们。而涉及苏俄的，反面的材料既不能轻易采取，正面的又是一味歌功颂德，少有实质客观的报道。可是跟一个有价值的人做朋友，光是没头没脑地恭维只能招他轻蔑，替他护短只能妨害他的进步，同时又替他树立敌人。何况我们的地位是要做美苏的桥梁，而非美苏的战场！我们在两大国之间处得好，世界就有和平，而我们还来得及真正爬到五强的地位；倘使投入任何一方面的怀抱，整个人类的前途都不堪设想，遑论中华民族了。
最后，我相信我的读者对美国多少是有抗疫性的，而对苏的软心肠却未必全部合理。所以我特别针对这一点说话。至于揭发美国人的错误，斯诺的原文十分之九都是，用不到再强调了。
斯诺还暗示我们一个健全的原则，他认为美苏的不协调是由于双方的误解，而非由于双方的恶意——稍没有这一点最低限度的信念，人类只有坐待下次大战来把它毁灭。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也可以应用同样的解释。但一年半以来，除了口诛笔伐以外，我们有没有点破美国人的迷梦，有没有帮助他们了解我国的实情？对我们阴谋家在国外的歪曲宣传，有没有提出反证来加以纠正？显然，美国人已开始陷入中国的泥淖，即以资本家自身的利害而论，也已冒了极大的危险，他们不知客观的条件，使中国任何形式的政府都需要与美国和平合作，所以他们的某些恐惧纯粹是杞人忧天的幻想病：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有没有费心给他们解释？——我们读了斯诺的文章，不能不有这样的反省，而且这也正是时候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在校对这篇译序的时候，因旁的问题而翻查旧报，无意中发现三月三十日文汇报上发表的张东荪先生《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一文，其中论点有许多正与鄙见相同。我提出这一点，并无意思借张先生的声望以自重，而是证明像我这一类的感想，在社会上还是很普遍的，不过很少人形诸文字的提出罢了。
四月十七日附记。
《傅雷家书》致傅聪
一九五四年：
聪：
莫斯科的信昨天收到。我们寄波兰的航空信，不知一共要多少日子，下次来信望提一提。近来我忙得不可开交，又恢复了十小时以上的工作。这封信预算也要分几次写成。晚上睡觉不好，十二点多上床，总要一小时以后才入睡。原因是临睡前用脑过度，一时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