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平日还有个绰号“哈巴二”，因他做事蛮得，力气又大得惊人。二百多斤的岩饭他都背得动。他还会下水扎猛摸鱼，每年夏天，在门前小河里炸鱼，他一个猛子钻进了水里，几分钟才出来换气，沉在很深的水底的鱼，只有他才摸得着。还有一次，妇女队长与他打赌，说可以吃下三斤牛肉饺子，妇女队长暗里放了许多盐，原以为他会咸得吃不下，谁知他霸蛮吃完了，只是当夜吃过后，在床上一夜未睡，床上垫的稻草被他一小截一小截卡断了一地。
那一次挑包谷，我因在路途吃多了，路上肚子撑得很难受，一路挑着担子不知歇了多少次，直到天黑好久，我们才各自挑回生产队。由于队里社员家家户户缺粮已久，挑回的包谷，就成了渡春荒的主粮，为了尽可能把这些包谷吃得久些，各户人家大都要把小菜当半边粮，小菜也不多时，就把野菜拌着饭吃。春天里，田里种的一种绿肥——紫云英长起来了，也成了社员们的好食粮。有许多次。我也曾到田里割那嫩草籽，拿回来洗净，炒了满锅，倒了几飘水，煮开后撒上包谷粉，拌和成稀糊，便成了我和父亲的早晚餐。
在那连饭都吃不饱的岁月里，上面的政策要求农村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不准多经营自留地，田间地角的果树枝也要被砍夫，因为枝条遮了集体的田。为了执行这个政策，我亦傻乎乎地带头把自家几株柑子树砍了，如今想来真是荒唐可笑。
渡过春荒那－年夏天，故乡又遇了一场大旱。太阳一连几十天照着，老天爷不下一滴雨，稻田里水干了，禾苗露出了白根。眼看插在坡上的几十亩中稻就要丰收，我这时向刘支书提了个建议，向县水电局打报告，要求支援一台水泵和管道，把河里的水抽上坡去。刘支书同意由我写了个报告，然后送交到公社和县水电局，在这节骨眼上，这份报告显然引起了上级重视。县水电局立即派人运来了水泵和管道。并派技术员作了安装。
与此同时，生产队又派几个劳力，到邻近大队抬来一台柴油机。马达一响，抽水帆果真将水送上了30多米高的山坡。田里久旱的禾苗遇到了河水浇灌。立刻由黄转青，呈现出勃勃生机。社员们见到这场面，个个都次喜雀跃，兴奋不已。全队十多亩坡上的中稻终于消除了干旱的威胁，当年获得了丰收。
我在联系架设抽水机的那段日子里，有一天中午在家正休息。我六叔的儿子李崇光忽然哭着到我家来了。我父亲问他为什么哭？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好一阵；我们才弄清。原来他在回家的路上，手里玩石头乱甩，不小心把一个孩子的头打出了血。当下他不知所措，吓得想溜走。刚跑出一段路，被队长赶上来扭住了。当即抓到他家，要他老父赔偿医药费。我六叔家里穷得只一间烂茅屋，拿什么赔别人医药费？
六叔没有办法，就派了他来求援，我父亲当即拿了10元钱给了崇光，帮他赔偿了那个小孩的药费。六叔的儿子小学时得病，被医生打针聋了耳朵。少年时又受此事惊吓，从此整个人就变成又聋又痴的废人了。对于六叔家的困难。我们一家也偶尔给予接济，他因是“四类分子”，大家都不敢与其过多来往，可怜六叔父子一生就在贫穷饥饿中受煎熬，待到摘掉“四类分子”帽子，已病入膏盲，不久便去逝了。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76年9月，这一日中午，我正在田间给晚稻打农药，公社的大广播室里突然飘来一阵哀乐。接着，播音员播出了一则令全中国人吃惊的消息：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我提着喷雾器在田里立即停止了打药。毛主席啊毛主席，怎么突然就去逝了？人民对毛主席有多深的感情，又寄托着多大的期望啊！眼看在“广阔天地”锻炼了两年，我也满怀激情在期待着被推荐上大学，虽然我知道这个期望有些渺茫，但我却没有放弃过这种想法，我知道出身和社会关系不怎么好。但党的政策不是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么？
我真诚地期望着自己的诚实地表现和辛勤的劳动能赢得贫下中农的好评，去争取得到推荐上高等学校的机会。然而，现在毛主席去逝了，国家又不知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想到这里，我眼睛也不由得有些湿润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时走了呢？假如他还多活几年，使国家政策能保持稳定下去那多好……我天真地这般想着，那整个一天也无心再好好干活了。
此后不久，中央又传来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我亦不知这消息对于我们这些回乡知识青年是好是坏，国家的局势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出现了急剧变化，我们的前途究竟如何？还有上大学的期望吗？我感到没一点底了。找老同学去走动走动，他们的消息一定会灵通！我这般测想着。于是在队里请了几天假，专程到几个老同学家跑了一趟。当时几个同学都在期待着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而国家政策将会怎样变，他们亦觉得无法预测。不管政策有无变化，都应把功课学习一番。最后我自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决定从这时起，把中学读过的数理化课本再好好自学一下。
（六）住岩洞记
1976年初冬，我受生产队派遣，到南康电站工地去修水坝。
南康又称乱坎，是我故乡桑植县刘家坪境内一处深山峡谷的险竣地段，澧水的一条支流从中穿过。筑坝所在地无法安营扎寨，民工都住在离水坝约2里远的一个村子里。我到工地报到后，指挥长安排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让我当工地宣传员。并派人在水坝附近的一处山腰岩洞里设了一个广播室，将公社广播站的机贼设备也装了进去。我的任务就是白天下工地采访写稿，播放音乐，另让一位女赤脚医生兼做广播员。晚上则由我一人住在岩洞值班守广播室。我接到这一任务时，心里感觉很高兴，因为毕竟“脱产”了，活儿比较轻松，于是就满口答允了。
第二天，我就在那个岩洞里开了一个地铺。那个岩洞实际上是一个大岩罩遮住的平底洞。洞内面积不大，约有10余平方米，一人多高。洞口边的岩罩较高较宽，民工割了些茅草遮盖了大半边，只剩下一道空门可以自由出入。这个洞的垂直下方约20多米即是河床，往上30余米便是水坝工地。
我在洞内安置好后，当天就下到工地作了些采访，写了几条表扬稿，中午和下午，就用柴油机发电，由那位女播音员播了表扬稿，又放了一阵音乐，那效果相当不错，由于地处峡谷，广播里的声音格外清晰动听。
当日收工后，我随民工一起到离水坝工地约两里外的食堂吃了晚餐，晚上就一个人走回来住到了岩洞里。夜幕降临，我点亮油灯，开始看书。此时万籁俱寂，唯有脚下的河水哗哗流不止。一个人处在这样孤独的环境中，我感到有些新鲜刺激，又有些担虑紧张。万－晚上有坏人闯进来怎么办？或者有野兽闯进来怎么办？此处荒无人烟，离最近的民工住地都有两里路。如果出现不测事件，我也只有豁出去了！如此作了最坏的打算，我也就坦然多了。晚上看书累了，一觉就不觉睡到了大天亮。
谢天谢地，这样连续多日，晚上睡在岩洞都没有什么事发生。但有天夜里，我睡得正香，猛听到岩罩上“哗啦”一声响将我惊醒，我一骨碌爬起来，口里大喝一声“谁？”却没人应声。我捏亮手电，走到岩罩门前一照：发现鼎锅大一个柴蔸掉在了地下，方才明白，可能是岩壁上方的柴蔸干了，被风吹落掉下了地，使得我虚惊了一场。
第二天，我把这事对那位女广播员一说，她听后惊讶地说：“你的胆子真大！一个人晚上睡这洞里，难道就不害怕？”我说：“没什么可怕的！”她又说：“假如有鬼你也不怕？”“我不信有鬼！”我告诉她，我是个唯物论者，一直不信鬼。记得明朝时，有人问大哲学家王阳明：“有人夜怕鬼者，奈何？”王阳明答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必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见王阳明《传习录》）。
我想，自己平生未做亏心事，当然也就不怕鬼。就这样抱着一副坦荡胸怀，我仍然无所畏惧地在岩洞里一个人坚守着值夜。住过一段后，我对这岩洞生活已很习惯。并将岩洞命名为“静心斋”，在里面一直住了三个多月，其间利用晚上时间全面复习了一遍中学课文，这为第二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的高考中榜也打下了良好基础。1977年春节前一天的上午，我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信心离开了南康水电站旁的那个岩洞。临行前，我在岩壁上还题留了四句墨迹：“卧洞尝胆三月整，艰难困苦皆历尽。他年跳出龙门去，豪气直冲九天云。”
（七）高考记
1977年下半年，我被本公社中学聘请当了几个月的代课教师。这期间，文化大革命中废除了多年的高考制度突然宣布恢复了！这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实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消息传来，举国上下议论鼎沸。10余年来中学毕业就上山下乡的知青与广大的回乡知识青年们，闻知这一消息后更是欢欣不已，一个个奔走相告。数以千万计的考生，都在磨拳擦掌，匆忙复习，准备着在考场上一显身手。
面对这种高考改革形势，我的心也激动不已。大学梦一直是我多年的宿愿，现在是该圆梦的时候了。为此我得抓紧复习功课，作好迎考的准备。但由于时间仓促，上面又没有组织专门复习，这第一次高考，就全凭各人自己的能耐了。此后，过了约两个月，高考报名即开始了。根据文件指示精神，这次高考虽然要笔试看分数成绩。但政治审查仍十分重要。从大队、公社到县教育局、（地）州教育局，层层都有一栏政审推荐录取意见。如果分数一旦上录取线，决定的命运就要看政审关了。
虽然政审推荐严格，但能获得参加考试资格，已是我辈的荣幸了。我在报名拿到准考证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每日只在暗暗温习功课。
转眼到了冬天，高考的时间很快要到了。12月10日，正式开考的前一天上午，我们全公社报名的考生都集合在一起了。中学的操场上站了黑压压一大片，全部考生约有五、六百人。负责带队的一位老师讲了一番参加考试的注意事项后，大家便排成两路纵队出发，一个接一个的跟着，直向十多里外的瑞塔铺区考场走去。
一路上，考生们兴头十足，笑语不断。被众人称为老鑫、老润、老龙等3个“三老”考生，都是教了多年的年青民办教师。平日就爱一起扯谈相互幽默。这会儿三人走在一起，只听老鑫开玩笑道：“今日咱们去应考，只怕我这“布腰带”要换成“皮腰带”了！老润就道：“咱们当民办老师，以前搬的是土包碗，这次考起了怕也要换成洋磁碗了！”老龙接话道：“我这次考试。就要叫鸟枪换大炮！”
三人都很自信，自我感觉良好。但也有不抱多大希望的，因为书本丢了多年，考试心里没底。我是不善开玩笑的，能不能考好。我不敢说有把握。但我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应考。
从珠玑塔到瑞塔铺，中间走了约一个半小时，我们两路纵队很快就赶到了。考场没在瑞塔铺四中内。到这所学校后，大家又抓紧半日时间，各自作着应考准备。晚上挤在一间大通铺的教室内住宿，夜半了，众人还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起床洗漱毕，勿匆吃过早饭。接着找考室对考号。我的考室在第二考室，座位在近黑板的前二排。
上午8点半，考生进入考室。我找到自己的座位，手里拿着钢笔，心紧张得咚咚直跳。2个监考老师一前一后站在室内，考生们大气都不敢喘，这种严肃的考试场面，我还是第一次才经历。
过一会，监考老师将一包封好的考卷拆开，一一发给学生。接着，开考铃声响了，我们便埋头做起试卷来。这头一趟考的科目是语文。开头的题竟是拼音注解汉字。这拼音我虽复习过，但掌握得很不牢靠。思考了半天，竟写不出一个汉字来，这样下去我怕耽误时间，便赶紧往下看。找做得到的题先做，做过几道题后，最后看那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这作文题倒是很对我的胃口，我有多少心中的话要倾诉啊！这多年来在农村锻炼，尝过的酸甜苦辣滋味，都装在心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可写篇好文章。于是我凝神构思，很快将这篇作文按要求写完了。作文题有40分，其他题有60分。除了拼音没做，其余题我都做完了。
两个小时的语文考试，我一直坚持到打铃才交卷。语文考完后，考生们走出考室议论纷纷，有的欣喜，有的沮丧，过了很久，还在讨论答题的得失。
下午，考政治。这门课我感觉很顺手，因为政治经济学及哲学我多年来自学得多，此次考题亦不深，我早早就做完了。
连续两门课考试，我感到试题做起来还不算难。于是信心大增，剩下的数学和历史两门课，晚上我又抓紧复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