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劳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心理性格和行为准则，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精神文明。这些伦理道德在加强民族凝聚力、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特点
一、表达方式特别
口头传承多、文字规定少，格言故事多、枯燥说教少。这种表达方式通俗浅显，容易掌握，便于实践。我国不少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伦理道德方面的主张往往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授而传承下来，缺少专门的伦理专着或道德手册。其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主要通过神话传说、民间小调、谚语格言或宗教戒律表现出来。藏族的《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萨迦格言》就包含了善恶标准、道德理想方面的内容。
二、内容包罗万象
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大至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环境保护，小到邻里关系、家庭和睦、个人修养，内容无所不包。既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方面的要求，也有对善恶的界定、美丑的评价。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千多年前的藏文典籍中就有对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
他们认为，一个好医生不能只是医术精湛，还应具备高尚的医德。传统的藏医医德主要包括以下：
对病人一视同仁。《玉妥·云登贡布传》中说：“把六方俗世的众生，视为自己父母。”“爱护他人胜于爱护自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不加敌视。”
医生要有高尚的品质，对病人不分贫富贵贱，要扶贫济困；不论男女、美丑；不贪女色，不谋私利，要舍弃自私和贪婪、狡诈。
对病人的病情要保守机密，不可妄加揣测，轻易下结论。如《玉妥·云登贡布传》中说：医生不应在没有进行适当的诊断时，就猜测是什么病，只有在诊断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才向病人透露疾病的情况，告诉病人怎样才能康复。
医生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云登贡布曾经指出：缺少知识而又没有相关的经验，却对病人提出许多劝告和解释的人，也不是好医生。老玉妥常说，作为一个医生，如果你轻易伤害一个病人，你的罪过和杀死一个人是一样大的。
医者之间要互相尊重，《藏医学·誓约》指出：“正在接受医药训练的人，对自己的老师应当给予极大的关心，把他当成一个神来看待。与同学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互相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关心。”
松赞干布在佛教戒的基础上，提出了“敬奉三宝，修行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长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心须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财食，有恩当报，斗秤无欺，心平无嫉，不听妇言，和言善语，任重量宽”的16条正确的做人法规(即“十六净法”)。
三、精华糟粕并存
在少数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有不少内容对维护当地和谐的人际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大有裨益的。当然，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中也存在一定的糟粕。如鬼神观念浓厚、祭祀活动频繁，每年要为此花费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还为生活设定了许多迷信色彩相当浓厚的规矩和禁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由于严重的自然经济以及朴素的集体主义和原始平均主义的影响，有的少数民族缺乏发展意识和竞争观念，因而找不到致富门路和带头人，长期处于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循环状态，不会当家理财，缺少商品意识，缺乏生活的计划和安排，思想保守，不愿也很难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
四、功能多全面实用
1.认识功能
少数民族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结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通过对它的了解和掌握，人们可以获得关于正与邪、是与非、美与丑等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知识，是人们认识社会的一把钥匙。
2.教化功能
少数民族故事、谚语中的伦理说教，生活中道德楷模的善行义举教会了人们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社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造就了少数民族人民热爱祖国、自强不息、脚踏实地、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的道德品质，指导人们向完善自我的方向发展。
3.调控功能
人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意思是指如果道德不能解决人们之间存在的问题，那么就只有让冰冷无情的法律出面了。以明辨真假是非，判断善恶美丑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民族地区具有强大的社会约束力。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非常看重道德的力量，惧怕舆论的指责和良心的谴责。一句“不要脸的”责骂常常会闹出人命。因此，民族地区历来就有遇事请德高望重的长者按乡规民约来解决的习惯。在这里，约定俗成的道德条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谁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舆论决不会放过他，当事人也会羞愧难当，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第二节 少数民族传统美德
一、绝地反击的创业精神
《苗族古歌》中这样赞美劳动：“上得坡，下得坡，一家生活才好过；上不得坡，下不得坡，一家老小没吃喝。”“不怕太阳如火烧，只要花巾把头包；不怕雨大如倾盆，带起斗笠随它淋。不怕风来不怕雨，不管阴来不管晴，一年360日，天天劳动要出门。”
少数民族因为屯田、戍边、战乱等原因，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这些地方一般说来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如藏族居住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寒缺氧对人类的生产有着极大的制约；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居住的新疆，沙漠面积就有40多万平方公里。塔克拉玛干沙漠被人称为“死亡之海”，这里降水量少，水分的土地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苗族、彝族、瑶族、纳西族等居住的云贵高原，山多石多土少地少，土地保水性极差。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勤劳勇敢智慧的少数民族人民不是怨天尤人，感叹命运的不公，而是以绝地反击的精神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顽强地生存，不断地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艰苦创业的活教材。比如，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培育了牦牛、青稞等能在高原生长的动、植物，解决了吃的问题；维吾尔族人民在干旱的沙漠地区发明了通过修挖地下渠——坎儿井，引来雪山上的水浇灌土地，从而在沙漠边缘地区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生机勃勃的绿洲；云南哀牢山区的哈尼族群众在群山上开垦出的稻田层层叠叠，犹如数不完的天梯，从山脚直挂山巅云天，千姿百态层次分明，其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引来了无数的参观者。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做哈尼梯田的“申遗”工作。
二、敬畏自然的环保意识
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神山、圣湖情结，都有对动物和树木的崇拜。反对不计代价地毁林开荒，不顾后果地猎杀动物。强调人与自然、动物都是兄弟姐妹，如果不善待它们、不友好相处必然会遭到报应。例如：傣、基诺、哈尼、傈僳、壮、侗等少数民族都有神林、神树崇拜，藏族有神山、神林和神湖的崇拜。这些山林湖泊被禁止砍伐和污染，因此周围的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圣山是现代西双版纳一类重要的生态景观单元，在每个傣族村寨附近均可见到一个有原始森林植被的圣山。在西双版纳，约有400余座这样的圣山，总面积约30000~50000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5%至2.5%。传统上，圣山构成了一类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保护区，其中的土地、水源和所有的动植物，借助于神的权威而神圣不可侵犯，采集、狩猎、伐木活动被严格禁止。基诺族传统的刀耕火种坚持寨神树林不砍、坟林不砍、村寨防风林不砍、水源林不砍、野果树林不砍、路边林不砍，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的生态平衡。纳西族也有一整套保护自然环境的规则和禁律。如：不得在水源之地杀生宰兽，不得随意丢弃死禽死兽于野外，不得随意挖土采石，不得在生活用水区洗涤污物，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滥搞毁林开发，立夏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禁止砍树和狩猎等等。
三、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
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每当外敌入侵、祖国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之时，各民族空前团结，矢志同心，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抗击外国侵略者，有许多英雄儿女为此血洒疆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边境地区，往往也是多事的地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挑衅与进犯总是首先发生在边境。边境线一带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他们处在抗敌的前哨。他们以自己的忠诚和热血一代又一代地守护国门，抗击外敌。
在明代，日本的大批海盗商人就经常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杀人越货，侵害百姓，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王朝委任戚继光为将领，进行抗倭。戚继光招募兵员，严格训练，他的军队被称作“戚家军”，骁勇善战。在抗倭斗争中，广西和湖南土司统帅的土家、苗等民族军队，曾建立赫赫战功，被誉为“东南战功第一”。在抗倭斗争中，广西田州的执政首领瓦氏夫人建有大功。她带领“良兵”赶赴前线。“良兵”就是由壮族兵勇组成的广西地方武装，在王江泾会战中奋勇杀敌，战功卓着，留下“花瓦家，能杀寇”的民谣，瓦氏夫人成为壮族抗倭女英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在东南沿海横行十几年的倭寇基本被肃清。
1865年，借着新疆南边地区发生民族分裂活动的机会，中亚浩罕汗国派阿古柏入侵我国，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以武力占领了塔里木盆地周围几乎所有的绿洲，在天山以南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并自封为王，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1876年清政府命左宗棠出师新疆，新疆各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清军，为清军传送消息、充当向导、运送粮食武器，并派子弟直接投入战斗。由于各族人民的支持，清军所向披靡，彻底打败分裂祖国的民族败类，驱逐了沙俄侵略者。
在英帝国主义发动的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各族人民纷纷投身于反侵略的斗争行列。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在浙江镇海保卫战中，亲临前线指挥，以身殉国。副总督海龄(满族)率军与侵略者巷战而光荣牺牲。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蒙古族人民踊跃捐献马匹、银两支援前方，并迅速组织骑兵听候调遣；蒙古科尔沁部亲王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于大沽口战役中获得重大胜利。
在西南边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西藏，先后两次发动侵略西藏地方的战争，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肢解出去。藏族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承担卫国守土的重任，给予英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英国分割我国神圣领土的阴谋。在江孜保卫战中，藏族军民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扞卫祖国的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1874年，英帝国主义侵略云南陇川等地时，当地的景颇、傣、阿昌等族人民和一些土司、山官、头人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抗英斗争，把武装的英国“远征队”打得狼狈不堪，窜回缅甸。
1883年，法国占领越南后向中国广西发动了进攻。中国当时防守广西阵地的主要是黑旗军，还有7个营的正规桂军和滇军，这支军队包含汉、壮、苗、瑶多种民族成分。法军凭借优势装备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但中国军队表现得十分英勇。其后，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继续抗击法军，积极参加冯子材和刘永福率领的军队投入反法斗争，并于1885年3月，在中越边境取得镇南关大捷，狠狠打击了法国侵略军。
帝国主义对我国既有刀光剑影的武装进攻，也有明目张胆的思想文化侵略，其中以宗教活动为甚。借助侵略者的武力和不平等条约，西方的传教士首先从沿海和边境地区进入我国。教会对我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挑拨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罪行激起了各民族人民反教会的斗争。云南洱源一带的白族人民，手持木棍、锄头把为非作歹、强奸妇女的法国传教士杀死；广西壮、汉族人民惩罚了作恶多端的传教士；贵州安龙地区的布依族人民拆毁教堂，驱逐传教士，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
由于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强敌，扞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在长期斗争中，各民族休戚与共，血肉相连，同生死，共患难，团结的纽带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更见牢固。
居于新疆北部的土尔扈特原为额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由于不堪准噶尔部的欺凌，从塔城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游牧，但在异国他乡一直受到沙俄的压迫和欺凌。于是他们思念家乡，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情感化作了行动，公元1770年，年轻的渥巴锡汗发动了反抗沙俄的武装起义，率领部众3万余户17万人，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回归祖国的征程。他们经过8个月、1万多里的行程，终于历尽艰难险阻，回到故地。当他们到达祖国境内时，幸存下来的只有7万多人。他们以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情系中华、热爱祖国的壮歌。“情系祖国，万里还乡”后，清政府将他们安置在新疆各地，发给牲畜物资，使其安居放牧、开发土地。吐尔扈特蒙古部众和新疆各族人民一道，辛勤耕牧，共御外敌，为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