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山地耕牧型。它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斜坡、雅鲁藏布江谷地和云贵高原中西部山区。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是讲藏缅语族诸语言的羌、纳西、彝、白、普米、拉祜和部分藏族及澜沧江东岸的傈僳族。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民族，多在山区经营旱作，种植小麦、荞麦、青稞、玉米、马铃薯等耐旱耐寒作物，同时拥有牛、羊、猪、鸡等畜禽。他们的牛、羊多在村舍附近的山坡上牧放，养猪没有严格的棚圈。这些民族的住房多系土墙木顶，但房屋的承重部分是墙中的木架，土墙只起到御寒和隔离的作用。火塘设在屋内，不少人还乐于把家畜圈在居室里过夜。在这个类型里，宗教信仰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景观，但积淀在藏传佛教和各种基督教教派之下的应是较为原始的自然崇拜。自从我国实行开放和鼓励市场经济的政策以来，这一类型中许多民族市场经济观念的严重缺乏表现得十分突出。
（3）山地耕猎型。这一类型分布在云贵高原中部以东的山区和华南的丘陵山地，其西端通过语言谱系较为复杂的土家和仡佬族地区而与耕牧类型接触，向东则散布在长江、珠江之间的南岭及武夷山区。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主要在讲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语言的苗、瑶、畲等民族。土家和仡佬暂被归入这一类型里。它们总体分布格局也具有文化列岛的特征。这可能是该类型中的民族早期迁徙活动的结果，因为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在这一类型中仍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这类生计是鼓励游徙的。处在这一类型中的民族多以锄类农具垦殖山田，栽培水稻、玉米、小麦和红薯、豆类等粮食作物；他们的住房依山而建，为不发达的干栏式；负载重物，多用背篓；服饰当中特别注重头部的装饰；民间文学里广泛流行着史诗和山歌，其题材多取自盘瓠（盘古）的传说，或表现打猎、爱情等。宗教信仰中的祖先崇拜色彩甚浓。
（4）丘陵稻作型。它的分布地区以云南中南部经贵州、广西、海南岛、台湾到东北延边，构成一个不连贯的大新月形地带。属于这一类型的各个民族如傣、壮、侗、水、仡佬、毛南、黎等多讲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诸语言。处在东北的朝鲜族，虽然距离遥远，且语言谱系独特，但其经济文化特征，如种植水稻、席地而坐、崇尚白色、手击长鼓等，与傣、壮等民族依稀相似，所以也应属这一类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而渔捞活动也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特征。属于这一类型的各个民族均嗜米食，喜酸辣，服装尚黑白两色（至少在老年人身上是如此），运输或行走中善用小船和竹排，负重多以肩挑。居民除普遍存在的各种原始信仰外，也多有信佛教或道教者。
（5）绿洲耕牧型。它分布在塔里木、准噶尔两大盆地边缘，经河西走廊到宁夏的地带上以及青藏高原东北坡的河湟地区。从事这一类型生计的除回族和俄罗斯族外，多讲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的民族。计有维吾尔、乌兹别克、塔塔尔、东乡、保安、撒拉和部分裕固、达斡尔和锡伯等族。他们在干旱地区的绿洲上，主要依靠人工灌溉系统种植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和棉花等农作物。品质优良的瓜果是这一类型内的特产。此类型的农耕生活中普遍杂有浓厚的畜牧因素，肉、奶、皮革、毛等畜产品在各族人民的衣食中占有颇为重要的位置。居民住房多为土木或砖木结构，平顶和圆顶建筑较为多见。活跃的商业及经商的传统，使得这一类型呈现出与其他类型中的各民族迥然不同的特点。在市场经济受到鼓励的今天，这一类型中的各个民族的传统优势正在得到发挥，并将对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文化特征普遍流行于这一类型中。
（6）平原集约农耕型。这一类型分布在中国东部各大平原和关中、四川两个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属于这个类型的，除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之外，还有散居在上述地区中的满、回、维吾尔族及蒙古族的成员。这一类型生计方式的特点是，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密集地投入劳动力和技术。（现在包括农机、化肥、塑料薄膜、农药、优良种籽等），以此作为增加产品产量的主要手段。有些地方还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并因此而产生了密集的乡镇企业。稠密的人口以村落为单位聚居是这一类型的特征。每个村落事实上都是进行多种经营的单位。对于孔子的学说以及天、地、君，亲、师的信奉和推崇把人们的价值观念上升到不亚于任何宗教的地位。由于这一类型分布面积广大，所以它的地方性变异形态十分丰富。我们撮其要点，以秦岭——淮河为界可将其分为南北两个亚型：
北方亚型，是这一经济文化类型的原生形态。这里气候冬季干寒、夏季湿热，四季分明，雨量少而不均匀。农作物以小麦、谷子、高粱、大豆为主，年收一至二造。由于地形平坦，所以村镇街道亦较开阔。民房建筑多为泥墙土顶（现在砖墙瓦顶已经普及）。村落格局整齐有致。居民喜面食，讲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运输多靠畜挽车具。文化景观较为一致，人们的思想比较持重，往往有安土重迁、追求正统的观念。人口自然流动多朝东北、西北两个方向，即俗语所讲的“闯关东”和“走西口”。
南方亚型则气候湿热，地势崎岖，四季不明显，植被丰厚，无霜期长。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副业多与渔桑有关。年收可达二至三造，产量高而且较稳定。居民饭稻羹鱼，不喜面食，村落不似北方整齐紧密，村镇街道狭窄弯曲，民房星罗棋布。室内有木床，无火炕，一般不大注意采光。运输多赖船舶或人力。这个亚型分布区内丘陵较多，加之进入集约农耕体系较晚；所以文化模式丰富，方言错综复杂，人民思想活跃，喜于标新，乐业工商，不善奔波。历史上的人口自然流动多朝南方甚至海外，即俗语所谓“下南洋”。
第二节 因地制宜发展少数民族生态经济
一、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各种因素
1.物产资源丰富
（1）丰富的物种资源
中国森林资源的60%以上在民族地区，有许多可供开发的动物、植物资源。如云南省这个多民族地区是中国的植物王国，有高等植物16000多种，占我国高等植物的50%以上，其中有许多具有极大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的植物。云南也是动物王国，其中有鸟700多种，占全国的62%；有爬行类动物130多种，占全国的40%；有兽类23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55%。大象、孔雀为云南所独有。所以云南被科学家称作物种基因库。西藏的动植物资源也非常丰富。
（2）丰富的水利资源
中国的大江大河，包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长江都发源于民族地区，蕴涵着巨大的水能资源。民族地区的水利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52.5%。
（3）丰富的能源资源
内蒙古、新疆、贵州、宁夏都有富集的煤炭资源。其中内蒙古的煤炭储藏量在1万亿吨以上。新疆、青海、内蒙古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正在进行开发。在新疆的沙漠和戈壁下面，蕴藏着大量的石油，正在大规模开发中，这里将会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石油基地。新疆向东部输送天然气的、长达2000多公里的管道已经开工建设。
（4）丰富的非金属矿产资源
我国民族地区的非金属矿储量丰富，品位高，集中成片。贵州、云南、川西的磷矿占全国总储量的1/3以上；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氯化钾占全国总储量的97%；贵州的汞矿占全国总储量的67.8%。内蒙古的稀土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90%以上，占世界的80%以上。
（5）丰富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我国所有的有色金属矿种，民族地区几乎都有分布，有的储量还非常丰富。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有大量的铜矿；云南的铅锌矿居全国第一位；广西、贵州的铝土矿储量大并且集中；新疆的镍矿居全国第二；广西的锡矿属全国第一。
（6）丰富的旅游资源
由于历史悠久、土地辽阔，更由于有各族人民不断的劳动创造，少数民族地区有许许多多的风景名胜。这些风景名胜有的是来自大自然，有的则是来自各族人民的双手。这些风景名胜，正随着西部的开发，展示出她特有的魅力和独特的价值，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西南地区有山美、水美、洞美的自然风光，桂林山水、九寨沟、长江三峡如诗如画。北部有壮美的草原，其中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着名的天然草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情画意依然可以觅得。西北有雄阔的大漠，极目千里，荒漠浩瀚，一望无际，天地相接。大漠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楼兰古城、克孜尔千佛洞、高昌古城和交河故城。西南有神奇的高原。在“世界屋脊”上，有蓝天、白云、雪山，有带着神秘宗教色彩、为数众多的寺庙，有五彩缤纷的歌舞、古老神奇的藏戏。
民族地区还有许多独特的人文景观、民俗民情，展示着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文化的内在魅力，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和旅游价值。
2.生态环境恶化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得到加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生态破坏依然严重，生态形势严峻。表现在生态结构趋于单一，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生态系统更不稳定，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西部地区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到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
水土流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截止1999年，西部地区（不包括西藏）水土流失面积为10436.9万公顷，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62.5%。西部地区水土流失蔓延的趋势有所缓减，但水土流失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部分省区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其国土面积的一半，局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在增加。西部地区仍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土地沙化依然严重。截止1999年，西部地区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255.6万公顷（内蒙、甘肃、青海、宁夏、陕西、西藏和新疆七省、区统计数据），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0%以上，沙化耕地和沙化草地的面积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西部地区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治理难度大。
局部地区土壤盐渍化增长势头仍在加重。截至1999年，西部地区盐渍化土地总面积较1986年减少了160.3万公顷，降幅为13.1%。但与此同时，局部地区盐渍化问题仍很严重，由大水漫灌、新开荒地造成的土壤次生盐渍化仍非常普遍。
石漠化问题突出。截至1999年，西南地区五省（区、市）（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729.5万公顷，占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总面积的5.3%。虽然石漠化土地面积相对较小，但分布集中，危害严重，是西南地区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耕地总面积持续扩大，主要来自于对林地和草地的破坏。1986年到1999年，西部地区因草地开垦而增加的耕地面积占到了新增耕地面积的69.5%，因开垦林地或果园而增加的耕地占到了新增耕地面积的22.4%。与此同时，每年各地又有大量的耕地因产量低、成本高等原因而弃耕，加剧了土地的水蚀、风蚀。在西北绿洲地区，耕地面积虽然不大，但对水资源的消耗非常大，造成水资源大量浪费。毁林毁草开荒、陡坡地开垦、耕地弃耕、粗放型的耕作方式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森林生态系统呈现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的变化趋势，森林类型比例向不合理化方向演化。近10多年来（1986-1999年），西部地区（不含西藏、云南、重庆和新疆建设兵团）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达8.27%和12.75%；而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和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降幅分别达18.96%和25.14%。西部地区（不含西藏、重庆和新疆建设兵团）经济林面积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幅为62.96%，而天然林、防护林面积分别下降14.49%和51.07%。西部地区以幼龄林和中龄林分布面积最多，各占全部林地面积的33.5%和32.2%；过熟林面积最少，仅占全部林地面积的7.9%。西部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呈现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地下水位下降。西北地区生态用水比例大，水资源短缺现象严重；西南地区区域性和季节性水资源短缺问题突出。西部地区农业灌溉用水比重大，农业节水工作滞后，水资源浪费严重，水资源短缺矛盾加剧。水利工程建设引起水资源时空分布改变，泥沙淤积、河流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西部地区河流、湖泊污染不断加重，出现水质性短缺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冰川退缩，雪线上升现象明显；天然湿地萎缩，湖泊盐碱化、甚至干枯，湿地自然调控能力降低。
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大，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截止1999年，西部地区（不含贵州、西藏）因矿产资源开发破坏的土地面积累计达181万公顷，其中林地破坏占16.3%，草地破坏占8.6%，耕地破坏占8.0%。据有可比资料的青海、陕西、宁夏和内蒙古统计，1999年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比1986年增加了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