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花了整整十九年的精力，日夜操劳，奉敕编撰《资治通鉴》，旨在有助于国家政治，而将整个历史作为借鉴。本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记载了十六个朝代1326年的历史事件。
该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分别是：《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卷》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卷帙浩繁，规模空前。
《通鉴》由司马光综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识，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
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义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同时往往用追叙和结语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此书使编年体史书又一次为史家所重视，续书、仿作层出不穷。
叙事之外，《通鉴》还选录了前人史论97篇，司马光自己又撰写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其政治、历史观点。
《通鉴》编成后，宋神宗十分看重，认为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赐书名《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数不胜数。而对《资治通鉴》的称誉，更是除《史记》之外，几乎再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之媲美了。
028《史通》，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
《史通》是唐朝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撰写的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刘知几（公元661年～公元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兄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家学渊源，博览群书，但他仕途颇不得意，于是私家撰写《史通》来阐述他的思想和主张，到公元710年完成。
《史通》全书共分为20卷，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为10卷。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在我国史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历述了中国史馆的起源及变迁，列举历代官修和私撰的各种史书，以及各家史书的体裁，加以评论，形成了唐以前史学史的规模，为我国史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还对历史编纂学提出了一些可贵的见解。《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在编纂方法方面，指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最避忌繁芜，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
此外，刘知几指出对史料须加以选择和鉴别。这些主张都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史通》著成之后，受到人们的重视，给予高度评价。如曾与刘知几合作修纂《武后实录》的徐坚就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将此书置于座右。不过，此书的某些评论也有过激之处。
029《通典》，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编者为唐代杜佑。
杜佑（公元735年～公元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出生于名门大族，文化修养深厚，青年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多年的从政经历使杜佑既能以史学家的眼光把握现实问题，又能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他于大历初年（约公元766年）开始撰写《通典》，至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上表进书，历时三十六年。
《通典》全书200卷，内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每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共计1584条，正文约170万字。记述了中国唐代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
《通典》取材十分广泛，凡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博采众收。材料皆以时间为序分类编撰。全书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
《通典》亦有其不足，比如，仅《礼典》就有100卷，占了全书的一半，而兵、刑部分却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迁。如此，不免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但从总体来看，《通典》编排得是整齐有序，条理井然，很便于读者查阅。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创造性地撰成综合性制度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后世所谓的“三通”、“九通”、“十通”都与《通典》有关。清代乾隆皇帝把《通典》视为“恢恢乎经国之良模”。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象。
030《唐会要》，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
《唐会要》是记载唐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是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宋人王溥撰。
王溥（公元922年～公元982年），字齐物，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后周宰相，宋初罢相，迁官至太子太师。书成于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
《唐会要》共100卷，分帝系、礼、宫殿、舆服、乐、学校、刑、历象、封建、佛道、官制、食货、四裔13类，下又细分514目，另在不少条目下有杂录，将与该条有关联又不便另立条目的史事列入。书中所记史事有不少为两《唐书》和《通典》所无。唐起居注、实录已亡佚，部分内容多靠此书保存，所以，弥足珍贵。
《唐会要》所记，以宣宗前的内容较丰富，宣宗以后因编者无所因循，加以唐末历史资料散佚，故所述较为简略。
031《通志》是怎样的一部通史
《通志》是记载历代史料的通史，南宋郑樵撰。
郑樵（公元1103年～公元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十六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深居夹漈山讲学三十年，人称夹漈先生。郑樵出身贫寒，却靠艰苦自学，成为罕见的史学家，花费了数十年心血成就了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
《通志》全书共200卷，有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礼、乐、刑、政至唐）。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
“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郑樵在“总序”和“二十略”中用了他大部分的精力，提出了一些超越一般史家水平的卓越见解。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通志》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对农民起义持批判态度。此外，郑樵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032《文献通考》是怎样的一部典志体史书
《文献通考》是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简称《通考》，元人马端临撰。
马端临（约公元1254年～公元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以荫补承事郎，宋亡，隐居不仕，据说，其从34岁左右开始编纂《文献通考》，以20余年精力著成。《文献通考》可补唐杜佑《通典》之不足。
该书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经史、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即“文”），臣僚的奏疏、诸儒的评论以及名流的燕谈、稗官的记录（即“献”），并通过这些材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原始要终、融会贯通，故名《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共348卷，24门（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19门，又加入了《通典》所没有的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门）。
自《经籍》至《物异》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另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称为“三通”。
033《册府元龟》是怎样的一部史学类书
《册府元龟》是史学类书，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王钦若等编修，成书于大中祥府六年（公元1013年）。书名为宋真宗赵恒诏题，“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书名之意，即指此书可作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
该书历八年而成，取材十分严格，均以正史为主（间及经书、子书），小说、杂书一律不收；类目以人物、事类为中心，不及其余。体例以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3l部，1104门。门有小序，述其宗旨。
由于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朝、五代实录史料极其丰富，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也有校勘价值。其中收集的大量的《旧唐书》史料，由于《旧唐书》失佚已久，要复原此书，必须大量引用《册府元龟》。
034《明儒学案》，中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
《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专著，它系统记载、总结论述了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流派，是明代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的专著。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编纂。
全书共62卷，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成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明代的210位学者。“明儒”是指明朝的读书人，“学案”的“学”指学术、流派，而“案”则谓考察、按据。
首列《师说》一篇，作为全书总纲；以下略按时代先后和学术流别，以及各家治学宗旨分类，共列祟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止修、泰州、扩泉、诸儒、东林、蕺山17个学案。
每个学案前面为案序，略述该学派师承渊源、主要代表人物、学术宗旨等内容；其次是学者小传，首列学派创始人作为案主，然后按照师承或地域列本派学者个案；小传之后摘录传主的主要学术著作或言论之精华，编成《语录》，间或撰有案语加以评论，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每个学案的学术风貌。
《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史学上的学案体史书体裁，适应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思想繁荣的需要。
《明儒学案》中未为李贽立案，对颜钧、何心隐只在《泰州学案》叙论中提到，也不免偏见。
035《华阳国志》，地方志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东晋人常璩在东晋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到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所著，它记载了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等诸多情况，它是古代地方性史地书中较为完整的一部，向来受人称道。
常璩，字道将，生卒年不详，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东南）人，曾在十六国中的成汉政权担任散骑常侍，掌管文书。东晋大将军桓温灭成汉后，常璩被桓温任命为参军，后随桓温一起到了建康。
常璩之所以写下《华阳国志》，一方面是因为心怀故土；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存蜀地文化。在编撰体系上，《华阳国志》自成体系，它把东晋初年以前的梁、益、宁三州的历史面貌、政治变迁、不同时期的人物传记，由远及近、由广而微地编撰成一书，是一部地方史的杰作。
《华阳国志》对西南30多个少数民族和部落的名称、分布进行了详细记述，特别是一些部落的历史、传说、风俗、与汉族皇朝关系的记载，为研究民族的起源、迁徙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036《洛阳伽蓝纪》，我国早期地区专业志的佳作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伽蓝”为梵文音译“僧伽蓝摩”的简称，即寺庙。作者是东魏杨衙之，北平郡（今河北卢龙）人。
洛阳曾是北魏都城，当时有千余寺庙。北魏灭亡后，该城日渐破败，寺庙也都毁败不堪。杨衙之亲睹洛阳城佛寺兴衰，感慨系之，乃撰此记。
本书所记只有43寺。书中以兴废沿革为纲，然后按远近次序，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1卷。其体例为先写立寺人、寺庙防卫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事件、传说、逸闻等，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也保存了许多洛阳地区的掌故、风土人情和中外交流诸事，此外，其文笔生动优美，“秩丽秀逸，烦而不厌“，兼用骈俪，风格与《世说新语》相似，亦是上品文章，为我国早期地区专业志的佳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