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的职业异质性反映的是一个族群内部所有成员在职业领域中的分布状态，异质性越高，说明该族群的职业多样性或分化程度越高。从族际交往的角度来说，职业异质性高的族群比起异质性低的族群，与其他族群成员接触的机会更大，因为其他族群成员必然分布于不同的职业当中（即使这些族群从事的职业领域都十分单一）；如果某一个族群只是单一地集中于某个职业领域中，比如绝大部分人都是从事农业的农民，那么在职业方面的异质性就比较低，与其他族群成员接触的机会就少于那些职业异质性高的族群，相互渗透或融合的可能性也就较低。另外，族群的职业异质性有时也能反映某些族群在职业方面偏离其原有特征的程度（当然，通过计算该族群从事非原有族群特色职业比例是最好的测量方法）。例如，鄂伦春族原来是一个从事狩猎的族群，如果狩猎的自然环境丧失了，大部分人从事的是其他职业的工作，其职业异质性也就很高，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目前的鄂伦春族已经较大程度上偏离了该族群原有的职业特征。
本族姻亲关系的多样性程度也是测量族内异质性的重要参数。族际通婚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可能导致本族原有族群特征（包括方言、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的改变。如果本族的族际通婚率极低，这种改变就不易察觉，但如果出现较大规模的族际通婚，就很可能导致本族原有族群特征的显着改变，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2]。因此，通过对某一特定族群的姻亲关系多样性程度的测量，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族群内部特征的差异性，从而大致地把握该族群与异族的渗透和融合的程度。
下面是对大瑶山各族群在语言、职业和姻亲关系等三个方面的族内异质性所进行的具体的测量结果。
首先是“语言异质性”，即以语言作为计算参数的族内异质性。在操作上，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问卷中，设计了这么一个问题即“您在家里主要使用哪一种语言？”，如果被访者的族群身份是汉族，而他（她）在家中所使用的是壮语，则表明该被访者使用了非本族的语言，这是个人特征与所属族群特征的差异。令人惊讶的是，大瑶山各个族群成员不仅掌握和使用汉语方言的能力相当高，而且在自己家中主要使用异族方言的比例也比较高，参见表1。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大瑶山瑶族的“族系”中，坳瑶在家中使用本族方言的只有37．8％，而花蓝瑶则高达81．5％。使用非本族原有方言比例最低的是花蓝瑶，仅为19％，其次是山子瑶，为24％，最高的是坳瑶，高达62％。其中坳瑶在家中使用壮话和白话的比例竟分别高达14％和15％，说明坳瑶在语言上被壮族和白话汉人同化的程度相当之高。另据调查，处于金秀县大樟乡高秀和奔腾两个村屯的坳瑶几乎无人会说坳瑶的方言，那里几乎所有的坳瑶人均使用了壮语。“汉族”中由于包含有不同的方言群体，因此使用汉语方言的多样性一目了然，分别有25．9％、53．9％、14．7％和2％的人在家里使用白话、桂柳话、客家话和平话等汉族方言[3]。
通过对所有该族群被访者在家里使用语言情况的汇总，可以计算出该族群在语言方面的内部异质性。操作化测量方法与布劳的有关方法一样，其计算公式就是用1减去族群内在家里主要使用各种语言所占的人口比例的平方数的总和（1-∑pi2，Pi在这里就是指该族群成员在家里主要使用各种方言所占的人口比例）。大瑶山各族群内部异质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族内异质性=1-（A12+A22+A32+A42+A52+…）
其中：A1、A2、A3、A4、A5等为某种特征的人口比例。
例如：
族内异质性（方言）=1-（使用壮话的人口比例2+使用瑶话的人口比例2+使用白话的人口比例2+使用桂柳话的人口比例2+使用客家话的人口比例2+使用普通话的人口比例2）
资料来源：2002年大瑶山调查问卷。此次调查以第五次人口普查中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城及各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户口底册为抽样框（这个名册中实际上不仅包括城镇户口的居民，也包括城镇附近村庄的居民），采用等距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即按户籍名册，在县城抽出500户，在其他乡镇抽出130户，在入户时再抽出18岁以上成年1人。共发放个人问卷2000份，有效回收1771份问卷。
表2是大瑶山各个族群在方言上的内部异质性数据。异质性数值从0至1，当其数值为1时，表明族群内部处于完全分化的状态；当数值为0时，则表明族群内部处于完全同一的状态。从表2中给出的异质性计算结果可看出，使用非本族方言的人口比例越高，方言方面的族内异质性指数也越高。如坳瑶使用非本族语言的比例最高，其族内的语言异质性也最高，达到0．73。坳瑶使用非本族方言的比例之大，表明大部分成员在语言方面已失去了本族原有的特征；族内异质性指数之高，则表明该族群内部的语言多样性程度是相当高的。
其次，以职业为计算参数对各族群的族内异质性进行测量。表2的数据显示，茶山瑶的职业异质性最大，而山子瑶和花蓝瑶的较小，分别为0．81、0．41和0．44。这可能与他们各自居住的地域有关，茶山瑶主要聚居于金秀县城一带，从事多种职业的机会比聚居于偏远山村的山子瑶和花蓝瑶要多。
第三，从姻亲关系方面对族群的族内异质性进行测量。族群的姻亲异质性实际上与族外通婚率是有一定关联的，族外通婚率较高的族群，其姻亲异质性可能就比较高；而姻亲异质性较高的族群，其族外通婚率一般不可能处于很低的水平。如盘瑶的族外通婚率只有35．4％，在七个族群中属最低的，其族内异质性也最低，为0．53；而坳瑶的族外通婚率和族内异质性均是最高的。当然，族外通婚率与姻亲异质性又是有区别的，异质性的高低取决于族外通婚对象族群的多样性程度。在族外通婚率相同的情况下，与多族通婚的那个族群，比与单个族群通婚的族群，必然具有较高的姻亲异质性。
三、族内异质性与族群边界
1950年以前广西大瑶山各族群之间所存在的清晰界限目前已不复存在，不仅是外来人较难再以客观特征来区分不同的族群，而且当地人的族群认同意识也已经明显地淡化。一些当地人说“我们现在无论是交友还是通婚，都不论是什么族的了。”可以说，在大瑶山的城镇地区，大多数族群的族内异质性的增大，已使一些人在族群认同上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缘于同一族群内部语言的多样性越来越高，异族姻亲越来越多。访谈中，笔者发现一名30多岁的年轻人弄不清自己应该归属于哪一个族群，认为自己既可以是盘瑶，也可以是山子瑶，还可以是壮族，因为“祖父是山子瑶，祖母是壮族，自己到盘瑶家上门连姓氏都改成盘瑶的了，在家中主要讲盘瑶话，当然山子话、壮话甚至桂柳话也会”。由此可见，大瑶山各族群内部在方言、姻亲关系等方面的异质性的增大已经使族群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尽管两者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 Barth）曾在《族群与边界》一书的导言中引用坎德（Kandre）有关“中国南部边区的瑶族”的例子来说明瑶族认同意识和族群边界变化的因素。巴斯认为，“坎德（1967）所描述的瑶族是位于中国南部边区的许多山地人多个群体中的一个。为了生产，瑶族按扩大家庭组织起来，并以家族和村落为单位密切合作。在自然形成的、无人统治的社区和地区中，家庭领导的职责非常明确，并很容易依赖于多元的族群政治领域的力量。认同和识别在复杂的仪式用语中表达出来，尤其明显地包含在祖先崇拜中。然而，这个群体表现出急剧的吸纳比率，每一代中有10％的瑶族以外的人转化为瑶族人。成员资格的变化是单个发生的，大多数发生在孩子身上，这包括一个瑶族人买来一个人，收养并赋予他在亲属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完全的仪式性同化。族群成员资格的改变也偶然通过男人的‘入赘婚’取得，中国男人是接受这种安排的”。（Barth Fredrik，196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