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族群与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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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2)

本文的重点是族群认同与区域认同。我的峇峇人田野研究证示:峇峇人之所以成为峇峇人“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其父母为峇峇人,或成为这种人更有益,而是他们社会化成峇峇”(Tan,1988a)94-95,在马六甲,假如一个人被抚养成峇峇人,讲峇峇式马来语,长大后他或她很可能自认为峇峇人。当峇峇人娶或嫁给非峇峇华人后,其后代长大成人后是否自认是峇峇人取决于其社会化程度更像个峇峇人,或非峇峇人。如果他们学会了讲汉语,与非峇峇华人亲戚互动更多,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认为峇峇人毫无意义。婚配后,也许要澄清二者之间的分歧,因为,假如这样的家庭里的后代娶或嫁给了非峇峇华人,峇峇认同也许会更加衰减,但是,如果其后代娶或嫁给了峇峇人,并继续与其峇峇亲属互动,那么,他或她很可能继续认同于峇峇人。峇峇人同非峇峇华人的互婚使其后代有机会习得汉语,因此,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容易放弃现存的声望不高的峇峇认同。但是,马六甲峇峇人的终极认同很受个人的社会化经验影响,而不是纯粹的理性选择。

作为一个族群,峇峇人可宣称自己是马来西亚最早期华人移民的后裔,但要说所有峇峇人都源自于最早期华人移民却是荒诞的。例如,在马六甲有一位有名的峇峇,其父出生于中国。访谈中,他强调自己母方延续的传之弥远的峇峇人世系。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访谈的许多马六甲峇峇人都声称已在马六甲定居多年,但这都是从母方来确定的,因为其始祖也许是其祖辈曾祖辈的华人移民。有些报道人不知道其华人始祖是自哪一代来到马来西亚的。像其他华人一样,峇峇人以父系制认亲及传姓。然而,在宣称其悠久的峇峇家族史时,他们冲口而出说:“从我母亲一方来看,我们已成为峇峇人多代了。”当然,毫无母亲世系的实际证据存留下来,因为父系偏见就意味着母方的历史总的来说是不必记载的。我认为,峇峇认同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化产物,因此,除了声誉(prestige)之外,定居的历史(与其认同)并不十分相关。然而,一个人是否被Baba社区接受为Baba人,不仅仅是一种声称的事,而是展示Baba文化特征精髓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讲Baba马来语的能力,即Baba人所操克里奥尔化(creolized)的马来方言(见Tan,1988a)120-43。我上面提到的峇峇人,是第一代父系本土出生的人,他讲峇峇式马来语和英语,不大会讲汉语(闽南语)。他也很了解峇峇人传统。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其社会化经验中,他感知自己是峇峇人,更加习惯于做峇峇人,自然就接受了峇峇认同。总之,族群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感觉之事,例如,感觉是华人族群,或者是峇峇人。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化成了华人。这在马来西亚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每位马来西亚人都被预料有一种清楚的族群认同,譬如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伊班(Iban)人、卡达善(Kadazan)人等。只有互婚后的子女才会为怎样在这些有明显划分界线的族群面前归队而陷入困境。例如,华人与印度人联姻的子女也许文化上社会化到更像华人或印度人,并会感到更应是一方而不是另一方。然而,父系原则要求其依照其父亲作族群认同。这也许会成为一种社会症结,假如某人体质上看来为南印度人,而又不得不认同于华人。理论上,一个马来西亚人可以认同于马来西亚人,但在这族群意识很强的社会里,仍然需要能详细说出其独特的族群认同。在华人方言群体间互婚的后代中,总的原则是认同其父亲的方言群。既然是华人就不存在多大问题,方言群的认同仅仅只是可以选择而不作强调的次群族认同。生长于闽南人文化环境占支配地位的槟城广府人也许会讲“槟城福建”话,而不讲广府话,在华人社会中,他无需指明自己的方言群认同。当问及之时,尽管他文化的每个方面都福建化了,他可以解释说,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福建人。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强烈的广东人认同,对此人来说,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也仅仅只是一种介乎于其间的认同。

不同层次的认同,容许认同者强调其认同场景性,总的来说,泛华人认同是最普遍的,但在福建人中,福建人认同是贴切的,并通过语言用法及说话而得以确认。马六甲,吉兰丹及登嘉楼以外的人都鄙视及不理解峇峇化的认同,因此在这情形下,峇峇人或伯拉那斡型华人就注重强调其总体华人认同,甚至会在与非伯拉那斡型华人用英语交谈以隐藏其峇峇认同。在他们自己人之间,则操峇峇式马来语或吉兰丹马来语。峇峇是华人,只是他们有别于其他的华人。社会化使得峇峇人成其为这种华人。

实例有助于我们阐明这一论点。当我1977年初次在峇峇人中从事田野研究时,我结识了马六甲一村庄中的黄氏一家,至今已有20余年。(当时)其长子尚在读小学,而今却已在吉隆坡工作了。唯一的女儿及次子已分别到了20好几及20出头年龄了,并都在马六甲镇上班了。小儿子也已成了一名初中低年级学生。在家里,大家都操峇峇马来语。由于经历到非峇峇华人嘲笑其不会讲汉语,黄氏夫妇送其长子及女儿(老二)进华人小学。这显然是不理想的,因为,父母亲不能辅导子女的功课;同时,每当其收到学校的通知时,他们又不得不找人代读,并且,在1977年,我经常受到咨询。这样,他们就决定送其老三老四进入马来语学校。

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影响了孩子的文化认同。现在,老大女儿能讲普通话,也会看一点中文。会普通话对大儿子来说特别有用,他在银行工作,并能同其吉隆坡(非峇峇)华人朋友讲普通话或讲英语。社会化到如此程度,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并且,他们拥有其严密的峇峇亲属网。受主体华人的贬损态度影响,像大儿子这样的峇峇人,当外出马六甲时不强调其峇峇认同。例如,在吉隆坡,通过讲普通话和英语来对其认同。这并不意味他们自我感觉不太像个峇峇人,只表明在特定场合下强调其讲马来语的峇峇认同无关紧要或有不利。如今,若黄先生的大儿子在吉隆坡娶一位非峇峇华人,其子女是否认同其峇峇人,将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机会与其马六甲的亲属不断互动或他们是否有意识地社会化到不再是峇峇人,并与其非峇峇亲属有更多的往来。

峇峇家庭内讲峇峇马来语是当然之事。当同非峇峇华人和马来人相处时,峇峇人都以娘惹食物(即峇峇食物)作为强调峇峇认同的话语。他们视娘惹食物为佳肴及独特的峇峇文化产品。对黄夫妇来说,好比老辈峇峇一样,崇拜祖先和神明对峇峇人来说是必要的,作为表现峇峇认同,也表现华人认同,虽然有些峇峇是基督徒。黄先生每早清理家里祭坛,早晚给神烧香。女儿和二儿子每早上班前也要给神烧香,这也是社会化的一面。近期即1997年7月在与这家人相处时,黄先生惊恐地谈及一个称为“Gateway”的基督教派。我发现马六甲的许多峇峇人都知道“Gateway”这个名字,并十分担心其在峇峇人中的活动。由此可见报道人对其一般认同的实在化(essentialized)。对马六甲的许多年老的峇峇来说,他们开始发现其将拜神祭祖等同于峇峇认同已受到新基督教徒的“冲击”。他们夸张地说许多许多峇峇人已成为了基督教徒——实际上,当我1997年7月再访此村时,武吉兰眉村(Bukit Rambai)只有一户基督教家庭,在马六甲峇峇人中,尽管在增长,基督教徒仍是少数。

从研究者的观点来看,认同是动态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同的符号可以利用起来并与认同挂上钩。与马六甲的情景不同,新加坡的许多峇峇人则是基督教徒,显然,拜神祭祖不是其峇峇认同的精华。总之,人们确实使用文化符号强调其认同。在峇个案中,通过与其许多人的长年往来,我们可以发现峇峇人将什么文化特征实化(essentialized)为其认同特征,即使由于经历的不同,在强调其文化符号时,个人之间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五、作为马来西亚人的华人

同样是社会化经历使马来西亚的华人马来西亚化了。他们在文化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华人存在差异,这部分差异是他们在马来西亚本土化的结果,是“华人”生活方式在马来西亚的转变与再创造的结果。其中也有马来西亚“国家文化”(Steward 1973)48-49的影响,和生活在多元族群的马来社会的经历一样,这一点会反映在他们生活方式上,包括喜爱马来食品和特定的姿态。这样,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华人相比,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上和观念上都有许多方面的区别。

在这个国家里,华人的国家认同是很当然的事。作为公民,马来西亚华人与其他公民都自认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华人对马来西亚国的想象(Anderson,1983)不一定与非华人国民的想象一样。事实上,作为公民,马来西亚华人有统一的观点:对所有公民应该机会均等,他们分享公共情感,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比如在人大学和分发执照的名额使用上。尽管也有部分人可能同意某些帮助那些经济条件不利的土着及一般穷苦大众的优待政策是必需的。

社会经历及华人认同观不同,马来西亚华人关于国家建构的观念也就不同。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特别是汉文化民族主义者,非常关注中文教育,他们把这看成是“纯”华人认同的决定条件。峇峇人对学习中文的各种有用处是赞赏的,但是一个独立的华文学校系统存在与否,以及能否建成一所中文大学,对他们来说不很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与观念的表现上多种多样,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公共兴趣上有着一致性。族群性的社会化意义在于它培养人们一定的文化习俗和观念,它再创了文化认同。在一个国家内,依靠本地华人文化的延续与变化,同样也有本土文化的革新的自然力,再生了不同的华人文化的表达方式。(华人社群)的适应本土和社会化形成了不同的社区,从而产生了华人的多元化的构成。虽然如此,由于调整顺应东南亚多族群社会,尤其是本土主流的需要,也导致了华人共享相似的关系和观念。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和菲律宾华人非常明白与当地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正是这一共同的经历——希望强调本地华人国家认同和处好与当地人关系——解释了东南亚许多有华裔血统的学者为什么会拒绝使用“华侨”这一提法。举个例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通常用普通话的“华人”来指自己,而很少用“华侨”或“中国人”二词。从过去用“华侨”到今天用“华人”这一认同变化,反映出东南亚华人的本土化过程,强调本土华人认同是有深远意义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