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后容观复教授与黄淑娉教授作了主题发言。会议期间徐杰舜主持了由黄淑聘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出版座谈会。在19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罗红光作了学术总结。
一、容观复教授从教．50周年简历
容观复，1922年出生，广东中山人，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顾问，中国百越史研究会名誉理事，广西瑶学学会顾问，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民俗学会副会长。
1932-1943年在私立广州培正小学、中学学习。
1944-1946年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47-1948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人类学部研究生，人类学系成立后兼任人类学系助教。
1949-1950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
1950年底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和省立法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1953-1973年任中南民族学院研究室副主任，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主任，历史系讲师。曾在历史语文专科、历史系开设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并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下参与五省区的有关调查研究工作。
1973-1981年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室讲师、副教授。负责整理分编文物室库存文物，参与展品设计和编写少数民族服饰的着作。
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调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历任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享受早期回国定居专家生活津贴。退休后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继续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工作。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积极投入田野调查，先后在中南五省区对黎族、瑶族、苗族、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编写了数十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对海南岛黎族、苗族调查时间最长，公开出版的有《黎族社会调查》（上下卷80万字）。迄今已出版专着3部，学术论文80余篇，另主编词典、教材和调查报告十余部。其代表作有《人类学方法论》、《民族考古学初论》、《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等。他在南方少数民族研究、民族考古学、人类学方法论和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一名耕耘50年的教师，曾主讲过十余门课，包括从本科生到硕士、博士的必修课程。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之初，他参与了学科重建的工作和课程的设置，并主讲了人类学骨干课程，如人类学概论、人类学理论与调查方法、民族考古学、南方民族史、田野调查方法等课程。50年的耕耘，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虽已近80高龄，可仍然担负着《广东人词典》、《岭南文化通志》的少数民族部分的编撰工作，并给研究生开设课程。他爱国的情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执着及不断学习和进取的心路历程，给予人们有益的启迪。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容教授在发言中仍然表现出了对发展中国人类学执着的追求。他说：就我个人来讲，在以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十分赞赏钻井队石油工人周铁杉在张天民长篇小说《创业》里边说的两句话：“人没有压力轻飘飘，井没有压力不出油。”它一直鞭策着我要进取就要自己给自己加压，就要认真地读书学习，做好自己分内应做的事。目前，对我们从事人类学专业的人说来是两件大事、好事。一件事是1999年6月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正式出版。在此书中，第一次由国家公开确认了人类学作主干学科的地位，与其他八门人文社会学科平起平坐。从第六章起至第十章止，分别介绍了人类学在20世纪的变革及其学科意义、发展趋势、学科建设和跨学科研究等问题。它的学科地位不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所能取代的。第二件事是1999年6月26日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科学理事会共同组织的，以“为了21世纪——新的承诺”为主题的世界科学大会在布达佩斯举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路甬祥在大会上《面向子孙后代的科学》的专题发言中，全面诠释了21世纪中国现代化事业对交叉学科的要求。就人类学而言，它本身就是多学科结合的产物。因此，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人类学既要重视基础理论建设，又要关注世界人类学发展的趋势，扬长补短，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应用人类学，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二、对族群概念出现和运用的诠释
20世纪60年代末“族群”概念在国际人类学界出现并广泛运用后，八九十年代在中国人类学界也开始流行。纳日碧力戈在他提交的论文《族群形式与族群内容返观》中认为：1969年，F·巴斯（Fredrick Barth）主编出版了《族群和边界》一书（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从现象学角度，从族群结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boundaries）来解释族群现象，而不是用历史主义或者还原论的观点来解释它。在边界论的框架中，我们找不到对于族群源头的追溯，找不到把民族看成是“想象的社群和现代工业化产物”之类的论述。我们所看到的是“边界重于或不弱于文化，形式重于或不弱于内容”。纳日碧力戈认为：国外有国，族内有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民族”是历史结构的产物的话，那么，“族群”就是利益互动的“庞儿”。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民族”主要和社会主义国家对话，和“五千年历史”对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族”还要和“天下”对话。一方面有人权和主权的谈判，私权和群权的协商，另一方面还有电脑虚拟和客观实际的“磨合”，概念和真理的“疏远”。而对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变、速变，中国需要对自己的“民族”作新观察，还要注意“族群”新形式的出现。自从知识融入经济，成为经济的一部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需要作重新调整。知识的作用，操作的力量，形式的“霸权”，在全球化中日显突兀。在以国为本、以人为本的时代，“民族”正在被“族群”重新“分类”，“族群”的边界可以无视“民族”的边界。
尽管对于族群概念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有争论，但这次学术讨论会一反一般学术讨论会务虚多、务实少的态势，避虚重实，没有在“族群”概念上展开讨论，而是对族群和族群关系的实证个案进行了交流，展开了讨论。
三、关于族群实证个案的研究
在对族群实证个案的研究中，提交给大会的主要成果有：徐杰舜的《人类学理论视野中的“汉”民族》、周大鸣的《澳门人的来源与文化认同》、钟年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从（评皇券谍）看瑶族的族群意识》和李筱文的《美国社会的“勉”瑶》等。
徐杰舜运用族群理论，通过广西贺州市的族群调查，对“汉”民族重新进行了思考，他认为——（1）族群互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因。在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仅中原的夏、商、周诸族群边界鲜明，就是中原诸族群与周边蛮、夷、戎、狄诸族群的边界也十分鲜明。尽管如此，族群之间的互动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时无刻地发生着，这突出地表现在婚姻的互动和文化的互动上。正是由于族群互动这个内因的作用，才使春秋战国之时的民族大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而造就了汉民族的横空出世。汉民族的发展也是如此。（2）多元一体：汉民族的结构模式。汉民族这个庞然大族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族群组成的，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模式。在这里，各个族群单位是“多元”，汉民族是“一体”。（3）双重认同：汉民族的“大一统”。“多元”的汉民族之所以能够凝聚为“一体”，双重认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即一是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如对客家人、广府人、上海人、北京人等的认同；二是对汉民族民族身份的认同。这种双重认同的调适，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即人们可以根据语言、地域、习俗、意识等文化因素而确认不同的族群；另一方面其又可以满足人们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使之能够以“大一统”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周大鸣关于澳门人的来源与文化认同的研究，是其在澳门采取偶遇抽样问卷220份（收回有效问卷210份）的基础上进行的。从问卷中可见澳门居民中，以中国籍和葡国籍为主，分别占总数的43．7％和54．4％，其余依次为英国籍、菲律宾籍和泰国籍，占总数的1．9％。在澳门人中最重要的族群一是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与本地华人混血的后裔；二是广东族群，包括广府族群、潮州族群、客家族群，其中以广府族群为主，他们大多是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广州、珠海、江门、台山、新会、佛山等地的移民。通过对土生葡人与广东族群的比较，周大鸣论述了人口的来源虽然强烈地影响族群的文化认同，但是，在测定他们对族群的自我认同时，无论土生葡人还是广东族群，都把“澳门人”作为首选。因此，周大鸣的结论是随着澳门和内地经济的整合以及1999年后政治上的整合，澳门在文化上也将趋于整合。这种整合也就是人类学所谓的“文化涵化”。随着文化涵化的加速，澳门将会出现一个产生于不同族群基础上的新的族群——“澳门族群”。
钟年通过对《评皇券谍》的研究认为：（1）瑶族的券谍所反映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深深地印刻在各地瑶族民众的脑海里，从而凝聚起瑶民的族群认同。正是共同拥有券谍、共同谈论券谍中的内容，拉近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瑶人的心理距离。（2）瑶族的券谍起到了维持瑶人族群认同的作用，但有意思的是，券谍中却存在大量瑶族与主流民族“剪不断，理不乱”的关系描述。这样，瑶人的族群认同也就表现出一种复杂性，他们在与瑶（或者说盘瓠）进行认同之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汉（或者说主流民族）进行着认同。因此，钟年认为我们既可以在政策的、制度的层面上通过共同利益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在象征的层面上加强大家有共同来源的历史记忆，以达成超越各具体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李筱文对美国“勉”瑶族群的史源、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社会文化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可见美国“勉”瑶族群在语言、文字、婚姻、服饰、仪式、信仰等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在西方文化的大氛围中，勉瑶的文化特征将受到影响和交融，勉瑶文化面临着在西方社会的自我定位，以及与美利坚其他族群文化的相互调适和调适中文化的再生问题。
四、关于族群关系实证个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