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姚茫父
邓云乡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二日《文汇读书周报》撰文，由看姚茫父的《弗堂类稿》谈起替友人端木蕻良探寻“青羊”居士为何宾笙的故实。文章的题眼虽是《见“青羊”，思端木》，可贯穿始终的却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姚茫父。
正如邓云乡文中所说：“七十年前北京各方面的学人很多，都肯下苦功，学有精专。可惜现在知者已少。如陈师曾，因为鲁迅先生、知堂老人文中常常提到，知者尚多，至于姚茫父，知道的就少多了。”
前不久，我因对姚茫父着作中的《书适》一书的书名和内容一无所知，曾写信给文洁若求教。春节过后，文洁若给我寄来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署名姚华的这本着述，才知《书适》是姚茫父成书于一九一四年初的一部古文字学专着。姚茫父在《书适》自序中起笔便说：“昔人云‘思误书亦是一适’。予谓，书之适，岂必误哉！”姚茫父的女婿邓见宽对《书适》书名的注释为：所谓“书适”，是指只有正确理解汉字的形成，正确使用汉字，读书人才会感到心安理得。书，指文字，或文字学；适，舒服，心安理得。仔细阅读了《书适》所附的姚茫父年表，才知晓在姚茫父的《弗堂类稿》印行之前，就有俞士镇、周一鹤、郑天挺、罗惠伯等人整理的《弗堂弟子记》名重一时，广为传播；而姚茫父之所以成为说文音韵、金石书画、词曲乐律的大师，亦是他不辍治学，气节不伪的根本所在。尤其令我辈感叹的是，姚茫父四十岁以后书法才自立成家，并以书入画，而到四十八岁时（一九二四年四月），就与凌直支、陈半丁、王梦白于北京贵州会馆开画会，作品达千余种，吸引与会者数百人，日本画家小石翠云等人前往参观不说，还引得泰戈尔赴会演说。这在当时是何等的盛况！
泰戈尔当年访华，人们只知徐志摩、鲁迅等人迎来送往，而对泰戈尔曾多次访问姚茫父的行迹却知之不多。年谱中记载泰戈尔和姚茫父会面时的情景也十分有趣：“两位诗人默默而坐，相视而笑，互表忻慕。”更有趣的是，泰戈尔回国后，将姚茫父的画作带回到山梯尼克登的美术馆陈列。同年十月，姚茫父访姻好陈晓庄家，得见郑振铎译泰戈尔《飞鸟集》。礼不往来，非理也。于是姚茫父又将郑振铎译的《飞鸟集》演绎成五言古体近体诗，共二百五十六首，题名《五言飞鸟集》。一九二九年二月，徐志摩与姚茫父将《五言飞鸟集》出版，并为此集作序，一记姚茫父与泰戈尔的友谊；二评姚茫父改写《飞鸟集》的意义；三赞姚茫父病中作画又治学的坚毅精神。一九三一年中华书局刊行《五言飞鸟集》，十分遗憾的是，彼时姚茫父已逝去一年。姚茫父虽没见到这部《五言飞鸟集》，但将泰戈尔把姚茫父的画作在印度陈列做一比，倒也显出姚茫父与泰戈尔天地两相知的悠悠之情。郑逸梅在《艺林散叶》记有此事，但对两位文化名人的这段前缘后故没有再多记几笔。不过，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记有姚茫父的掌故片段多达十余条，由此可见姚茫父在近代艺林中的重要地位。
同样令人遗憾的事还有一桩：姚茫父的《弗堂类稿》是由门人王伯群（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于一九二八年北上视察，专诚向姚茫父先生问候时，乞部分撰述稿，准备由他辑集刊印的。正谋剞劂，姚茫父已下世。一九三〇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弗堂类稿》，共集诗文、论着三十一卷，但此文集仅是姚茫父一生诗文、论着的一部分。不知邓云乡从苏州购得的这部《弗堂类稿》，是中华书局旧版，还是新近增补的新版？
姚茫父工书善画，其中多有绝品。书法则“浑灏流转，苍润充沛”。我等晚生，又逢革命文艺时代，满脑子工农兵英雄人物的艺术印记，只到看姚茫父的《书适》，才知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仍高悬在中国书店西侧门市部的“邃雅斋”三字匾额，即是姚茫父在一九二六年书写的。如此这般，我还算是见识过姚茫父大师的墨迹了。
（《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八日）
2、祝诗与答诗
一九一二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东渡日本归国的梁任公，即在天津主编《庸言》杂志。这时起，早年在日本就与梁启超相识的姚华更与其有了亲密的往来。姚华的曲学大着就是在《庸言》杂志上连载的。归国十年，梁启超又是入共和，又是合并民主二党为进步党，几次三番出任内阁的各类总长，忙了整整十年，改良维新在军阀混战的乱象中依然看不到什么前景，无奈之下，不得不摒弃百事，退闭津邸，专事中国史和佛学的研究。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应聘清华讲述中国学术史，与同居京城，同为执教、着述的老友姚华的友谊，自然愈发入深。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是姚华的虚岁五十生日，梁启超为将这首祝姚华五十寿的诗作好，与诗人林宰平斟酌良久，始定。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当梁任公书写的这首祝诗礼送姚华后，当年与梁、姚可称忘年交的黄秋岳顿时击掌称妙：“不止校碑攘臂等语直可当茫父小传读，知茫父者，必然吾言。”此语当是惊人。遂翻梁启超的这首《祝姚茫父五十寿诗》细读：
茫父堕地来，未始作老计。
斗大王城中，带发领一寺。
廿年掩关忙，百虑随缘肆。
疏疏竹几茎，密密花几队。
半秃笔几管，破碎墨几块。
挥汗水竹石，呵冻篆分隶。
弄舌昆弋黄，鼓腹椒葱豉。
食擎唐画砖，睡抱马和志。
校碑约髯周，攘臂哄真伪。
晡饮来跛蹇，诙谑遂鼎沸。
烂漫孺子心，坦荡狂奴态。
晓来搅镜诧，五十忽已至。
发如此种种，老矣今伏未。
镜中人冁然，那得管许事。
老屋蹋穿空，总有天遮蔽。
去年穷不死，定活一百岁。
芍药正盛开，蝴蝶成团戏。
豆苗已可摘，玄鲫恰宜脍。
昨日卖画钱，况够供一醉。
相携香满园，大嚼不为泰。
梁启超的这一祝寿诗，以诙谐打油的意趣，将姚华的生活固穷、志向、喜与人争的性格、多才多艺的种种行状，为秦广武将军碑重出，曾与周印昆争辩真伪，竟到了攘臂据争的谈资一一例举出来，确为一首生动传神的人物小传诗。而梁任公和林宰平斟酌良久的这一首祝诗，竟被姚华当场提笔书成《乙丑四月，五十初度，依韵答饮冰兼呈同座诸公》，一一巧解。黄秋岳在他的掌故着作《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虽有记姚华的事例多则，但对姚华的答谢诗与梁启超的祝诗同样精彩却没有述之赞词。其实姚华的答谢诗亦为人所珍重，现将姚华答梁启超的这首诗抄录如下：
夙昔志千载，乱来无久计。
眼看割据成，余亦踞破寺。
一日草间活，买书时拓地。
故纸已绕屋，身入古人队。
积为骨董癖，搜罗到瓦块。
几家金石录，姓名教改隶。
毡拓自系题，如下莼羹豉。
搦管无不为，后来难状志。
鉴真得反唇，我身傥亦伪。
掩关百不竞，万流任腾沸。
少年掉头去，只此仍故态。
因复仍述作，何为吟老至。
不信五十年，日艾艾犹未。
皇皇仓籀业，董理非细事。
请于十年役，为除群言蔽。
发愤今日始，石田有良岁。
嘉言增感激，摅作答宾戏。
愿言具酒食，牛羊与鱼脍。
觥酬贤圣杂，径向佛前醉。
不死莫论穷，在陋何否泰！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一祝诗，一答诗，各有妙言和友人的亲情在里面，但论及性情，梁任公的祝诗似乎有些傲岸，规劝的意味也重了些；而姚华的答诗，既不扫高朋友好的好意，又婉抒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因此而变的可能。自信与固穷的巧答，真乃大家之手方可出的。
殊为遗憾的是，梁任公诗中祝愿“去年穷不死，定活一百岁”的姚华，在翌年就因突患中风，而致偏瘫。余后的五年，姚华只能以残臂作画糊口吃饭，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直至穷困病死也没向军阀折腰；而梁任公也先于姚华一年逝去。那“愿言具酒食，牛羊与鱼脍，觥酬贤圣杂，佛前共宾醉”的美好期望，留给我们后人的只是无限的感怀。
近闻，梁任公书《祝姚茫父五十寿诗》在北京拍卖成交，价格不菲。据邓见宽先生细察拍卖照片，梁任公书的这首祝寿诗，不是赠姚华的那一幅。可见梁任公对他的这首祝寿诗也是极为珍视的，以致一再重书。而姚华生前也十分珍爱梁任公的这首祝寿诗，曾长期张挂在他那“弗堂”书房的墙上。姚华手书答梁启超暨座上诸公的答诗，同样为人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叔通先生编印姚华书画集，特选之，精印成册，分赠友人。这两首一祝一答诗，诗好书佳，的确能说明梁和姚的许多旧事和当年各自的处境及心态，也是令我们后人反复欣赏品味的一段诗书佳话。
（《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3、姚华：旧京都的一代通人
姚华，字重光，号茫父，民国初期誉满京华的一代通人，文坛耆宿。因病残早逝。他在晚清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庚子之乱后，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出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等职，长期被人误为旧京遗老；再因学问、文名、书事皆为一时所重，被向学之士、文人墨客、艺林高手分割散记，以“弗堂”着名的姚华先生，竟长期不见经传。近十年，虽渐为学界中人提及，但与其盛名相比，尚有不少差距。
以成就论，称姚华教育家、古文字学家、戏曲理论家、曲学家、诗人、文学家、书画、工艺美术大师实不为过。以教育家言，姚华曾任北京女师大、京华美专校长，清华学堂、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教授，尚被北京大学造形美术研究会聘为导师。位居城南菜市口烂面胡同的莲华寺南院是其治学讲学的寓所，因将其书房称之为“弗堂”，故他的大学讲义印有《弗堂论着》字样，词曲集命名为《弗堂词》，治学、教学、创作成果之部分集成则更署《弗堂类稿》，明其涵义；其学生也以“弗堂弟子”而尊之一贯。因其学识古泽博深，又通达务实，进而受业于堂，退而请益于室的青年学子众多。如着名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当年在北大中文系求学，一面和其他北京各大学学生在校求学，一面又到姚华的“弗堂”听讲学。听毕，还集体整理、油印出《弗堂弟子记》散发。京华美专的“弗堂”弟子，更是桃李满天下，不胜枚举。
姚华在古文字学的高深造诣，主要体现在《弗堂类稿》和后人为其编辑成册的《书适》、《黔语》、《小学问答》等着述上。一九一三年，姚华与鲁迅等学者同受聘为全国读音统一会，足见功名不是泛泛之辈。史学家张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别录》一书中，就曾十分推崇姚华在这方面的成就：“所学甚博，而尤精于许氏《说文》，一生肆力于文字诂训，可谓专精。”民初古文字学家丁佛言请姚华为其《说文古籀补补考》一书撰写序言，姚华的古文字学观点竟随丁佛言的这本论着一起风行。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收有姚华词条，定为近代戏曲理论家。列其戏曲论着《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菉猗室曲话》、《盲词考》三种；另有与刘师培、王国维等合着的《原戏》，内收姚华的论文《说戏》。姚华在戏曲界被公认为有影响的另一部戏曲理论专着是与《菉猗室曲话》同时成书的《曲海一勺》。《曲海一勺》最早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由于姚华深得戏曲学理三昧，京昆声腔、花面勾脸亦能深发其秘，当时北京戏曲界大家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很是敬重姚华，皆曾拜他为师。姚华与这几位大家交往甚密，经常互相切磋戏曲表演艺术，无形中他对清末民初京剧、昆曲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倡导作用。
概念准确，写义具有典范性，加之用词简练、精要，《汉语大词典》从姚华的论文集《曲海一勺》、《论文后编》两书中，摘录文论作书证的有二百多条，其中不少还是孤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亦将姚华的这两部文论着作编入。其文学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钱基博所着《中国文学史》，将姚华视为民初曲学家和散曲作家，可与王国维同列齐名。新中国成立初期去世的戏曲理论家卢前，对姚华的曲学和散曲小令，更是推崇备至：“曲海寂寥，幽光斯显，足备一代之征，岂仅为黔学增重已耶？”据姚华考证，明代有关诗词论着，普遍忽视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存在。他认为明人此见不符事实。遂将搜集的汲古阁刊的多种版本精心校勘、订正、诠释，得出“曲发生于词，并发展了词”的论断，并将曲的生成、发展概括为通俗易懂的四个字“翻词入曲”。值得看重的另外一点，就是姚华所写的这两部曲话着作，并不是只为曲而曲，而是目睹辛亥革命后，“中国旧籍，渐传异域，东邻估客，时至京师，百家之书，靡不捆载，至于词曲，尤投嗜好”之风，很是悲愤，治曲的心情以忧喜各半可述。
姚华最早以诗人之名闯入文坛。因以反封建的“秋草诗”流布闻名，故有“秋草诗人”的称号。姚华的诗集收在《弗堂类稿》中的共有十卷。前期的诗集《藜峨小草》、留日前后的《芦雪樱云》诗名不大，大盛则在一九一一年流寓旧京莲花寺所着《记事抒情诗》三卷与《金石题咏》、《前人遗迹题咏》、《题近人画》、《自题画诗》及《题官私录印自注》前后。民初供职于教育部的桂诗成，曾在一篇文章中，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旧京文坛争传姚华诗篇的故实：“当辛亥革命之际，海内外争传秋草诗人茫父先生，读其诗着，欲识一面而不得，以为怅。”叶恭绰、徐志摩等名流大家，对姚华先生的五言古诗亦深感敬佩，曾分别撰文赞赏有加。更有趣的是，徐志摩在致蹇季常的一封信中如此写到：“得先艾函，又迟五六月奉姚茫老诗卷，闻名已久，奉读喜慰可知，容为写序一篇。《新月》印行，卷前或摄附茫老稿迹，以示珍异。如此转译为前所未闻。昔畏庐不识蟹文，仅凭口传译散文已奇，今茫老更从白话译迻成五言古句，真词林佳话，可传不朽也，乞为致敬意。”姚华将泰戈尔的《飞鸟集》译为五言古诗，已是佳话；着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如此激赏旧体诗人姚华，何尝不是文坛佳话中的佳话。
姚华先生的诗作自然是以文人诗居多，但也有流传到市井访问的事典。一九二三年，志同道合的密友陈师曾溘然逝世后，姚华先生不断为亡友遗画题诗。从当年十二月起，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这期间，姚华集中为陈师曾的两本册页题诗。这两本册页，一是《石帚词题师曾山水册页》，一是《京俗词题师曾京俗图册页》。陈师曾画，姚华题诗的这两本册页，解放前曾多次印刷，深受社会各界人士欢迎。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八六年经李一氓建议，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京俗词图”（书名出版时改为《北京风俗图》，较原刊本少第二十四图及题诗）后，姚华的诗作和书艺才在新时期又露峥嵘，艺林佳宝也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