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然古继堂亦认为“苏雪林在一百多年漫长而复杂的人生中，无疑是有对也有错，有成就也有不足”，那么，我说出苏雪林错的、不足的二三事，总还是没有出现什么事实上的错误吧？恰恰相反，古继堂却一屁股坐在苏雪林错的、不足的二三事的马桶上，感情用事地为苏雪林开脱种种不是。如，他说：苏雪林“与刘心皇、寒爵之间的争论，纯属个人意气之争。就当时的形势看，刘心皇为‘太子’蒋经国的嫡系——‘青年反共救国团’所属官方的《幼狮文艺》主编，蒋经国手下红人。寒爵是半官方大报《中国时报》总主笔，也是红人。惟苏雪林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教授，在如此对比下，到底是谁欺负谁呢？”这话可真让我看不懂了：如果说争论，那么当时苏雪林总该对“也是红人”的寒爵用文字批评她的种种不是，也用文字进行反击才合乎情理，怎么她竟一字不写，一面写信状告批评她的寒爵和发表这些文章的《幼狮文艺》主编刘心皇，一面也跑到“救国团”去找蒋经国？蒋经国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找的吗？孰不知，“救国团”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联络教授。这一点，大概是研究台湾文学的古继堂所不知道的吧？而“苏雪林以为自己是名教授，有恃无恐，她便向‘救国团’用撒泼的方式施压”（刘心皇语，见《儒林新传》序）。苏雪林如何撒泼，我不是现场第一目击者，不敢乱说，但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刘心皇辞职而去。能把蒋经国手下的红人刘心皇干下去，一个无职无权的教授可能吗？这到底又是谁欺负谁呢？而古继堂却不辨事情的青红皂白，竟对苏雪林此举赞叹道：“以一个小老百姓身份的苏雪林，敢于如此泼辣大胆地与官斗，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是一件大好事吗？”其时，且不说苏雪林是不是一个小老百姓，就是一个“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不跟着国民党走，不看着国民党的脸色行事，“敢于如此泼辣大胆地与官斗”，恐怕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苏雪林又不是柏杨、李敖，既没坐过牢，又没被治言论罪，这也算得上大好事？真是笑话！在这等事上，苏雪林的大好事倒是有的，只不过不是与官斗，而是暗中托人向‘救国团’主任李焕（此时蒋已派李当主任）求情，请李焕叫刘心皇不要攻击她。李焕亲自拜访了刘心皇，希望刘心皇放她一马。刘心皇碍于情面，答应不理她。李焕将此事告诉了苏雪林之后，才又发生了苏雪林攻讦刘心皇不成，反被刘心皇老老实实地教训了一顿的事。由此看来，苏雪林在“救国团”也是有树有根的人哩。
二、古继堂对我文中的“作协”不知何所指？其实，既知“救国团”，就该知道“作协”是“台湾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的简称，因《幼狮文艺》杂志就系“救国团”和该组织创办的。这个青年作家组织成立于一九五三年，台湾岛内各大专院校均有其分会，在各县市也设有地方分会，会员总数据说有三千多人。苏雪林去台后，常以名教授、名作家自居。刘心皇被迫辞去《幼狮文艺》的主编后，这个“作协”就聘他为指导员。因此事之过节，苏雪林生怕刘心皇在她“所能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继续攻击她，继而影响她自认为自己是台湾“文坛盟主”的地位，所以一门心思地想阻止刘心皇到这个在文人看来是个重要位置的地方任职。古继堂望文生义，以我一句“有碍她‘文坛盟主’地位”的话，就疑我将“作协”错为“中华民国文艺协会”，并由此而引发了一段让人不知所云的议论，这种教人如何为文的为文，笔者实在不敢曲意恭维。与此“异曲同工”之处还有：“苏华还用侮辱人格的口气和语言，在引用了寒爵谈苏雪林会见胡适的情况后写道：‘简直像崔莺莺私会张君瑞一样的情景。’”这话其实也是高看了我。我如能写出这样绝妙的话来，岂不也成了台湾的名作家，让吃研究台湾文学饭的人也研究一番？令我感到不走运的是，这话却是刘心皇说的。因我在引述时，就以“刘心皇对苏雪林的另一面，竟有着让人不敢相信的披露”这样的语式表达过了，而且在“披露”二字之后，也没忘了加“：”（冒号）。所以这等令人拍案惊奇的妙喻，我虽断然想不出，但也是不敢梦得或冒领的。古继堂说我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倒过来用，反而差不许多。
三、古继堂在文末说：“我们没有必要将苏雪林拔高，但我们更没有必要来污损这位老人。苏雪林并不是一面可以遵循的旗帜，但至少她在自传体的两部着作《浮生九四》、《棘心》中展示出的一百年复杂人生背景和人生体验，足够我们每个人品尝和思索的。”这话我赞同。但问题是我们在读了她老人家的这两本自传体的书之后，到底能让我们每个人品尝和思索些什么？如果说，她老人家写出了真实的自我，像巴金、萧乾那样勇于反思自己对人与事的过失，那么，品尝和思索一下她老人家的百年人生，那也值得，否则，就凭“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么一种套路来赢得名声，品尝和思索她，又有多少可资启迪心智和心路的东西呢？让人好好保养身体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从这件事上品尝和思索到的竟是别一种滋味：为什么身处台湾的那些苏雪林的朋友们，在这桩事上都不肯出面替她说话，而古继堂却要为其鸣冤叫屈？苏雪林回国，仅说了一声“我回来了”，就又走了，此事充其量也不过如余光中所形容的那般：“内地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美是外遇。”而古继堂为此事却告诫我为文不可太刻薄，这岂不是自作多情了不是！“为文不可太刻薄”，当然不错，可那也得看对谁，对什么事！我想，苏雪林既不是我的亲姑奶奶，又不是鲁迅、博尔赫斯，我为什么非要将她视为圣母不可？进而我又想，为文不要太愚衷，尤其是对台湾的“名作家、名教授、名学者”，才是一个真正值得为文讨论一番的学风问题。
（《太原日报》，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3、张恨水的散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张毅先生为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意义和价值受到冷落，大为叹息。他想不通一个在读者中没有什么影响的作家会成为重要作家，更想不通一个极受不同层次读者欢迎，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会不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作家加以研究和重视，仅仅用“广泛地反映现实”、“拥有大批读者”、“言情小说家”之类极为平庸的论断就把张恨水给“打发”了。于是愤而为张恨水写了一本薄薄的评传——《文人的黄昏》。从这之后，张恨水“热”起来了。先有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恨水全集》，共收了张恨水小说作品五十三种，一千八百万字。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统计，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这套《张恨水全集》似乎不能称之为全集，也就是说冠名不确。以小说为例，张恨水一生写了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种，三千多万字，而北岳版《张恨水全集》只收有五十三种，一千八百万字，总数上少了近一半，字数上相差一千多万字；以散文、小品、杂感、论着为例，也没收全。而这类作品，根据张恨水研究者估计，大约在六百万至一千万言之间，这对喜爱张恨水作品的新老读者和对“张恨水现象”感兴趣者来说，都是只有怀旧价值而无使用价值的；后有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恨水散文》，共四册。这四大册，一百二十万字的《张恨水散文》，是由徐永龄教授出于对张恨水的尊敬和对学术研究工作的执着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编选的。这对读过张恨水小说的读者来说，不啻为拾遗补阙的善举；对“张恨水现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来说，是可为其衡量定位的可靠参数。
《张恨水散文》第一册正文前收有徐永龄教授的《张恨水散文创作述略》，张恨水之子张正先生的纪念其父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有容乃大》；第四册最后附录以上两位的长篇研究文章：《山窗小品漫评》和《张恨水论评性散文探索》。看过之后，基本上可以对张恨水的散文创作情况有个概念性的了解。
熟悉张恨水其人其作的读者都知道，张恨水的文字生涯始终都是跟报刊息息相关的。如同他的小说，他的近千万字的散文、小品、杂感、论着，均是在民国时期的各种报刊上发表的。由于张恨水的小说声名在读者心目中太大，且买他账的又只限于小说，再加他老先生又热衷于此道，从十九岁时模仿《花月痕》而作《青衫泪》，到解放后不久为上海《新闻报》提供最后一部连载小说《读者外传》，总共计有十五部未写完的小说。以小说成名成家的张恨水在手头积有十五部半成品的情况下，让他再分出心来关照他的附属产品——散文，恐怕有点心有馀而力不足。所以，张恨水生前结集出版的散文仅有一本论述性质的《水浒人物论赞》，一本类似晚明小品风格的《山窗小品》。因为报章文字实即张恨水赖以为生的衣食父母，所以在他近三十年的报人生涯中，终日书写不断，也不足为奇。谈时事，说故人，道掌故，记游踪，论文谭，评生活，张恨水无不想到就写；诗词曲赋、梨园影语、以古喻今、天文地理，也是随手征引；最难得的是张恨水三十年间始终不辍，连年累月，积少成多，终成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写作散文数量最多者之一。
为什么如此高产的散文作家在中国散文史上没有显着的地位和知名度呢？我认为有这么三点可探究：
一、张恨水是无党无派之人士，也没参加过任何有一定社会倾向性的组织和学术流派社团。而“五四运动”后，同人组织、同人杂志则是“青史留名”的必不可少的入围之路。如唐弢、周木斋、柯灵、聂绀弩、秦似几位散文作家聚集在《鲁迅风》半月刊上，继承着鲁迅先生散文杂文的遗绪；梁实秋，王了一、冰心等散文名家集中在《星期评论》、《生活导报》、《改进》这几种刊物上；曹聚仁、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夏丏尊等人则轮流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黎烈文接编后）上，提倡“大众语”运动；而林语堂、周作人则依附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及后来的《今古》、《杂志》，主张着自己的观点，证明着这一派的存在；陈源、顾颉刚、胡适、徐志摩、凌叔华、丁西林、沈从文、冯文炳、俞平伯、蹇先艾这些教授、作家毫无例外地活跃在《现代评论》杂志上。而被冠以“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的散文之作，除了一九三二年开始给上海《晶报》断断续续写了五年随笔之外，几乎与“鸳鸯蝴蝶派”先后办的一百八十余种报刊从没什么交往，甚至还很反感。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写有《有感于上海小报》一文，对“鸳鸯蝴蝶派”的荒唐膀子经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痛恨。既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任何团体的积极态度，又没有闲适的苦茶生活可为，只是抱着传统文人的意识，以中庸的道德操守安身立命，实在是张恨水处于现在这种再高升不上的无可言说的代价。
二、张恨水的散文博而杂，尤其没有形成现代散文被人所共赏的新气息，也是他的散文不能显赫于世的重要原因。鲁迅之所以成为文统的不祧之祖，是由于鲁迅的许多散文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朱自清、茅盾、叶圣陶、冰心的散文，不讲什么大道理，只以淡远的情思包裹着人生的体验和进步的社会观；梁实秋的被承认，完全得益于他盖了一间“完全为的自己”的“雅舍”；周作人则始终如一地写他那种古拙冲澹的小品文；而丰子恺的文风处处体现出一种温厚。就以同属报人、同以报章文学起家的曹聚仁来对比，张恨水的散文无论从数量上（曹聚仁的文章有四千万字），还是流畅地把史识融入文章中，让人感到既长学问，又情趣满溢的别树一帜的文采上，均显得有些索然：既没有形成有别于他人的风格流派，又没有进入现代散文的文化环境。张恨水的不被散文史家看好，也是不能太错怪人家的内因之一。
三、张恨水的散文鲜为人知。这种情况的造成，一是他的小说盛名盖过了散文，二是出版界没有出过一种好的张恨水散文选本，这势必造成张恨水散文在读者心目中无从认同的境地，进而影响到评论家和散文史家的认知度。从目前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四大册《张恨水散文》中看，有许多篇什还是可以排为现代散文名家之列的。
没有读者群的散文大家是不存在的。而目前的事实是，张恨水在散文的数量上确确实实是位高产作家，问题的关键还要看读者和评论界对张恨水散文质量上的认可程度，而我对此事是不乐观的，这是一。第二，既然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曾被不公正地冷遇过，恰值现在散文烂醉的关口，再让张恨水的散文热起来也未必有多大的意思。
（《大公报》，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城》，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4、错了也不宜说
不是读孙犁先生的《曲终集》，真还不知有位散文名家已经和孙犁明枪暗箭地冲突了三年。与王彬彬、王蒙起初的“二王之争”，发展到文坛一景的“世纪之交的冲撞”相比，那位散文名家与孙犁之争，只属局部战争，题材不大，内容亦无什么可供炒作的社会轰动效应，充其量不过是文坛惯有的文人相轻且一直摆不平之类，所以并没有多少看客粉墨登场帮闲，冷清了些也是正常的，以“知道了”表示见怪不怪，亦属不错。
我对孙犁的文章及人格都为之神往，尤其是晚年这一时期的文章和思想，简直出神入化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偏偏因一句“文过饰非”的话，弄出让人打上家门的案例，不但感慨，而且大为不快。
事情的缘起盖因贾平凹筹办《美文》散文月刊之始，派人带信给孙犁，欲求赐文支持。据孙犁说（《曲终集》一一三页），他先给贾平凹回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当前的散文时，感到就是有些散文名家也不注意语法修辞。写到这里，就要举个例证。正好旁边有一张南方赠阅的小报，不知怎么，就有一句不通的话映进了孙犁的眼帘，他老先生也没看上下文，随手就写上了。又因为是信，文字也未经修改，也没有想到发表，更没有想到作者（那位散文名家）能看见，就寄出去了。也许是对此颇有同感吧，贾平凹就把孙犁给他的这封信在《美文》杂志上刊发了（据笔者推测，可能不确），由此便酿成这桩散文名家“棒打”孙犁的个案。
再细看孙犁《致贾平凹》的信，有两节专谈当前散文创作的一些问题：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这也是名家之笔，一篇千字文，有几处如此不讲求的修辞，还能谈到美文？
另有名家，本来一句话，一个词就可说清的意思，他一定连用许多同类的词，像串糖葫芦一样，以证明词汇丰富，不同凡人，这样的美文，也是不足称的。近年五四散文，大受欢迎，盖读者已发见新潮散文，既无内容，文字又不通，上当之余，一种自然取向耳。
孙犁这话虽一针见血了些，对新潮散文也太不屑了一点，可无论是私下谈论或公开发表，似乎都不足以引祸上身。但正如孙犁事发东窗之后才明白过来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