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全书近十四万字，而述其成为“甲骨文之父”的章节，仅有第五章“从金石学家到甲骨文之父”中的第三节，不足六页，约四千余字。从字数和这一节的内容来看，充其量不过是一篇掌故琐谈。明明是一本王懿荣传略或评传之类的书，缘何非要称甲骨文之父？根据何在？出处在哪儿？笔者生怕有所遗漏，又通览全书……自然，根据和出处是找不到的，但也有所获，似乎“引言”中引述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布的新闻全文有些踪影：“今年是中国发现甲骨文九十年周年，为了纪念第一个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先生的卓着成绩，王懿荣纪念馆日前在他的家乡山东半岛烟台市落成……”（按，指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七日，王懿荣纪念馆落成开馆）。再按图索骥，图版七是着名诗人臧克家为王懿荣纪念馆书写的前言，其开篇的两句话是：“王懿荣先生是着名的学者，首先发现甲骨文，为中国文化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图版八，是甲骨学家、商史学家胡厚宣先生同为王懿荣纪念馆书写的前言，其最后一句话为：“王懿荣作为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断代者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想，这些“第一”、“首先”，也许是该书的编撰出版者将王懿荣命名为甲骨文之父的依据吧！可事实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稿和臧、胡二先生也只是将王懿荣称其为甲骨文的发现者，谁也没封王懿荣为父，怎么能把“第一”、“首先”等同为父？！鄙人孤陋寡闻，真不知发现者和什么什么之父能牵挂在一起的究竟几何人许？起码秦始皇陵兵马俑从葬坑和美洲大陆的发现者没被“册封”为父！既为父，就得有为父的道理和说法。而该书的编撰出版者，既没有详尽叙述王懿荣身为甲骨文之父的确切事实，也没有提供王懿荣贵为甲骨文之父的任何新材料，只以“据传”因病购药而得甲骨文的发现过程，和“带着这样的疑问，对所收集到的甲骨文进行研究”这么几句话，就将一个甲骨文之父的桂冠印到书册上，这怎么说，也是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
其二，且不说王懿荣是不是甲骨文之父，就连王懿荣是不是惟一的甲骨文首先发现者也值得商榷。据高增德主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王襄条（书海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五月第一版第二三五页）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甲骨文是怎样发现的”（一九八九年二月第一版第六六七页），人们已知，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前，王襄先生已研究认出这是“龟板”，上面的画痕为殷商时期用以占卜吉凶的记事文字，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极珍贵的资料。《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王襄条是这样表述这件事的：“一八九九年秋，（王襄）与天津书法家孟广慧，首先从商人处购得这种‘朽骨敝甲’，才揭开甲骨文字的秘密。从其《题易稆园殷契拓册》、《题所录贞卜文册》及《殷契墨本选集·序》记载，说明王、孟在王懿荣之前已收集甲骨。”《中国文化知识精华》则如是说：“殷墟所在地的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早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以前，就把刻有商代文字的甲骨，专卖给古董商，但古董商却不认识。一八九八年，潍县古骨商人范寿轩到天津向王襄、孟定生等宿儒请教，他们判断可能是古代的简策，一八九九年范寿轩将购回的甲骨请王襄、孟定生等鉴定，始确定为古代文物与古文字，甲骨文就是这样被发现和鉴定的。当时北京大官僚王懿荣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搜求甲骨文，甲骨文于是为世人所重视。”
笔者不识甲骨文，也不懂甲骨学，所以也没资格说究竟是王懿荣第一，还是王襄在先，但这并不妨碍由此知道甲骨学界和读书出版界，对谁是真正的甲骨文发现者尚有不同说法的这一基本事实的存在。在两者并存的情况下，窃以为，不管着书作文也好，赞同哪一说也罢，都应将还有另一说的基本事实告诉读者的好。这就如同知情不说，知情不报，非礼也甚至非法也一样，明明有了不同的说法和不同的学术材料，《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一书的编撰出版者却视而不见，只字不提也不写。所以往轻了说，是感情用事；往重了说，是故弄玄虚，时间久了，即成事实！当然，假若《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一书的编撰出版者，根本不知道除了山东的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之外，还有人说出身于天津科第世家的王襄，才是甲骨文的真正发现者的话，孰轻孰重，鄙人也懒得说了。只请《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一书的编撰出版者，买一本周简段先生所着《京华感旧录》（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看看其中一篇题为《王襄研究甲骨文》的千字文为好。此书订价港币三十二元，但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前两年我用十五元人民币就买得到，比《甲骨文之父王懿荣》还便宜了零点八元，只是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大公报》，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二〇〇〇年五月八日）
10、“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先生逝世。不久，朱家骅出任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上任后，拟将原先设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内的民族组，改立成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历史语言研究所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执掌。但李方桂对语言学之外的东西，向如闲云野鹤，不管在何时何地，“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长做领导了。而原先一直坚守“参政而不从政”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此时也千呼万唤始出来，做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于是，朱家骅就把出面请李方桂担任民族所所长一职的任务交给了傅斯年。结果可想而知，李方桂坚辞不就。同为一个“有现代思想，又有浓厚传统名节意识的知识分子”，傅斯年当然也想请出第一流的人才出掌一门学科的研究所长，所以他仍一再劝说敦促李方桂就任。一天，傅斯年又找到李方桂说此事，李方桂实在不耐烦了，就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这段学林掌故真是精彩到家，说的高风，答的亮节，双方都有令人肃然的风骨在话里，真是十分耐人寻味。亲见这一场面的马学良对此亦感叹万千，他说：“在那个混浊时代，知识界确有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手枪的闻一多先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先生；但也有一身媚骨，恬不知耻，想的是升官发财，祸国殃民之徒，先生当时所讽刺的正是那些逐臭之夫”（徐樱着《方桂与我五十五年》附录：《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第二〇四至二〇五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五月）。
这事及话，虽发生在李方桂和傅斯年之间，但我并不认为是李方桂不给傅斯年面子，让傅下不了台。以李方桂的性情，就是蔡元培劝他做官，逼急了，他大概也是这话。另外，此言也绝不是专对傅斯年当所长，当总干事说的，一九二八年底李方桂从美回国，年方二十七岁。据李方桂口述：
“船到上海，才一靠岸，就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代表拿了名片，到船上来欢迎我。那时国内的同行，只有赵元任一人。行前我曾和他通过信，说我要回国了。我猜想一定是他，向蔡先生提过了。蔡院长是极有学问又礼贤下士的长者，对于一个二十七岁回国还没下船的小伙子，竟那么郑重其事地派代表接船，我当然很是受宠若惊！定好旅馆，好像是沧州饭店。第二天就请我到他府上吃饭。陪客中有很多大人物。在座的有：杨杏佛总干事，地质学家李四光，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大家谈得非常愉快。当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聘请我为专任研究员。我说我不能应聘，因为我还用着洛氏基金的钱呐，算是洛氏基金的职员。大家说好吧，你暂时还算洛氏基金的人，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聘请和名义，这对于你旅行做调查有便利，否则国内的人说什么是洛氏基金啊？（那个时代的人是多么朴实而天真！）那好吧，我接受聘请而不支薪。如此我就进了中央研究院，一辈子也算没离过职。”（徐樱着《方桂与我五十五年》，三十四页）
一九二九年，李方桂到海南岛作短期海南方言发音试验后，就正式接受了中央研究院又提前议请他作研究员的邀请，并立即写信给洛氏基金会，说他已受聘，不需要他们的资助金了。李方桂为什么辜负他的恩师，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宗师萨皮尔（Edward Sapire）热切盼他归美的期望，决心留在中研院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由赵元任、傅斯年推荐进了中研院，而且一踏入国门，就被傅斯年罗致进了史语所，任最高的专任研究员；二是觉得“中央研究院的好处是从不限定人作什么题目，你能研究什么，就随意研究什么。我那时就决定继续研究语言学”。由此可知，李方桂的志向是做学问，而不是做官；傅斯年是给他“能研究什么，就随意研究什么”好地方的恩人之一。鉴于此，李方桂也决不会以自己是“一等人才”，而挖苦做了多年所长的傅斯年。事实上，傅斯年也并不因为做了所长，做了总干事，就是“三等人才”。能给当时说出这话的李方桂作一长揖，并说自己是“三等人才”的人，能是三等人才吗？这是一等人才才具有的风范，也是那个时代的学人佳话。
由于学术政治化，我们的出版物对李方桂介绍得很少。即便对过去的学人大有兴趣的人，也只能在过去的史料中略知一二。完整的生平和学术事略，只是在其夫人徐樱（名门徐树铮将军的幼女）的这本书中才可看到。不但弥足珍贵，而且对于对那一代学人感兴趣的读者来说，简直可以说是大快朵颐。
李方桂，一九〇二年生于广州，祖籍山西昔阳。一九一五年，就读北京师大附中，一九二一年，考进清华预科。在这本回忆录中，我读到了以前未知的早年清华的一段趣闻，一则掌故，很有意思。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方桂在西雅图的家中，以清华老学长的身份，对几位清华同学叙当年：“那时校规极严，一律男生，全体住校。周末没有家长的信件，不准出校。星期日需按时归校，过时受处罚。三餐是八人一桌，八菜一汤，十分清淡。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一吃饭就是四五碗，菜哪里够吃？就叫厨房加菜。学生贫富不等，富家子弟可以加蛋肉之类，一般的就能加盘咸菜，浇点儿麻油。所以我们常听说加油加油，后来在运动场上常呼加油，就是这个典故。”中国人爱在竞技场上齐声喊“加油”，而且极富中国特色，原来典故出在清华学生身上，不看李方桂的这段话回忆，哪里能知！李方桂接着又讲：“日常伙食都在入学时付清，但加菜不付现，都由厨房赊账。放假和学生们回家时，厨子们都到宿舍门前列队欢送，其实都来讨债的，这也形成当日的一景！有些清寒的学生，年终回家，还是无钱还债，厨子们只有耐心地等，等，等，一直等到他们毕业要出洋了，这时他们可有钱了，不但有留学的官费，还有制装，旅行各项费用。把历年的积债，一律本利还清，皆大欢喜！至于债务究竟是多少，是几年，几分利息，也无人再去罗嗦，可见那时的人情味和责任心是何其纯厚诚恳哪！”
一九二四年，李方桂赴美深造，入密歇根大学插班预科。用了一年时间钻研拉丁文学，以后又从美国历史入手，师从当时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宗师萨皮尔，研究中古美国方言，不但得到了很扎实的中古英文训练，而且还学习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一九二六年，李方桂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除获语言学学士学位之外，还得到一把Phi Beta Kappa铸有姓名的金钥匙。随即，李方桂便转入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在当时结构语言学派的开山大师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指导下，奠定了语言学的基础，一年后就取得硕士学位。李方桂初次进行田野调查，是跟随萨皮尔到北加州做红人语言调查。由于李方桂的出色表现，萨皮尔十分欣赏，对他说：“好了，你出师了。你完全熟悉如何发问，如何处理资料，如何对付发音人了。”这样，李方桂又到了加拿大北部调查红印第安人语言。这种语言，在李方桂调查时，仅有两个人会讲。若不是李方桂当时作了这份艰苦的调查，就连美国人都不可能听到红印第安人的声音了。所以直到现在，李方桂所作的那两个红印第安人的语言调查，不但已成绝响，而且研究语言学的人，至今仍奉为圭臬。再一年，李方桂又取得博士学位。三年连得三个学位，佳绩惊人。
学成回国后，在史语所的日子里，李方桂又把他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汉语历史音韵学，华藏语言学系，以及整个台语语系的比较和历史研究之中。这期间及以后的中文着作有《比较台语手册》、《龙州土语》、《莫话纪略》、《切韵的来源》、《上古音研究》等。一个语言学家，按理说不该出现因语言不通，立即打道回府的事。但李方桂偏偏干过这么一件事。一九六二年，已被华盛顿大学聘作教授十几年的李方桂，借休假的机会，准备用九个月的时间，“放洋”十六国和香港、台湾等地。到过荷兰、希腊、德国、卢森堡、瑞士、法国、英国、意大利、丹麦、瑞典、希腊、土耳其十二国之后，接着就是印度。按计划，李方桂和太太徐樱要在印度游历十五天，可第三天李方桂就要束装离去。徐樱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已然走了十二个国家，文字虽然各异，但语言上他从没感到多少困难。谁知一到印度，经卷佛号虽然方桂在梵文藏文里是久已熟悉的，可是印度满街上所说的俗语，他可一窍不通！一个语言学家，一旦感觉某种语言对他失去了基本效用，其苦恼是和我们堵了耳朵听话，或者是蒙了眼睛看书一样。所以他说：‘此处不可久留，快走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