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伉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已退休的着名外国地名研究专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主编过两本颇受读者欢迎的世界地理资料性的工具书——《世界自然地理手册》和《世界人文地理手册》，并翻译过美国C·S·小赫尔伯特编的《地球科学百科全书》；一九九三年，主编了《世界社会文化地理手册》；一九九六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的《世界地名词典》（修订版），他是主要编写人之一。一九九八年，由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地名探源》，则是他多年来用散文随笔所写有关外国地名各种问题，包括轶事、趣闻在内的大小五百三十九篇文章的结集。全书八十万字，分十卷。这种字数，这种厚度，就是以一个专写散文随笔的作家来衡量，也是够重量的。一个着名的外国地名研究专家，肯在日常的资料涉猎中，将报刊上和我们平时经常误用曲解的形形色色的外国地名，加以匡正和纠误，并用严谨有序、很有文章修养的笔法，向读者介绍有关外国地名本身“身世”的种种常识，且在这种常识中择“尤”选“要”，针对我们目前“最主要、最常见、最常用、最具代表意义、最足以说明某种或某些问题的地名，尤其注意摭取与某些重大历史——现实事件有关的地名”，或解疑释惑，或娓娓道来，尤其警醒我们在日益广泛的全球化交往中，少出如同搞错人的姓名那样弄出外国地名的舛误和笑话，刘伉实为第一人。
诚如刘伉所说：“当今的世界事务和与之有关的各种社会活动，几乎都要同地名打交道，凡事几乎无不有地名穿插其间。人们因而要经常、频繁、大量地使用它们。惜乎往往仅仅限于使用，而对于外国地名本身的种种‘内情’，就似乎比较隔膜，不甚了了。这未免不是知识上的一种缺欠。更有进者，还难免因此出现差错、失误，轻则流为笑谈，重则贻误事功。”这话绝非耸人听闻，不但刘伉在书中多有实例，笔者最近还遇到一件更让人吃惊的事。一九九八年九月，笔者服务的杂志上刊发了辽宁省一名中学生的一封读者来信性质的文章，《Republic of Ireland于名无据的爱尔兰全称》，主要针对高一英语新教材的这个舛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刊出后不久，就收到某大学外语学院一位副教授、文学博士的来信和纠正文章，认为称爱尔兰为“Republic ofIreland”绝对没错，更有证据说爱尔兰驻华使馆的馆牌就是这样写的。文章虽小，兹事体大，一旦弄出外交事端，那将是严重的责任事件。笔者自然不敢怠慢，急请刘伉审断对错，“火线救国”。刘伉很快给笔者一个定心丸，除了肯定我们刊物所发此文是对的，而且亲自骑自行车到爱尔兰使馆，眼见为实地看到爱尔兰使馆的馆牌根本没有什么“Republic”（共和国），只有“Ireland”（爱尔兰）。由此我想，一个大学外语学院的副教授、文学博士尚且都对外国地名有如此种种切切的误解，何况他人？所以我不但对刘伉殚精竭虑地介绍、传播、普及外国地名知识的社会责任感深感敬佩，同时，他那绝不把不确定的知识误导给读者的一贯学风道德和做学问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令我感动。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刘伉称得上介绍、传播和普及外国地名知识的“文化大使”。
目前，专家学者的散文随笔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恐怕是内中有知识可得。现在刘伉的这本专写外国地名方面的散文随笔集又横空出世，除去书名“探源”有些专业色彩外，文笔的流畅和文辞的讲究，内容的新颖和好看，都是可以和专业作家所写的那些美文相媲美的；而书中所谈的有关外国地名的知识，则是别的书中所看不到的或不是这么种写法的。更为实用的是，《外国地名探源》可常备案头，或“丰富知识，增广见闻，扩展眼界，开阔视野”，或当工具书来用，让你少犯外国地名知识方面的错误等等，都是很好的。
（《大公报》，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
16、留住斯文·赫定的探险梦
李国涛先生刊发在《中国方域》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的《一部关于亚洲腹地的大着》，使我放下手头的活儿，将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以及解放后我国学者邢玉林、林世田所写的第一部有关外国探险家的传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翻出细读。一是为李先生的未泯童趣所感召，二是狗尾续貂，就我略知的有关斯文·赫定的史料，向读者作一简介，借以留住斯文·赫定的探险梦。
斯文·赫定（Sven Ahders Hedin），瑞典地理探险、探测家，生于一八六五年，卒于一九五二年。在其八十七年的生命中，有五十年生活在探测、探险的生活和旅途中。当然，这期间他也不忘着述。因为在当时，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虽说已经结束，但人类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尚待探险考察。冒死去“生命禁区”，又能活着回来的，最好的传名方法，就是写本旅行记了。尤其是一些有着天文、历史、地理知识的人，一旦从一条路线旅行探险成功，他就很快能将沿途的地理、史事、民俗等情况记录成书，并把经历和冒险事件一同成为地理科学的基础资料进行传播。斯文·赫定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旅行探险考察家和游记作家。从他的《中瑞科学考察报告》（三十五卷）、《中亚考察报告》、《西藏南部》、《冈底斯山》、《戈壁沙漠横渡记》、《浪迹无定的湖泊》、《丝路》等着述目录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正副产品交互访问读者的心智。
斯文·赫定的闻名于世，是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当时他在丝绸之路上漫游，与维吾尔向导艾尔迪克一道，偶然发现了已消失一千多年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重镇楼兰，一下子引起世界学界的轰动。他在中国暴得大名，却缘于一件事、一本书。一件事就是在一九二七年，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了约十余次的协商，终在同年四月二十六日签订了共有十九条的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协议。全团由二十七人组成，其中中方十人，团长即是为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作序、并将此书比作《鲁滨逊漂流记》和《西游记》的徐旭生（炳昶），由瑞典、丹麦和德国组成的外方十七人，团长便是斯文·赫定。这次历时二年的科学考查，除了开创中外科技合作活动的先河，还在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既定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鲁迅对此事也极为关注，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六日的日记中记：“为东方杂志作信与徐旭生征稿。”徐旭生在一九三〇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的《徐旭生西游日记·叙言》中说：“《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一年多。”为什么“迁延”？实是因为徐旭生要对《日记》所记的事情，全部经过一次考核。可徐旭生始终记着鲁迅向他征稿这件事，《徐旭生西游日记》的这篇序言，即是徐旭生乘印行他的日记之便，将鲁迅当时要的文章补写出来的。为此，徐旭生还在序言中，特别“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意”。《徐旭生西游日记》印行后，徐旭生即将这部三卷的日记赠送鲁迅。此书也成为鲁迅一万四千多种藏书的一种。因此，鲁迅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四日的日记中也有“得徐旭生所赠自着《西游日记》一部三本”的记载。
稍后两年，又有一支中法学术考察团组成。在赴新疆的途中，由于法方团员在宣化摄照妇女小脚及乞丐，并且污辱中方团员为“黄色远征队”，中方团员提出抗议后，这些所谓的法方科学家不但不道歉，反而没事儿样地置若罔闻。为此，中方六位团员到酒泉后就退出了这个考察团，以致考察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未及开展考察事宜，便不得不草草收场。此事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连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在沪与《民国日报》记者谈：“中法学术考察团法国团长卜安殴辱华方团员事，北平学术界咸甚愤慨。外交方面传出消息，卜安已撤职，由蒲鲁代其事，并担保此后不致发生同样之不幸事。”同是西北科考，为什么中方和以斯文·赫定为首的瑞方能成功，而法方就失败了呢？我们不妨听一下斯文·赫定怎么说：“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地违犯中国国民的感情，因此遇到困难的事，在我们中绝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国内是在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如果那些客人对于自身的利益，没有适当的机变和智慧，用宽宏合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中国主人，由于他们不好的态度，自身必食其报。就我所关涉的说，我将永不忘记这六年的快乐时光，我能有这种特别机会与新中国的一些最特殊的学者在野外同北平工作。我抱着同情及感谢终身愿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这话是斯文·赫定在《我的探险生涯·自序》中说的。而且是说在六七十年前的，不容易。
一本书就是李国涛先生向读者推荐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二十世纪前半叶，正是我国全民爱国救亡运动大兴起之时。当时的学人和民众对西北科学考查团也是相当关注的，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斯文·赫定的兴趣。一九三四年，由李述礼译的这本《亚洲腹地旅行记》，可以说出版的正逢其时。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疆沙漠游记》（一九九二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合译的第二个读本，书名为《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五〉》），但影响远不如李述礼译的这本大。可以说，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是一本吸引了几代读者的好书。直到五十多年后，读书如伴侣的李国涛先生读着还如迷如醉，足见此书的魅力。这与目前流行于世的走过什么地方相比较，也许更说明问题：前些天，我给一位欲去西藏的朋友买了七八本“发现西藏”、“聆听西藏”的书，好看不好看另说，单是书价就怕人得很，几近二百四十元了！而《亚洲腹地旅行记》，我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万圣书园买的，还是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的原价，区区二四〇元！现在的游记尽是商业包装或公款往返后的泡沫之作，读者若是相信李先生的话，还是买一本过去的游记不会上当。经验不是理念：旧事好，旧的旅行记也好。
（《读书》，二〇〇〇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