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数不清的思维误区。将语言与行动作为对立的范畴，便是其中之一。而事实上，语言和行动并不一定对立和排斥，有时甚至很难准确地将两者加以区分。语言是行动的先导和伴随物，行动是无声的语言，而且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行动。
国人中有人对改革的理论不屑一顾，对改革的阐释和报道啧有烦言。他们认为，干就可以了，用不着去研究什么解释什么宣传什么。我想，这是对过去那种形式主义的学习宣传的逆反心理，它的产生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不加以改变，仍然一味地要求公民学这学那啃大厚本，要求公民人人成为饱学马列的专家，这种心理便会更加强烈，理论的传播将更加困难。
美味可以伤胃，但伤胃的并非美味本身，而是没有选准适合自己口味的美味，或者贪食而撑伤了胃。理论之于公众，也是如此。倘能有适合时代需要且在内容与数量上都可为群众接受的理论，公众排斥它就无异于因噎废食，而并非明智的选择。
伟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他处在需要革命的年代，考虑的自然是革命问题。如果我们将他的话做逻辑移植，便可得出没有改革的理论便没有改革的实践的结论。提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国人不会陌生。倘没有这次牵动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其后邓小平同志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很难设想会有农村、城市的改革以及今天使人心旌摇荡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跨世纪的伟大进军。因此可以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属于言论范畴，但也确实是改革最初的也是最辉煌的行动。
近日把玩古书，读到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此文“起写武氏之罪不容诛，次写起兵之事不可缓，末则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雄文劲采，足以壮军声而作义勇”。这篇檄文本身，也可以视作是打着维护正统王权旗号的对王权的一次冲击，是一次在历史层面上刻下深刻痕迹的行动。
顺着这个思路，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独立宣言》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革命军》《猛回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行动，安徽凤阳十几户农民为分田而签的生死文书是改革的行动，而且是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壮烈的行动之一。
１９９２年初春，邓小平同志在南行时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要再大一些，步子要再快一些，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的谈话，便是新时期伟大进军的第一步。
厌倦了假话空话大话废话的人们，当此之时，不应当不分内容，一概地拒绝忠告，厌弃正确的理论了。要走好今后的路子，首先应当学习和掌握好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要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振奋精神上做好第一篇文章，从而写出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一系列锦绣文章。没有解放思想这一步，就迈不好深化改革的下一步。
（载1992年7月15日《银川晚报》）